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助人工作的困境與挑戰

壹、社會層面

一、 克服疾病汙名

隨著藥物治療逐漸發展，感染症狀漸緩與持續恢復的健康，從出院到社區 生活，感染者的日常生活中仍深受疾病汙名。莊苹(1995)研究發現，愛滋病烙印 反映在性別議題上，對防治工作、自願篩檢、同性戀等皆有不良影響。蕭佳華 (1996)指出傳媒、衛生政策等皆與烙印形成相關，甚至專業權力可重新定義烙印 的文化屬性達到社會控制。張菁芬(1997)認為感染者之所以會遭到社會不公平對 待，因為社會以道德批判的眼光責備他們，並該為自己負責。

遭受到疾病的汙名為感染者帶來生理、心理及社會的影響。過去學者研究 指出，除了患病的失落與死亡情緒外，社會汙名也影響著感染者的日常情緒，

甚至生理性的降低免疫力促發伺機性感染(吳秀禎，1992；沙依仁，1992)。施侒 玓(1998)的研究指出感染者最擔心曝光，而孤獨感是因此而自慚行愧、自我封閉 造成的，可見疾病汙名對感染者的心理與生活適應有嚴重的影響。

在資源系統部分產生的社會影響很多。UNAIDS (2014)指出醫療、政策環 境、社會結構等歧視與汙名，造成感染者的生活困境與不平等。深受疾病烙印 下醫護人員可能拒絕提供感染者服務或是發生服務衝突(陳志軒、徐畢卿、李靜 姝與黃建豪，2012)。在社會連結與社群參與的部分，汙名烙印甚至讓感染者在 社群中被排斥，Ramirez-Valles, Molina 與 Dirkes (2013)指出即便同為深受汙名與 歧視的 LGBT 者，健康的 LGBT 認為 LGBT 感染者應該為個人行為負責任，並 對感染者 LGBT 負向態度與拒絕。

二、服務對象處境弱勢

儘管已歷經多年倡議發展，感染者仍需承受生活中的汙名與各項歧視。透 過國內外文獻，學者早已認識到愛滋病實務工作需考量社會環境與結構的不利 與壓迫(王增勇譯，1992；沙依仁，1992)。然而，改變社會結構是眾所皆知的困 難，更何況感染者的汙名與歧視嚴重。

社會政策亦可能帶來各項限制。1990 年「愛滋條例」立法頒布後，確定愛 滋病為法定傳染疾病，醫護人員具有通報責任，對於蓄意傳染訂定罰則，儘管 敘明對感染者權益的保障，但實施與落實差距盛大，故民間團體不斷透過行動 訴諸平權與反歧視，1992 年有社運團體舉辦「檢視台灣愛滋環境」立院公聽會 指出台灣感染者政策中充滿歧視(黃道明，2012)。羅士翔(2010)指出，儘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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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國家願意保障感染者處境，愛滋條例並未考慮感染者遭受歧視的社會處 境，除著重防堵病毒的法規外，對於感染者隱私並不重視，感染者的處境仍待 實質且持續性的改善。

貳、服務提供者層面

一、醫護人員 (一) 拒絕提供服務

提供感染者醫療服務的一線人員醫師、護理師，面對服務過程可能帶來的 感染曾引發拒絕提供服務的倫理討論(柯乃熒與鍾信心，1996)，亦曾有護理師寧 願辭職不照顧感染者的研究發現(莊苹與劉仲冬，1997)。學者曾蒐集國外文獻指 出，感染者非被主流接受的生活型態或部分風險行為，會使工作者陷入「同性 戀恐懼」、「靜脈毒癮恐懼」、「愛滋恐懼」中(張菁芬，1997)。近年針對「感染者 歧視與侵權經驗」的研究顯示，拒診在感染者的生活中仍常見(呂昶賢與張正 學，2014)，有研究指出醫療人員在對傳染病患者服務上有選擇性歧視(丁志音與 涂醒哲，2004)。本論文爬梳近期新聞報導，多年來感染者被拒絕醫療仍常見報 (林惠琴，2017)。醫療人員怕被傳染，對服務感染者感到害怕，進而拒絕提供服 務，其源自於對疾病缺乏認識。

