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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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認為其考史方法「廣徵博引」、「多法考證」、「闕疑存異」、「廣泛吸納學界 成果」，對後世史注有很大影響，多屬於簡論；黃文榮《論清代三國志之研究：
以校勘、評論、補注為例》120分析、整理了清代考訂《三國志》著作之情況，屬 於從史學角度的研究。
由上所述，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對於清代《漢書》學中所涉及的議題呈現如 下的特點。首先在研究議題的方面，研究多以著名學者與論著為主題，如對王先 謙、《漢書補注》、錢大昕等之研究數量龐大，而頗不注意對於清人治《漢書》之 其他諸儒如錢大昭、沈欽韓、周壽昌的研究。即使是納入研究範圍，亦僅關注其 成名之代表作而忽略其他著作，這反映出學界對於清代史學的研究有待繼續深入 的了解；其次在研究內容的方面，臺灣學界較關注研究主題中經學之面向，而大 陸學界則注重史學的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趨向整理文獻；第三，在對於清代史 學的整體形塑上略顯單薄，研究面向較廣、研究內容零散，多措意於整理而少尋 繹學術發展之脈絡。由此可知，吾人對於清代史學之研究尚有較大的空間。
綜合目前對於清代《漢書》學／清代史學之研究現況可知，當前的研究對於 乾嘉史學之主要特徵及內容有大致之了解，在《漢書》的研究上較清人有所推進。
然而囿於學科分類與現代觀念的限制，對於乾嘉史學乃至清代史學之具體發展脈 絡所知不多；對於清代「漢學」思潮下的史學研究之發展了解更寡，看待學術史 的觀念與立場不盡相同，各有側重。職是之故，本文以清代《漢書》學中「匡正 顏《注》」的脈絡出發，由此窺探清代史學發展之潮流，以及與學術流變發展之 關係，從而重新檢視清代學術史／史學史的歷程。
第三節 研究規劃
本文乃梳理清代《漢書》學之發展脈絡，研究對象為清人考訂《漢書》之專 書。具體而言，即是清代學者在《漢書》顏師古注的基礎上，考訂顏注，補其所 闕、正其所失，進而補充注釋《漢書》、並就《漢書》全書進行注釋的專書。就 此而言，清代考訂《漢書》著作中，有兩類著作不納入本文主體之論議範圍：第 一類是對《漢書》表、志單獨進行考訂、補充的專書；此種著作數量繁多，又可 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補表、補志，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將其歸納為
「補各史表志」121之作，如萬斯同（1638—1702）《漢將相大臣年表》、劉文淇
（1789—1854）《楚漢諸侯疆域志》、姚振宗（1842—1906）《漢書藝文志拾補》
120 黃文榮：《論清代三國志之研究：以校勘、評論、補注為例》，私立東海大學，2003 年。
12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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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種是對《漢書》各表志進行注解之作，梁啟超雖將其歸為「舊史之注釋 及辨證」，然亦言「蓋茲事屬專門之業，名為校注，其難實等於自注」，亦屬於單 篇專門之作，如梁玉繩《漢書人表考》、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本》、吳卓信（1754—
1853）《漢書地理志補注》、徐松《漢書地理志集釋》及《漢書西域傳校補》、陳 澧（1810—1882）《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例》、劉光蕡
（1843—1903）《前漢書藝文志注》等。上述兩種針對表、志的單獨研究專書，
其區別梁啟超亦言之，「以上各史表志專篇之校注，與補志表同一功用。彼則補 其所無。此則就其有者，或釋其義例、或校其訛舛，或補其遺闕也」122，而其皆 非對《漢書》全書進行注釋者，故本文不具論之，僅在必要的時候略作介紹。
第二類著作是清人在其筆記、文集、日記等中偶有涉及，且非以注釋形式考 訂《漢書》者，限於本書篇幅，亦不予詳論。清人此類著作亦夥，如杭世駿《道 古堂外集》中所收錄的《漢書蒙拾》二卷、洪亮吉《四史發伏》中的「漢書」部 分、沈家本《諸史瑣言》中的「漢書瑣言」等，以上是筆記、文集、日記中涉及 的考訂《漢書》的研究；又如史學海《漢書校證》、成孺（1816—1883）《史漢駢 枝》等，以上雖為專書，然未考訂《漢書》全書、或並非以注釋形式考訂《漢書》
者；另外，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中關於《漢書》部分之 考證，二書考訂的方法均屬「鉤稽史實」123，形式上並不屬於注釋，且趙書又屬 於劄記中之考證，因此亦不予專門討論。然則若上述兩類著作在研究內容上，間 有與論議著作相互關聯之處，則略加申述。
準乎此，則本文詳細探討的清人《漢書》研究專書為：錢大昕《漢書攷異》
124、錢大昭《漢書辨疑》、沈欽韓《漢書疏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及王先謙
《漢書補注》；而本文討論的主要線索，是上述專書中對於《漢書》顏師古《注》
的正誤、補闕、考辨以及全面作注的脈絡，期在此脈絡中總結清儒考訂《漢書》
之成績，窺測清人治史之一端。
