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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與宣傳其暴力行為，營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藉此引起閱聽衆的焦慮與恐慌，
從而提高恐怖組織自身的影響力與知名度。
第二節 恐怖組織與大衆媒體
在民主社會裡，尤其開放、多元化的西方國家，恐怖主義與大衆媒體形成了
「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兩者被廣泛認為是不可避免地扣聯在一起，
原因在於恐怖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向民衆散播恐懼和威脅、輸出政治意識的
「心理武器」（psychological weapon）。在此共生關係中，大衆媒體不自覺地淪為 了恐怖組織的宣傳工具。（Wilkinson 2006：147）
部分西方學者將恐怖主義的擴散與武裝暴力活動的劇增，歸咎於大衆媒體大肆 地報導，使恐怖組織有發聲的管道，宣揚自身的政治思想或宗教理念，號召和徵得 更多「聖戰士」的加入。他們普遍認為，大衆媒體和恐怖組織關係密切，大幅報導 有關恐怖活動的消息，將會增強恐怖組織成員的信心，增長組織的囂張氣焰，甚至 鼓勵新恐怖組織的形成。
Walter Laqueur（2001：43-44）指出，傳統恐怖主義就是「以行動宣傳」，而 宣傳需要媒體的力量與配合。他將新聞記者形容為「恐怖分子的好友」 （the terrorists’ best friend），媒體配合恐怖組織，讓恐怖行動的曝光率最大化，兩者是 各取所需的關係——恐怖分子需要媒體協助宣傳，媒體需要恐怖活動作為吸引觀衆 眼球的刺激題材。2
美國危機傳播專家 James E. Lukaszewski（1987）則認為，媒體報導和恐怖主義 是一對不可分割的靈魂伴侶（inseparable soul mates）；他們共同編了一支「死亡之
2 此觀點認為大衆媒體競逐商業利益，為滿足市場需求而為虎作倀，對大衆媒體是頗為嚴重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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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一方是出自於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動機，另一方則是為了商業利益的考量。恐 怖組織需要一個替他們宣傳、發聲和傳遞訊息的渠道，媒體無疑是最適合亦樂於配 合的得力助手。3
恐怖分子有意識地利用大衆媒體擴大恐懼效果，加劇民衆的恐慌情緒，甚至獲 得「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權力。大衆媒體因持續地大幅報導恐怖活動，
使恐怖組織的存在、攻擊方式和目標群衆廣為人知，結果引來各方的討伐與謾罵，
指其因急功近利和主觀意識偏向，追求扭曲的新聞價值，而忽略了新聞報導會否對 反恐行動帶來消極作用與負面影響，尤其過於詳細剖析恐怖活動場面與行動細節，
以及繪聲繪色的渲染性報導，變相地為恐怖分子免費宣揚其暴力行徑，教唆潛在恐 怖分子從事恐怖活動，甚至為其他恐怖分子提供行動策略和實際技能的指導。
恐怖分子通過媒體，不斷擴大勢力與影響力，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不過站在 新聞學的角度觀之，新聞自由是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媒體具有採訪、報導、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而全人類皆享有「傳播權」，包 括「知的權利」與「媒體近用權」。「知情權」（right to know）是支持新聞自由 的理論基礎，若將報導恐怖事件的媒體視為「為虎作倀」，不僅是對大衆媒體的嚴 重指控，更是侵犯了新聞自由與民衆知情權的基本權利。
中國學者胡聯合（2002：125-143）指出，西方媒體對恐怖主義的滋生與泛濫 起著嚴重的消極作用。他批評，在自詡為「自由、民主」的西方社會，西方國家雖 自我標榜為新聞自由的國度，但在新聞報導上卻偏向片面的、選擇性的和單一的方 式來提供訊息與描述事實。4西方媒體對恐怖活動的宣傳報導，使恐怖分子的政治 主張與觀點，得到廣泛傳播，從而在客觀上對恐怖主義的擴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 用。
3 同註 2。
4 本研究不認同此說法，西方國家新聞自由指數普遍均高，而新聞自由指數是以新聞多元化、媒體
的獨立性、媒體內部自我審查、立法框架、透明度和基礎設施為評比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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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將恐怖主義的蔓延歸咎於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制，但開放自由的媒體並非 滋長與壯大恐怖主義的「幫兇」。就新聞傳播學而言，新聞報導是向大眾傳遞真實 的、需要關注的事實之資訊來源，追求的正是將消息傳播出去而廣為人知，而媒體 擁有使公眾獲得知情權，而進行資訊尋求和採集的權利，因此報導恐怖事件是正當 體現新聞自由、滿足民衆知情權之行為。
相較於西方國家對恐怖攻擊事件的資訊公開與透明程度，中國大陸政府對一切 恐怖事件採取嚴格管控的舉措。一旦有暴亂騷動事件，中國大陸政府大多在第一時 間清理現場並封鎖相關資訊，限境內與國際媒體報導，對恐怖事件中的人、事、物 閉口不談或避重就輕帶過。中國大陸政府切斷民衆獲得消息的來源，而媒體依照政 府指示行事，對恐怖事件隻字不提，但長期的鎮壓政策卻導致恐怖事件連連，凸顯 出「禁聲」的反恐措施效果不彰。