(二) 隱私保密與告知預警

保密與告知預警經常困擾醫護人員，有研究指出醫療人員為避免可能的第 三者受傳染，有告知第三者而違反保密的義務(葉琬萍，2010)，而王志嘉(2015) 指出針對病人的伴侶或性接觸者除有保護預警的義務外，更需要透過良好的醫 病溝通達到效果。

(三) 倫理議題

李明濱(2003)指出感染者醫療中有倫理議題來自於權力衝突有：(1)病患隱 私權與社會民眾知的權利、(2)病患隱私維護與保護社會大眾、(3)醫療資源分配 公平性、(4)治療權的衝突、(5)個人有被照顧的權利和拒絕被照顧的權利。

二、 長照與居家照顧人員

研究顯示長照機構多擔心機構無法因應感染者照顧需求，或是無法完善保 密感染者隱私，對提供機構照顧服務態度負面(李淑春，2015)。莊素蓉(2015)的 研究指出，對於護理之家的照服員研究顯示，對疾病正向者照護意願高，若能 瞭解清楚理解並有健康態度，更有照顧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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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衛生人員

(一) 團隊合作的挑戰

公衛人員依照「愛滋條例」，有疫情控制與追蹤性接觸者的職責，此亦經常 帶來保密與告知預警的挑戰。愛滋個案管理師除了需要證照合格外，亦須面臨 多重需求者的複雜問題，而有團隊工作的挑戰(邱毓慧，2016)。

(二) 保密議題

公衛人員在進行性接觸者追蹤時，除了接觸者的醫療利益，也需考量感染 者人格及隱私的法律要求，然而保密義務並非絕對且有限制(林欣柔，2014)。過 去也有因保密措施不理想，洩露感染者身分而有衛生所護士違法受罰之例 (蘇 木春，2017)。

四、 愛滋助人者

(一) 挑戰社工經驗視野

對於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愛滋病挑戰，王增勇譯(1992)呈現了幾個考驗議題，

包括：(1)病人的父母同時承受小孩感染與同志身分的危機、(2)已婚婦女同時得 知丈夫感染以及是雙性戀的事實且自己與小孩需要被篩檢、(3)已感染的孕婦對 逝去的孩子感到的傷痛同時也期待出生嬰兒未感染、(4)教導年輕人使用保險 套、(5)一個照顧感染者疲憊伴侶剛得知自己確診等。這些挑戰情境涵蓋社會正 義、染病的羞恥感、對刻板印象的挑戰、面對絕望等。從上述得知，社工對社 會正義的價值就相當重要，而感染汙名造成的羞愧感、失落與悲傷、疾病的絕 望感、刻板印象的破除等，皆挑戰著社工的經驗視野。

(二) 服務意願議題

然而，有研究指出社會工作人員不願服務感染者。莫藜藜與鍾道詮(2006)指 出，社會工作人員可能因為社會因素、個人因素、機構因素而拒絕提供感染者 服務，其考量有如擔心法定傳染疾病、家人反對、不知如何提供服務等等。而 亦有研究者指出愛滋助人者困難於和感染者討論性議題(張菁芬，1997)

(三) 倫理的挑戰

倫理兩難是愛滋助人者時常經驗的挑戰。吳孟姿(2014)敘說服務經驗中，曾 遇到陪同感染者就醫時是否告知醫生感染實情的為難，面對醫病關係不對等且 感染者急需受到醫療協助，告知與否牽涉到的是倫理兩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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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杰(2002)指出愛滋助人者經常面臨倫理兩難困境，常見發生倫理兩難的 情境有如資源連節、伴侶告知、得知藥物濫用、工作體檢、病歷告知等，建議 工作者依處遇經驗外，另建議相關單位研議倡導，並提醒捍衛正義的重要性。

愛滋身障者的安置議題也牽涉到倫理考量，透過案例檢視，在機構轉介中，病 歷的告知與個資法的考量是必要的(劉欣怡等，2015)。

(四) 服務資源不足

侯建州、溫信學與施睿誼 (2018)針對國內病友組織的研究發現，少數邊緣 族群者面對福利不足的狀況，病友組織需要發展各種策略去因應與協處服務對 象的需求，如感染者安置床位不足，不得已需要送往病友團體經營的無法規依 據的收容機構中。

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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