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感之相關理論

7Oakland Growth Study 是由加州柏克利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的 Harold Jones 教授與 Herbert Stolz 教 授規劃執行從 1932 年持續到 1981 年。對奧克蘭南部 167 位 11 歲兒童開始進行長期追蹤調查，歷 經研究對象的青少年期、成年期、及中年晚期，觀察在面對經濟大蕭條（1929 年到 1933 年之間全 球性的經濟大衰退）及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 年到 1945 年）的脈絡下，這群對象如何工作、

就學及成家生子（陳曉進，2007；Elder, 1998）。

8 學者與醫生們認為兒童及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且認知結構缺乏，無法表達憂鬱症的抽象症狀（張 高賓、陳明哲、連廷嘉，2007）。加上對精神疾病的不認識及汙名化，兒童及青少年憂鬱症近幾十 年才被討論。

嘗試用不同觀點來解釋憂鬱感的成因，包括精神、生理、認知、社會環境或者重 大事件，而常見的憂鬱理論，包含 Beck 憂鬱認知理論、Seligman 的習得無助感 理論、Abramson 憂鬱無望理論，茲按發展前後及聚焦於青少年說明之。

早在 100 年前美國心理學家史坦利．霍爾(G. Stanley Hall)不以病態的憂鬱症層 面討論青少年憂鬱感，提到青少年憂鬱是青春時期會發生的，他用生物基因 (Recapitulation Theory)觀點指出青少年在身體快速改變的前提下情緒會忽而高 興、忽而絕望，心理狀態在陰鬱與活力間轉換(王煥琛、柯華葳，2000)。以上解釋 與佛洛伊德有相似之處；但霍爾討論青少年憂鬱現象時提到文化時代問題，用暴 風與壓力(storm and stress)⁹此名詞形容當時西方社會的青少年，認為美國社會因快 速的都市化、誘惑與邪惡增加，青少年的情緒壓力與父母衝突明顯增加，相較於 東方社會青少年尚未觀察到情緒壓力問題。霍爾指出在他當時代的青少年相較於 更早時代易有情緒問題，此與家庭、學校不重視危險青少年有關(Amett, 1999)。總 之，霍爾對青少年憂鬱現象的解釋連結個人生理、家庭關係與社會時代，以現在 許多理論從精神、生理、認知或社會化過程來看青少年憂鬱感，霍爾提供一個較 巨觀的視野。

然而，不論何種理論都無法單獨解釋青少年憂鬱現象。20 世紀初精神分析理 論雖嘗試用性驅力、口腔期固著或兒時需要未被滿足的失落感、情感不滿足所造 成的低自尊解釋青少年憂鬱感。但精神分析理論對潛意識層面的敘述主要是請精 神病患回憶過去特定時期的行徑，而非直接觀察當時的行為，因此受到後來行為 理論學者的質疑與批評(練明仿，2006)。行為理論看待青少年憂鬱主要聚焦在正增 強的缺失，從可觀察的刺激與行為連結說明青少年為何會有憂鬱感。青少年於某 些刺激後(如成績低下)無法對自我發展有所正增強而導致憂鬱，一旦有憂鬱感後則 又會影響其在其他行為(人際互動)得到正增強的機率，惡化其憂鬱感(蘇逸人等，

9 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4 –1924)是 19 世紀美國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家、教育家，為美國 心理學會第一任主席，與佛洛伊德、容格屬於同一時代的學者；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 1904 年的青 少年 Adolescence: 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 sociology, sex, 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Vols. I & II).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書中 storm and stress 其實是引述歌德時代的文字，德語為 Sturm und Drang 一種狂飆突進運動 來象徵青少年熱情、恣意與不穩定的情緒。

