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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臺灣青少年憂鬱1的議題在許多學門中都有探討,諸如社會、教育、心理諮商、

醫療護理各領域中會以不同的專業面向進行研究。然而,即使不同專業所關注的 現象有所不同,但主要在探討影響青少年憂鬱的原因及如何改善。過去,臺灣青 少年憂鬱現象觀察以「青少年」為中心,進行許多與自己、與父母、與同儕、與 師長關係的研究累積極多成果,但缺乏將青春期的發展歷程放入研究中。近年來,

由於臺灣長期調查資料庫的建置,開始將發展軌跡加入研究,但仍以青少年人的 微觀面進行探討;忽略人的發展過程中,社會變化巨觀面的影響。本論文一方面 從人發展的微觀面探討青少年憂鬱感,另一方面從社會變化的巨觀面檢視其憂鬱 感的變化。期望藉由個人成長與社會時空兩個脈絡同時探討,為臺灣青少年憂鬱 議題建立不同於過去的本土性研究,增添論文的重要性及價值。茲就本論文的研 究動機、研究目的、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與限制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憂鬱症被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列為 21 世紀的三大 疾病之ㄧ,全世界每一百人當中即有三個人罹患憂鬱症,且年齡有下降趨勢。臺 灣青少年的憂鬱情況也在惡化中,陳為堅(2000)以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之憂鬱量 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簡稱 CES-D)調查臺北縣市及臺南縣 市六所國中 5,968 名學生,發現青少年憂鬱盛行率達 10.5%。《青少年政策白皮書 綱領》亦指出,近十年來臺灣青少年自殺死亡率逐年上升,從 1994 年每十萬人 2.74 人自殺死亡,增加至 2003 年的 3.25 人與青少年憂鬱感增加有關(行政院青年輔導 委員會,2005)。憂鬱症在各年齡層中,以 15-24 歲的青少年盛行率最高(柯慧貞、

陸汝斌,2002),此疾病從青春期開始有較高的發生率,進而影響成年期憂鬱症及 未來生活適應(Kessler & Walters, 1998)。因此,無論是社會、教育、醫療、護理 或輔導諮商領域應多重視青少年憂鬱情況、心理問題,此與青少年未來的身心健

1 不同學門對於憂鬱現象所使用的名詞不一。社會學、護理學傾向以「憂鬱情緒」、「憂鬱感」來描 述;醫學、公共衛生及流行病學常以「憂鬱症狀」此名詞呈現在民眾的調查中,但經過醫生明確診 斷的稱為「憂鬱症」;教育學、諮商心理學則以「憂鬱」「憂鬱傾向」、「憂鬱狀態」或「心理憂鬱」

來說明。本論文在憂鬱現象名詞的使用上,以延用該學門的名詞為主,但為本論文所要探討的現象 統稱憂鬱感。

康與生活適應關係密切,更攸關國家未來競爭力之展現。

過去,國內許多研究討論影響青少年憂鬱感的相關因素,包括個人、家庭與 學校。個人方面,性別、年齡、人格特質、自我認同、身體健康、學業成就、抱 負期望、內控信念等;家庭方面則有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結構、家庭氣氛、父母 的期望價值觀、教養方式、親子關係等,而學校的同儕互動、師生關係亦是不可 忽視的原因(張高賓、陳明哲、連廷嘉,2007;徐美玲,2007;陳志道、蕭芝殷、

許秀卿、蔡美華、王俊毅,2006;楊孟麗,2005;蘇曉憶、戴嘉南,2008)。但研 究多採橫斷面設計,影響因素只能對當時的憂鬱感作解釋,無法得知相關因子對 憂鬱感的長遠影響實需要有貫時性研究設計加以釐清,也需要貫時性的不同年份 資料來比較青少年憂鬱感的變化。

