性別研究

制度、組織、人事……等不同途徑來探討女性軍人的身分角色問題，瞭解女性軍 人的現況，以及如何幫助女性軍人在整體服務效益上得以提昇。第三節性別在職 場角色調適：透過在陽剛性較強的組織（如消防人員、警察及校長等三種角色）

及陰柔性居多的組織（如彩妝師、護理人員等）思考女性在融入職場時所採用的 策略。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性別研究

在現代社會的就業市場中，性別議題的討論經常聚焦在「同工同酬」、「性 別歧視」、「性別偏見」、「家庭與工作的兩難」、「育兒問題」等議題上。然 而，對女性而言，由於教育機會的增加與擴大，以及性別主流化的影響，女性進 入傳統上歸屬為男性職業的工作場域，例如軍隊或軍事組織，不再是不可能的 事。（羅晴云，2008）

在十八世紀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家庭權力結構主要是以父權中心的。

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處於自給自足為基礎的中國封建社會，人與人間的分工的自 然形式──男耕女織。男人控制了土地所有權，體力生產的工作多數都由男子來 完成，女子的經濟地位低下，地位下降，結果家族撫養便落在男子身上，女子在 經濟上便成為男子的隸屬，因此男人掌握權威。即便如此，家庭中實際進行的事 物都是以女人為中心的，因為女人負責大多數的生產工作，包括養育小孩。女人 在當時的地位是相當矛盾的──她們是權力結構中的從屬者，可是在角色結構中 女人卻是不可或缺的。女性因為失掉了經濟上的平等，精神上的獨立也被剝奪，

喪失了自主能力。其次，封閉的家族同體，使女子在相當程度上與社會生產勞動 脫離，同時也減少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削弱了女性的獨立性，其社會角色亦 隨之消失，女性被視為家庭的附屬品角色。女性的生存形色逐漸地演化為僅供家 族傳宗接代，女性的權益受到蔑視

十九世紀的工業經濟發展，改變了婦女工作的定義，仍操持傳統家務的婦女，

已不再被視為有「工作」，唯有出外工作者才被稱為職業婦女，此時多數女性從

事的工作多與家務及工廠有關，工作項目與薪資隱含性別歧視，且女工多被迫按 件計酬而非領固定薪資。女性工作類別雖有成長的趨勢，但仍限制於非技術性的 工作。1930 年代美國羅斯福政府所制定較為平等的「勞工保護法」仍允許四分 之一行業的婦女最低工資可低於男性，而這些行業又以婦女為主要勞動力。

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男人離家工作為家庭生活製造了緊張，而女人離家工作 也產生了同樣的影響。這並不是單純因為女權運動而造成的，也不是因為女人現 在比過去更可能「選擇」出外工作。這是經濟與家庭結構之間持續不斷的緊張關 係直接造成的後果，這種緊張關係一度在某個階級中，藉由把妻子和母親留在 家，讓她們經濟上倚賴丈夫而暫時獲得解決。然而，當妻子和母親們在家庭之外 找到受薪工作時，這種舊的解決緊張的方式就失效。當這種性別經濟獨立成為可 能後，他改變了家庭生活的形貌，以及女人、男人和小孩彼此間的關係（Allan G.Johnson，2006）。1951 年聯合國通過的「男女同一報酬公約」，為人權史上 首度具體保障女性平等經濟權利的公約；1958 年聯合國通過的職業差別禁止公 約中，性別歧視亦為保障項目之一（林心如，1998），但是我們從社會變遷的脈 絡來看，近兩百年來，女性的地位與處境確實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尤其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加上第二波婦女運動的推波助瀾，女性在 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參與上，均直接捲入了性別角色社會建構的過程。然而，與 其說婦女運動是在關注社會上某個團體的利益，或者它們的關注焦點限於女性議 題，毋寧說婦女運動是基於對平等、自主與正義等普遍價值的重視而引發了一連 串對性別角色再建構的過程（Pakulski，1991，轉引自周海娟，2009）。

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些女性逐漸捨棄了傳統社會的人格特質，越來越 多的女性強調個人的自我發展。從Abraham Maslow的心理需求層階論來看，³ 這些女性不像傳統女性一樣滯留於情感歸屬需求及家庭自我尊嚴需求的滿足，而 進一步追求事業上之自我尊嚴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能應付這類需求的主 要人格是堅強、獨立、自主、主動、積極、穩健、善謀、競爭等，而這些均是現 代化的人格特質（楊國樞、瞿海源，1974；瞿海源，1971；轉引自李美枝，1990：

13 頁）。

由於個人生活背景不同，社會化歷程不盡相同，所受教育程度有高有低。

就角色而言，Judith M. Bardwick 認為現代的女性可以分成以家庭為重、兼顧家 庭與事業及以事業為重的三種女性類型。相應於女性角色的變遷，女性們所具備 現代化及傳統化人格特質的相對比重呈現有相當個別差異的現象，會有越來越多 的女性其性格中融入傳統上原屬男性化的人格特質（Bardwick，1971，轉引自李