2008)。以上解釋將青少年憂鬱現象放在可以觀察、測量與檢證中，但為何同一個 刺激會有不同反應？仍需有認知理論來說明。

1960 年 Beck 認知理論 (Aaron Temkin Beck , 1921)是廣為人知用來治療憂鬱症 的理論。其理論中憂鬱與認知方式、認知內容有極密切的關係，青少年憂鬱症主 要是因為錯誤認知與負面思考使其在遭受外界壓力時，易產生沮喪的憂鬱感。Beck 理論得到不少學者的實徵研究支持，尤其是他提出的貝氏青年憂鬱量表(Beck Youth Inventories)是現今國內外觀察一般青少年憂鬱感常用的測量工具。但貝克的 負面認知是在有憂鬱感後的行為表現，或憂鬱感前的脆弱因子無法釐清（蘇逸人 等譯，2008）。柯慧貞(2002)認為負面認知架構乃潛在的特質，此特質唯有在負面 事件的激發下運作，並對負面事件進行負面認知歷程而產生憂鬱感。接續認知理 論觀點，Seligman 習得無助感理論¹⁰指出，青少年在面對挫折、壓力時經過努力 卻未改善，漸漸將其所面對的問題認為是不可能改變而心生憂鬱感。Abramson 的 憂鬱無望理論(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則是進一步修正習得無助感理論表 示，青少年會有憂鬱感除了認為負向事件會一直存在不可能改變外，還將自己與 負向事件、負向結果作緊密結合，最終增加「無望感憂鬱」(hopelessness depression) 的發生(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然而，上述理論在臺灣的實證研究中 未獲得全部支持，主要是臺灣青少年生活壓力對憂鬱感的影響，並沒有看到與負 向事件解釋風格有關係(高民凱、林文清，2008)。

綜合上述，精神心理、行為、認知各個理論對青少年憂鬱感的解釋都有不足 之處。近年醫學開始以生物心理社會模式¹¹(Bio-psycho-social model)整合性思考青 少年憂鬱感的預防(林信男，2000；謝佳容、張玨，2003)，或社會科學出現生態系 統理論¹²(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來理解青少年憂鬱感(黃芳銘，楊金寶，許福

10習得無助感的理論（learned helplessness）是在 1975 年由賓州大學心理系的教授馬汀‧塞利 格曼（ Martin Seligman）所提出，原是以實驗心理學發展此理論，但這個理論對於解釋兒童、青 少年在學習情境憂鬱感的產生（Seligman ＆ Peterson, 1986）。

11 這裡所說生物心理社會模式是由美國精神科醫生 Dr George Engel 於 1977 年在 Science 期刊 中提出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al medicine.強調從一 種宏觀的角度去分析不同病症的成因，多用於解釋醫療疾病現象。

12 這裡所說生態系統理論是由 Urie Bronfenbrenner(1917 –2005)所提出，理論發展是從幫助弱

生，2005；Abrams, Theberge, Karan, 2005)，兩者都強調不可僅從個體本身了解青 少年憂鬱感，需做社會、環境的系統連結。生態系統理論的微觀、中間、外圍系 統觀點就如其他理論從個人生心理、人際關係、家庭結構、學校環境方面討論青 少年憂鬱感，重要的是其巨觀系統(Macrosystem)用較大的政治文化、國家經濟層 面思考青少年的憂鬱感可能隨著社會時代脈絡而受到影響(曾淑賢、劉凱、陳淑芳，

2010)。但以上兩個理論還是從一個時間點探討青少年憂鬱感，不能提供青少年憂 鬱感不同時間或隨著時間變動的解釋。

Bronfenbrenner(1992)在參考 Elder 生命歷程研究的論述後為自己的生態系統理 論加上時間系統(Chronosystem)認為要這樣才可以完整解釋個體生命在一段時 間、地點、所發生事件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從百年前許多學者用不同理論以精神 疾病、行為認知，甚至整合性觀點來討論青少年憂鬱感，本論文選擇以 Elder 的生 命歷程理論作為此次臺灣青少年憂鬱感研究的核心理論，而不是以過去醫療領域 常用的精神分析或教育諮商領域常用的認知行為理論進行檢證，是深感處於快速 社會變遷的時代，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處於不同社會事件、時間中，其憂鬱感不 單是一時一人的問題，更是一種歷程性與時代性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