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書》研究的延續及其轉向
第二節 惠棟之《前漢書》批校：尊「漢學」而「用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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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尤注意本書互證及《史》、《漢》互證，釐清了基本問題。同時，清代官本 承認顏師古《注》的權威地位，其態度與意見延續唐代以來的官方立場。而其考 證所用之方法、切入之視角，與清初以來的考史風格無甚大異。武英殿本之修訂，
亦帶動了學者對於經、史考證之熱情。
何焯之《義門讀書記》，其中《漢書》、《三國志》部分編訂並刊行於乾隆十 年，同一年，武英殿官本《漢書》及《考證》成。清初民間、官方對於《漢書》
之研究均告罄，標誌《漢書》的初步問題得到了解決。乾隆九年，惠棟《易漢學》
稿初成，其「漢學」的學術觀念始影響學術界，而《漢書》研究之解釋典範亦漸 於「轉向」。
第二節 惠棟之《前漢書》批校：尊「漢學」而「用古注」
清代《漢書》研究隨板本之整理而日趨深入，惠棟首先觸及其解釋層面的問 題，促成了《漢書》研究的「轉向」，其〈九經古義述首〉對此種解經觀念進行 了說明：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 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 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 可廢也。107
在研究經典時，惠棟主張以訓詁之學通經釋義，通過「識字審意」的方法進而獲 取經義。蓋所謂「經之義存乎訓」，「經」、「義」、「訓」三者在解釋經典的過程中 是相互聯繫的，惠氏由是標榜依「古義」而重新解釋經典。依張師素卿之言，即 所謂「漢學」的解釋典範。108此一典範為惠氏所開，歷來學者均目之為治經準則。
然而，此種從「識字審音」到「知其義」的過程，不僅適用於解經，也通用於對
107 ［清］惠棟：《九經古義》，《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九，頁 1。
108 惠棟所謂「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詳見張師素卿〈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惠棟 的經學管窺〉一文（收入《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3 年，頁 781—
318）；師著《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對此一屬於「漢學」的解釋類型進行了進一步的歸納與概括：
「惠棟『漢學』作為一種經學的新典範，就其旨趣而言，它揭示了『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
主張根據經典以考論義理，其意向仍蘊含經世致用的終極關懷；就其方法而言，它開展出博考漢 儒古訓。據以解釋經典的學術途徑，關注於經典的歷史脈絡，冀能溝通今、古語言的差異，訓詁 之學成為理解經文、探討義理的進路，就其經解形式而言，它廣搜博考，經典的解釋即存乎以『述』
為主的徵引考據中，『古義』成為表徵『漢學』門徑的一種解釋類型。」（頁38）根據張師素卿之 言，惠棟的「漢學」解釋典範，其核心為「古義」，「古義」具有解釋上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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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史書的研究。惠氏家藏明北監本《前漢書》批校給予了吾人重要的啟示與參考，
其卷首有惠棟題識云：
此先曾王父百歲堂藏書也。硃筆為先君閱本，墨筆及注乃棟參也。余家世 通漢學，嘗謂亂《左傳》者杜預，亂《漢書》者顏籀；故《左傳》扶賈、
服，《漢書》用古注。一經一史，淆亂已久，他日當為兩書刪注，以存古 義詔後學耳。109
惠棟於此題識中提出了治《左傳》、《漢書》分別的研究標準，在他看來「一經一 史淆亂已久」，為了「存古義詔後學」，所以《左傳》需要「扶賈、服」，而《漢 書》需要「用古注」，如此建立以「存古義」為主旨的新的解釋類型。惠氏以「漢 學」治《左傳》，捐棄杜預《注》，明確以賈逵（30—101）、服虔舊注注作為註釋
《左傳》的標準，後來撰成《左傳補注》六卷，此為世所共知。與此同時，惠棟 闡發「《漢書》用古注」的治學原則，乃以顏師古《漢書注》作為針砭對象，否 定顏師古《注》自唐以來解釋《漢書》的權威地位，一依舊注為詮釋依歸。「一 經一史」在惠棟的思考中始成一共同關聯之架構。然則其將其「漢學」觀念推衍 到史書？「《漢書》用古注」的內涵與解釋特性是甚麼？對清代《漢書》研究的 發展又有何作用？110這都是吾人接下來要釐清的問題。
一、惠批本的基本情況
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惠士奇（字天牧，號半農，1671－1741）、惠棟父子批 校本《前漢書》，其底本係明萬曆十五年（1587）北監本，有朱、墨雙色批校，
朱色是惠士奇語，墨色是惠棟語。據惠棟稱其父為「先君」可知，其批校《漢書》
及題識或在乾隆六年（1741）惠士奇卒後。111此本除惠棟之題識，又有徐錫琛（生 卒年不詳，大致生活在道光年間）題記，文曰：
109 惠氏家藏明北監本《前漢書》（索書號：01378），第一冊，卷首。
110 張師素卿論及惠棟的「漢學」解釋典範及由其所帶來的「漢學」思潮時云：「惠棟提倡的『漢 學』，專就經學立論，主張依漢儒古訓以探求孔門之微言大義，這是清儒解經所遵循的典範。……