清代《漢書》學的發展脈絡以匡正顏《注》為中心，在「漢學」思潮之影響 下，慢慢蔚為風潮，繼而全面注釋《漢書》。清初學者如何焯（字屺瞻，號義門 先生，1661—1722）、陳景雲（字少章，1670—1747）等，因前代板本疏漏，是以 盡力訪求宋代善本，並悉心考察三劉、吳氏等宋人考證顏《注》之成果，以為乾 嘉學者全面鑽研班書之先聲。乾隆十年（1745），齊召南（1703—1768）領銜刊 刻並編訂了武英殿官本《漢書》及《考證》，使得《漢書》研究之基礎工作得以
12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51—352。
123 見楊樹達〈越縵堂讀史札記序〉，《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頁 5。
124 錢大昕《廿二史攷異》中考訂《漢書》的部分與王鳴盛、趙翼諸書不同，因為其乃針對《漢 書》全書進行考訂之作，形式是注釋，而亦曾單行，是其錢家注釋《漢書》脈絡中有影響力的著 作，故須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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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乾隆九年，惠棟草成《易漢學》，遂大倡「漢學」，不惟經學研究盡披此風，
其影響亦擴及史學。惠氏在其批校中提出「《漢書》用古注」之具體研究路徑，
以救顏氏之弊。乾嘉諸儒如錢大昕、錢大昭、王鳴盛、洪亮吉、沈欽韓等，均以
「匡正顏《注》」為其研究之核心，以《漢書》舊注為依歸，從訓詁出發而及於 典制，補正顏《注》之闕，進一步注釋《漢書》。同、光以後學者吸收乾嘉諸儒 之考證成果，沿襲其治學徑路以治班書。惟匡正顏《注》之態度趨於溫和，漸復 承認顏《注》之解釋地位，研究邁向補闕與整理，最後成王先謙《漢書補注》一 百卷以為總結一代之作。細辨之，清代《漢書》學有其清晰而一貫之脈絡。本文 共有七章，以下概述每章之大要及討論之步驟。
本文第二章介紹《漢書》研究的基本問題。任何專書之學的詮釋，均有其內 在之理路，吾人研究無法脫離其基本問題。唐以後的《漢書》研究主要有三方面 的問題：一、注釋，二、板本，三、校勘。本章首先觀察《漢書》舊注之傳承情 況，並論述顏《注》出現之意義與價值，釐清兩大解釋系統。宋以來的《漢書》
板本複雜，牽涉到《漢書》的解釋問題。而宋人如劉敞（字原父，1019—1068）、 劉攽（字貢父，1023—1089）、劉奉世（字仲馮，1041—1113）、吳仁傑（字斗南，
宋淳熙間進士），其對於顏《注》之考證與補遺是唐以來首次對顏氏注本之研究。
對板本、校勘有初步之認識後，方可瞭解清人研治《漢書》之原委與背景。
第三章以惠棟家藏批校本為論述中心，主要體現惠氏提出「《漢書》用古注」
之倡議對於清初《漢書》研究之衝擊，以及對清代《漢書》觀念帶來的變化。前 述清初學者如何焯、陳景雲、齊召南等人，他們對於顏師古《注》均保持正面的 態度，以釐定《漢書》文句、初步考證史實為業。惟惠棟在校訂文句之同時，開 始關注舊注。結合惠棟批校本中之提示，藉由對其注釋形態、治學方法以及解釋 觀念的考察，進一步理解「漢學」解釋典範對《漢書》研究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以及此種變化在《漢書》內在詮釋理路上的影響，結合晚清吳地學者傳抄的惠批 本，通過實物之探尋與分析，一窺惠棟批校之重要價值。
第四章主要論述乾嘉學者對於「《漢書》用古注」理念之延續與發展。錢大 昕、王鳴盛等人亦以「匡正顏《注》」為研治班書之核心。清人漸發現顏《注》
之錯謬體現在不通訓詁與不解史書兩個方面，遂提出了「通訓詁」與「隸故事」
的治學方法，建立了完整史學研究路徑。在訓詁方面，依循《漢書》舊注，並博 及群書中之古訓以為解釋；在「隸故事」方面，探繹先秦兩漢群書中有關《漢書》
之說，釐析史事、尋繹制度，詳考專門之學亦疏釋《漢書》，補正顏《注》之闕。
錢大昭《漢書辨疑》與沈欽韓《漢書疏證》是此一風潮孕育的兩部專書，能夠體 現乾嘉學者對於《漢書》研究之理念與具體做法。本文亦通過分析乾嘉學者之具 體著作，歸納其解釋方法與史學觀念，試圖探查其時諸儒在考訂《漢書》上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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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展現其治史之旨趣所在，評價其研究成果，並對其後之發展作大致的綜 述。
第五章具體論述同、光年間學者在《漢書》研究上對於前人之延續，以周壽 昌、王先謙為核心之學者群廣泛採用前人之成果，借鑑其治學之徑路，繼續補正 顏《注》。周壽昌在〈漢書注校補自序〉中再次承認顏《注》的官方解釋地位，
清人匡正顏《注》之態度遂趨於溫和，考證從全面梳理而漸趨整理與總結。本章 簡析學者群如李慈銘、朱一新、繆荃孫等，其在考證上的具體內容，並且探繹學 者間交遊之過程，反映晚清《漢書》研究之特點。在論述中，從更全面的視野，
再次認識顏《注》與舊注。
第六章論述王先謙之《漢書補注》。首先介紹其成書之歷程，乃受到時代風 氣、學術風潮之雙重影響。結撰《補注》與清人撰述「新疏」有著相似性，更是
「漢學」解釋典範從經學及於史學的表徵。其次，通過對《漢書補注》之體例、
內容的具體分析與討論，瞭解王氏對清代《漢書》注釋總整理之思路與安排，觀
內容的具體分析與討論，瞭解王氏對清代《漢書》注釋總整理之思路與安排，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