大衆媒體追求故事性、戲劇性的新聞題材，進入影像時代後，更提出畫面要有 衝擊力及震撼效果的要求。恐怖分子十分瞭解大衆媒體的運作特點，於是他們制定 自身宣傳策略和恐怖活動，期待吸引更多的關注，擴大其在社會中的影響。「9·11」
恐怖事件正是具備了這種特徵。（劉繼南等 2004：156）
雖然恐怖分子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是媒體關注的重點，但「9·11」事件的轟動性 史無前例，事發後連續五天成了美國無廣告突發新聞（commercial-free breaking news）的頭條；同時，在接下來的六個禮拜內，依然受到 90%的民衆與大衆媒體 的持續關注。除了佔據新聞臺大幅報導量，體育和娛樂頻道也隨之跟進報導或更改 節目單——FOX 體育頻道僅播放美國國旗的圖像，《新聞週刊》（Newsweek）和
《時代 雜誌》 （ Time magazine ）皆 以「9 ·11」事件 為 封 面內容 。（ Barnett &
Reynolds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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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襲擊的策劃者清楚地意識到，上述的媒體效應正是他們強烈追求的，
通過對美國沉重的打擊，他們的行為將會成為媒體的焦點，同時實現最重要的媒體 目標：宣傳自身的組織、政治事業、申訴與要求。恐怖分子利用大衆媒體掌控全球 議程（global agenda），行動宣傳的過程中也實現部分政治目標——將世人的討論 重點，從對數千人的悼念轉移到恐怖組織身上。（Nacos 2003：5；Weimann 2007：
2-3）
「9·11」事件後，全世界的觀衆通過大衆媒體，親眼目睹了「廿一世紀最嚴重 的恐怖事件」，原本在好萊塢電影才會發生的劇情，在現實中真實上演，這是人們 始料不及的。電視裡反復播放五角大廈被撞擊後倒塌的畫面，現場血腥的照片充斥 報紙頭條，如此強烈的視覺衝擊讓閱聽衆彷彿身在現場，焦慮不安的情緒籠罩整個 美國社會，形成「恐慌文化」。
媒介恐怖論認為，對恐怖行為和暴力活動進行大規模報導，符合民主社會的價 值觀和新聞學的報導原則。雖然兩者具有政治的目的性、行動的非法性、效果的恐 怖性、手段的殘暴性和受害者的無辜性，客觀報導會導致產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現象，
並給恐怖分子增添成就感，甚至起到反宣傳的作用，但是對新聞事件進行真實、客 觀、公正地報導依然是新聞媒體不可推卸的責任。（邵培仁 2007：28）
恐怖分子通過製造恐怖活動，提供媒體戲劇性的新聞內容，利用「第四權」的 力量，實現進入社會議程的目標，達到恐怖組織的政治訴求。新聞媒體直接或間接 地配合恐怖組織加劇社會的恐怖效果，尤其在奉行自由主義的社會裡，開放的媒體 環境使恐怖效果產生放大效應（amplification effect），製造巨大的心理創傷與恐懼，
更容易獲得強烈的迴響。
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 Wole Soyinka（Soyinka 2004 ／陳雅汝譯 2007 ：39-107）認為，恐懼的散播者不是設法使人凝聚，就是設法使人盲目。恐怖分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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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支配人們的日常行動，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
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恐懼的情緒（emotion of fear）讓人喪失意志（volition）、
自由與尊嚴，原在正常生活裡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變得緊縮，戒慎恐懼取代了自發 性或例行性的規範。
由於恐怖事件具有足夠的新聞價值，而且涉及市民個人安全，加上西方媒體的 激烈競爭關係，恐怖事件又符合西方媒體追求及時性、異常性、衝突性、戲劇性、
娛樂性的新聞性質；在媒體運行機制與利益至上的雙重驅動下，西方媒體不會放棄 恐怖事件的報導，反之熱衷追逐和報導恐怖活動。因此，大衆媒體成了恐怖分子的 另一種武器，通過其動員製造西方社會的輿論。（邵志擇 2006：54-55）
恐怖分子深諳新聞價值是各大媒體競相追逐的目標，於是憑著符合新聞價值趨 向的條件，成功打亂正常的新聞流程，登上新聞頭條，使大衆媒體成為自身主要的 宣傳者，同時是控制宣傳者的「新聞產製者」。恐怖分子著重恐怖活動是否「站在 舞臺中央」引人注目，媒體的評價與態度非其關心的重點，一旦無法喚起媒體和民 衆的注意，他們將不惜以更重大的傷亡、更駭人聽聞的面貌製造社會轟動。
鑒於恐怖分子與大衆媒體之間「互相提供養分」的傾向，媒體因淪為恐怖分子 宣傳工具，而招致各方的批評與譴責。面對如此形勢，部分西方媒體為了避免恐怖 分子死後被民衆「歌功頌德」、獲取知名度，促進模仿效應，決定停止在新聞報導 中刊登或播出恐怖襲擊者的所有個人資訊、經歷和照片，甚至連恐怖分子的姓名也 不再提及。（中國新聞網 2016）
大衆媒體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恐怖事件涉及人民的性命與財產的安全 問題，媒體是有責任與義務將事情的真相公諸於世，滿足民衆的知曉需求；但另一
大衆媒體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恐怖事件涉及人民的性命與財產的安全 問題，媒體是有責任與義務將事情的真相公諸於世，滿足民衆的知曉需求；但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