3 Maslow 的心理需求層階論，認為人的心理需求包含有生理、安全感、情感歸屬、尊嚴、認知 與美感及自我實現等需求。這些需求依序由下往上提升。

美枝，1990：13 頁）。女性角色的改變也連帶影響男性角色的改變，男女角色 改變的結果之ㄧ，即是產生兩性化的人格（androgyny personality）－－兼具男女 人格特質或剛柔並濟特性的人格（李美枝，1990）。當職場上湧入越來越多的女 性，漸漸地男性從先天上的優勢（如體力），讓後來居上趨勢的女性可以在同一 場合平起平坐時，才驚覺若女性成就不再是個案而是趨勢時，讓男性不得不正視 女性在職場上的努力。而現代女性在職場上為了讓人尊重其專業必須隱藏刻板印 象的女性特質，從外貌、言談、行為及智慧上要比男性付出更多一倍的努力，證 明自身的專業不是依靠性別而是站在公平的層級上獲得成就，兩性化人格於焉產 生。

Moss R. Kanter從組織結構觀察女性工作者的地位，提出「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的概念，用以指稱女性在組織中的機會受阻。她從機會、權力和 比例三個層次解釋組織中個人的行為。在組織中，機會較少者（例如，祕書）與 機會較多者（例如，經理）的期望和表現明顯不同，前者較缺乏自尊和期望，傾 向獲得立即的報酬，並尋求同儕團體的內部保護；後者正好相反，他／她們有較 高的自尊，較具競爭力，認同組織，且傾向取得權力。Kanter 將權力視為動員 資源以支持個人利益的能力，高權力者與低權力者的行為模式亦不同，前者傾向 威權、從屬、強制性、批判的，而且較沒有人緣；後者則是較間接的、鼓勵部屬 的、樂於助人的，且受人歡迎的。比例則是指組織中既有的社會混合（social mix），人數比例少者往往成為注目的焦點（例如，女性主管）而倍感壓力，且 被刻板印象化，尤其，當一個組織由單一性別的成員支配時，另一個性別的人似 乎就成了裝飾品。人數比例高者則易和團體打成一片，更直接地建立網絡關係和 認識贊助者，同時能自信地展示自我。因此，由於人數比例的懸殊而使得彼此的 界限升高，進而顯現出主宰團體對其同類的重視，以及為排除「花瓶」團體而誇 大兩個團體間的差異。P.B. Hanna在〈美國女性軍人職業壓力觀〉一文中，引用 1989年7月31日海軍時報（Navy Times）的一封男性軍官投書為例，清楚說明界 限升高後的「排除」與「誇大」：（轉引自Addis, Russo and Sebesta，1998：69）

「戰士即殺手！假如有人不能殺人，不論是何原因，那個人都沒有資格被稱為戰 士。男性比女性更適合擔任戰士，因為男性在戰爭中要比女性更會殺人。女性在 戰場上無法與男性競爭，如同無法在專業運動與男性競爭一樣，甚至在承平時 期，女性擔任美國的戰士是一項困擾。在戰時，女性擔任美國的戰士只會導致不 光榮的失敗。」（1989年7月31日海軍時報（Navy Times）的一封男性軍官投書，

轉引自周海娟，2009）

在Kanter的分析有兩個重點：第一，兩性在組織中的行為，須從其所在位置 來解釋，而非其個人性別或屬性。因此，男性也許不是主動地歧視女性，而是女 性在組織中的位置、工作與行為表現，使她們顯得被動、缺乏組織承諾，且不易

有所表現所致。第二，上述的模式其實是一種自我再生產的模式，換言之，那可 能是一種惡性循環。Walby對父權制公共化的論述是建構論的另一個重要代表，

她將分析的焦點放在整個父權制的結構上，她認為，父權制是一個內部彼此關聯 的社會結構體系，它滲透在各種社會制度裡，男性透過此體系化的制度設計剝削 女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只不過是從私領域的父權制（private patriarchy）轉 化為公領域的父權制（public patriarchy）而已（Sylvia Walby，1986; 1990）。在 傳統社會私領域的父權制裡，父權制展現在家庭的領域，男性透過父親與丈夫的 角色，對女性進行直接的剝削，Walby 稱之為私有化的父權制（privatised patriarchy）。女性被高度地限制在家庭領域裡，雖然從事家務勞動，但並不被 視為是「工作」，因為它們不會帶來經濟上的實質收入。隨著現代國家形式的發 展，它逐漸轉變為福利國家公領域父權的一環，在現代社會的公共化父權制中，

雖然女性得以進入公領域（例如，就業），但卻是居於從屬地位。同時，Walby 也指出使父權制得以維繫的重要場域：家庭、工作、國家與文化形式。事實上，

雖然女性得以進入公領域（例如，就業），但卻是居於從屬地位。同時，Walby 也指出使父權制得以維繫的重要場域：家庭、工作、國家與文化形式。事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