清代學術以經學為宗主，進而帶動史學、子學等各項學術之發展，甚至輯佚學、訓詁學、金石學 等，也紛紛附庸蔚為大國。經學尊『漢』，至於子、史諸學，沒有尊『漢』的必要，自無所謂『漢 學』。論及清代『漢學』，應明瞭此一『漢學』的傳統，發軔自經學，而後其學術風尚、價值取向 及方法論等，又流行擴展至其它領域，蔚為思潮，或不妨稱為『漢學』思潮。」（氏著《清代漢 學與左傳學》，頁80）「漢學」的解釋典範發軔於經學，其內涵特性均以經學作為依歸，然因一時 之學術風尚及思潮的推動，擴及子、史諸學，進而帶動整個學術研究的變化，稱之為「漢學思潮」
誠然，表明對於非經學的學術來說，「漢學」風尚的影響，主要在於「價值取向」、「方法論」。然 而惠棟所開啟的「漢學」典範，確乎已擴展至史學，尤其發展出與前代史學不同的軌跡。根據惠 棟的論述，《漢書》研究自始便是「漢學」的一部分，其「《漢書》用古注」之宗旨，意在博考典 籍，回歸古注，進而重新解釋《漢書》。
111 此年代考證乃據張師素卿之提示，詳《清代漢學與左傳學》，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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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中紅豆齋惠氏世精漢學，茲明板《前漢書》二十冊，經半農先生暨松崖 先生父子兩世手校，詳加評註。觀松崖先生自跋語，知當時已極矜貴，得 之者宜何如珍重歟！道光丁酉十月朔，孟華主人屬鶯湖恬存居士徐錫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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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琛所云「松崖先生自跋語」，即前引惠棟之題識。徐氏在其題記中尤其強調 此批校本之珍貴：「當時已極珍貴」、「得之者宜何如珍重歟」。徐氏於道光十七年 丁酉（1837）寫此題記，此時正為乾嘉漢學之餘緒，而提及「惠氏世精漢學」，
自後觀之，確然可見惠棟此一家藏批校本對於開創《漢書》新的解釋典範的意義。
本章第一節業已言之，何焯《義門讀書記》之《漢書》部分成於乾隆十年，而武 英殿本《漢書》約略於是年告成，而惠棟批校《前漢書》，提出「《漢書》用古注」
之時間於乾隆六年以後，此恰可為清代《漢書》學轉向之時間作出參照性的定位。
顧棟高（1679—1759）〈惠徵君松崖先生墓志銘〉中，曾提及惠棟對於《漢書》
研究之看法：
又，注家之學，師古、章懷互有得失，而《漢書》有應劭、服虔、晉灼、
如淳、張晏、臣瓚諸君子之注，未盡為師古所刪，故注之存於今者，咸可 寶貴。若《後漢注》，唯李氏一家，又不出一人之手，先生著《後漢書補 注》十五卷，凡范氏之略者補之，章懷之訛者正之，其功為尤多。113 觀顧氏所敘可知，惠棟認為《漢書》「應劭、服虔、晉灼、如淳、張晏、臣瓚」等 諸舊注，較之顏師古《注》而言「咸可寶貴」。而惠氏亦不滿於《後漢書》章懷 太子《注》，故著《後漢書補注》以補范曄（字蔚宗，398—445）之缺失、正章懷 之訛。惠棟請序於顧氏在乾隆十九年（1754），其時已有對顏《注》的成熟看法。
是以吾人可認為，自乾隆九年惠氏《易漢學》稿成，至十九年這十年間，惠棟對 於「漢學」的解釋典範在經學、史學上的實際操作，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看法。
顧〈序〉又可為學術轉化之時間提供佐證。徐錫琛之題記，蓋所謂追憶惠棟開創 之功也。
惠批本書首有「紅豆齋」朱文橢圓印､「臣/棟」白文方印､「松/厓」朱文方 印､「惠棟/之印」白文方印､「惠印/士奇」白文方印､「半/農」朱文方印､「藝風 /審定」朱文方印､「定/宇」朱文方印､「九曜齋/圖書印」朱文長方印､「滋蘭堂/
藏書印」朱文方印､「惠」「棟」朱文連珠方印､「敬輿/珍賞」朱文方印､「秋崖/
居士」白文方印､「康祚/印」朱白文方印，表示惠批本為朱邦衡（字敬輿，號秋
112 惠氏家藏明北監本《前漢書》（索書號：01378），第一冊，卷首。
113 轉引漆永祥整理：《東吳三惠詩文集》，附錄三，頁 503。原稿為［清］顧棟高《萬卷樓文稿》
第七本，鈔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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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居士）、印印川（字康祚）等人收藏，顯示其流傳之軌跡。
上述為惠批本之基本情況。
二、惠士奇的朱筆評校
惠批本中有惠氏父子之批校，其中惠士奇之評校在其子惠棟之前，根據筆者 之考察，二者之學術理念有較大的不同。清人治《漢書》主要受惠棟的影響。惠 棟治《漢書》的原則是「用古注」，相對的是反對、批評顏師古《注》，以此建立 新的解釋方向。惠士奇的校語並沒有表現出對顏《注》強烈的不滿，其評語多以 討論文章義法、史學體例為主。本文並不擬以惠士奇作為論議核心，故在本小節 略舉其批語之大概，以為讀者瞭解之助。
惠士奇批評《前漢書》之主題大致有三：一、補監本所刊漏的《漢書》注文；
二、以汲古閣本校監本；三、評校《漢書》內容，多以史學為要。
據第二章第二節所言，明南監本承劉之問建安本（慶元本）而來，然刊落注 文甚多；北監本承自南監本，自然內容愈加粗糙。惠士奇校《前漢書》時，時常 增入監本所漏注釋，如〈杜周傳〉：「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
就封於齊。」惠批補曰：
鄧展曰：「《詩》言仲善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邦也，而《韓詩》以為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
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
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