貫時性研究設計需要有追蹤資料,國內卻相當缺乏。舉凡先進國家如英國、

美 國 或 澳 洲 都 有 兒 童 與 青 少 年 全 國 性 的 長 期 追 蹤 調 查 資 料 。 以 英 國 為 例 , Fogelman(1983)指出,從 1958 年起英國開始進行全國性的兒童發展調查研究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 NCDS),對 1958 年出生的孩童分別於 1965 年(7 歲)、1969 年(11 歲) 和 1974 年(16 歲)進行調查,持續追蹤 16 年。為比較不同世代 出生的孩童其身心發展,英國國家生育基金會(National Birthday Trust Fund )於 1970 年又開始另一波的長期追蹤調查,稱為英國世代研究(1970 British Cohort Study,

BCS70),直到目前 NCDS 與 BCS70 的調查仍持續進行。甚至,英國於 1999 年 特別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進行全國性調查研究(1999 British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urvey, B-CAMHS99)( Butler & Golding, 1986; Collishaw, Maughan, Goodman & Pickles, 2004; Ford, Goodman & Meltzer, 2003; Meltzer, Gatward, Goodman & Ford, 2000)。

因為有以上的追蹤資料,先進國家才可以長期觀察與分析其兒童與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狀況與影響因素(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3),及瞭 解其中憂鬱感的變化與世代間的差異(Achenbach, Dumenci & Rescorla, 2003;

Collishaw, et al., 2004)。有鑑於持續觀察與追蹤資料建立的重要性,臺灣自 2001 年

起由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簡稱 NHRI) 進行兒童及 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計畫(Children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簡稱 CABLE),以當時國小一年級及國小四年級學童為起始樣本,每年 進入校園進行追蹤調查,追蹤 6 年後由國家健康局(簡稱國健局;Bureau of Health Promotion )接手,期能藉此長期觀察,了解臺灣兒童至青少年階段的行為發展,但 此計畫採區域性的立意取樣,僅調查臺北市和新竹縣,為區域性的長期追蹤調查 研究(國健局,2011)。

再者,中央研究院有鑑於全國長期追蹤資料取得不易,及臺灣教育資料庫建 立的必要性,與教育部、國科會共同規劃全國性、長期性的「臺灣教育長期追蹤 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 TEPS)建立。追蹤時間從國中一年 級到高中職三年級(含五專),資料收集對象擴及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行政者。而 所收集的兩次高中樣本適逢高中入學制度變革前後之學生,第一次樣本是經過舊 制區域性高中聯考的最後一屆學生,第二次樣本是以多元入學方案的學生。以上 資料不但可提供做為教育制度變革前後之比較分析,且對於此階段青少年的憂鬱 感、心理狀況、情緒及相關因素各方面進行調查,涵蓋面非常廣泛(張苙雲,2008)。

TEPS 為全國性追蹤調查資料,可做為臺灣與美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比較分 析。黃禎貞與林世華(2010)在臺灣與美國泛文化比較研究中發現,臺灣青春後期的 青少年情緒表現普遍較美國同時期的青少年差,青少年心理健康及相關因素的預 測會因為國家社會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可能原因為臺灣社會父母對子女的生活 過度照顧與介入使得青少年的心智成熟有所延緩,而且臺灣社會重視集體主義,

在避免衝突、克己和諧的觀念下,青少年的情緒問題、憂鬱感的現象有較歐美社 會嚴重的傾向。此研究為臺灣青少年憂鬱議題提出跨文化的討論,但其為橫斷面 研究且缺乏當時的社會脈絡,僅為一個時間點的觀察無法做為臺灣青少年憂鬱議 題長期發展的基礎。

因此,本論文鎖定「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從事臺灣青少年憂鬱感貫時 性研究,以長時間多次調查資料分析青少年在青春早、中、晚期憂鬱感的變化,

並探究早期憂鬱感影響因素對晚期憂鬱感影響的消長情況。且運用資料庫收集高 中入學制度變革前後之兩次高中樣本的特性,分析教育制度變革前後青少年憂鬱 感的差異,進而探究青少年憂鬱感變化與社會環境、教育制度間的關係,期望建 立青少年憂鬱感貫時性研究的本土化,檢視國家教育政策改革是否真的減輕學生 的壓力、降低青少年憂鬱感,增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