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憂鬱感的年齡發展變化相關研究

橫跨國中到高中的青春期可再細分為三個階段：早期(early, age 11-14 歲)、中 期(middle, age 15-17 歲)與後期(late, age 18-21 歲)，而青少年生理、心理、認知、

情感各方面的快速變化，會戲劇性的反應在這三階段(Christie ＆ Viner, 2005)。針 對憂鬱現象，早期文獻指出青少年憂鬱感的比率會隨著青春早期、中期到晚期日 益增多，憂鬱感呈現惡化情況(Schraedley, Gotlib ＆ Hayward, 1999)；後來研究則 發現從青少年早期、中期到晚期憂鬱感會一路下降(Meadows, Brown ＆ Elder, 2006； Needham, 2007)，也就是青少年的憂鬱感日益減少；更有研究指出青少年 憂鬱感在早期到中期會上升，但從中期到晚期則會下降，呈現出倒 U 型的發展(Chen, Haas, Gillmore ＆Kopak, 2011； Natsuaki, Biehl ＆ Ge, 2009)。截至目前為止，青 少年的憂鬱感在青春早期、中期到晚期的變化情形研究結果未得到一致發現。

一、國外青少年憂鬱感變化的研究

流行病學過去調查發現：兒童時期的憂鬱症盛行率少於 3%，青少年早期則 4-5%，隨著年齡增加憂鬱症盛行率日益增高，到青少年晚期憂鬱症盛行率已達 11-14%，接近成年期的情況(Hankin, 2006)。社區裡青少年憂鬱感自我報告的調查 也發現，中晚期的青少年相較早期的青少年會有較多 的憂鬱感(Hankin et al., 1998；Schraedley, Gotlib ＆ Hayward, 1999)，青少年憂鬱感隨著早期、中期到晚 期日益惡化。了解其原因，除了青少年期特殊生理、心理、認知、社會各方面發 展危機，隨著年齡增長所面對的壓力越多也越複雜；還有憂鬱症狀有其易復發與 持續性，故研究發現青少年晚期的憂鬱症盛行率是早期的數倍(Hankin, 2006)。但 以上調查為橫斷面樣本，所比較的早、中、晚青少年為不同的個體，所呈現的是 在這些樣本裡年齡越大的憂鬱症比率越高，其意義和青少年的憂鬱感會隨著年齡 而日益增多是不同的！

有鑑於過去研究使用橫斷面資料，發現青少年晚期的憂鬱感較早期惡化。

Needham(2007)運用長期追蹤資料發現：整體而言，美國青少年憂鬱感在個人的成 長過程從早期、中期到晚期是一路下降，憂鬱感日益降低。對於以上現象，學者 認為與自我成熟有關，當青少年成長到接近成熟的個體時，自我控制能力會提高，

且不適應的情緒會降低，其在同儕間及社會上的支持系統也漸穩定，有較多的資 源來因應壓力，故青少年的憂鬱感從早期、中期到晚期會日益下降(Meadows, Brown ＆ Elder, 2006)。

Chen, Haas, Gillmore 與 Kopak(2011)針對華裔美國青少年長期追蹤其憂鬱感 的軌跡(Trajectories)指出，青少年的憂鬱感從 13 歲開始先緩緩上升，到了 15 歲後 快速下降，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倒 U 的發展。近期的研究多支持以上發現(Ge, Natsuaki ＆ Conger, 2006； Natsuaki, Biehl ＆Ge, 2009)。學者認為受到生理荷爾 蒙及認知因素的影響，青少年早期情緒的控制、壓力的調適都極不穩定，憂鬱感 隨之增加；來到了青少年中期，對於生理上的變化日漸習慣，有較成熟的認知想 法及較有效率的壓力因應策略，憂鬱感也就逐漸下降且穩定(Chen, Haas, Gillmore

＆ Kopak, 2011)。

綜合以上，文獻顯示國外青少年期的憂鬱感從青春早期、中期到晚期並不穩 定，有不同的發展現象。而臺灣過去因缺乏長期追蹤資料，青少年憂鬱感變化不 清楚、相關研究缺乏。近年來，多筆長期追蹤資料的建置漸可進行貫時性的追蹤 研究，透過長期觀察青少年個體的發展，知道憂鬱感在時間作用下與成長脈絡(國 中、高中)及社會環境(家庭、學校)之關係。而臺灣主要的青少年長期追蹤資料包 括中研院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衛院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

將其在青少年憂鬱感變化的相關研究介紹如下：

二、臺灣青少年憂鬱感變化的研究

吳齊殷與李文傑(2003)運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資料研究發現，都會地區 青少年憂鬱感從國一到國三逐年上升，憂鬱感有隨著年齡越來越嚴重的情形；不 同性別的變化情況不同，男生的憂鬱感發展較為穩定起伏小，女生則逐年增加且 個別間的差異也逐年擴大；該研究所觀察的是 1996 年臺北市入學的國一學生，追 蹤其國中三年的憂鬱感變化並進一步的分析憂鬱感與偏差行為的關係，發現憂鬱 感與偏差行為有併發的現象都受到某些外來因素所影響。

吳齊殷、黃鈺婷(2010)用同筆資料再探討影響臺灣青少年憂鬱感從國一到國三 隨著年齡日益嚴重的原因，發現低自尊是影響青少年憂鬱感發展軌跡的關鍵因 素，母親的嚴厲管教會影響憂鬱感的初始狀態，不會影響憂鬱感的後續變化，低 親子關係不影響憂鬱感的初始狀態，但對青少年憂鬱感的上下起伏有所影響。此 研究所探討的影響因素僅在個人屬性與家庭脈絡中，學校情境尚未釐清。因此，

黃鈺婷(2011)以同筆資料再探討影響臺灣青少年憂鬱感國一到國三變化的學校因 素，發現師生和好朋友關係會影響青少年長期憂鬱感的發展，而個人、家庭及學 校因素整體來看，以個人的自尊是影響青少年憂鬱感發展軌跡的最關鍵因子。

以上三篇文獻都是運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貫時性追蹤資料」，描繪出臺灣 青少年憂鬱感從國一到國三逐年上升的樣貌，驗證自尊對青少年憂鬱感影響的重 要性，但在影響因素方面卻忽略造成青少年憂鬱非常重要的學業成就與教育抱負 之原因。而且受限於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潛在成長曲線模式)無法知道國一的個

人、家庭、學校因素對國二、國三分別的影響情況，加上研究對象是青春早期(七 年級至九年級)，無法觀察到青春晚期(十年級至十二年級)，對於青少年憂鬱感在 高中時期是否有下降的趨勢不得而知，對青少年憂鬱感的認識尚有不足。

張奕涵、李蘭、張新儀、吳文琪(2010)使用國衛院「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 發展研究計畫」的八年追蹤資料，分析臺灣學生從四年級至十一年級(高二)的社交 焦慮發展軌跡指出，社交焦慮從小學四年級下降到七年級後開始一路上升到高 二，國中是社交焦慮提高的危險時期，在高中時期尚未看出有下降情況。此文獻 雖看到一些青少年青春早、中、晚期的連續樣貌，但是社交焦慮的概念與憂鬱感 概念¹⁵有明顯不同，因此仍無法了解青少年晚期憂鬱感發展。而且此研究分析的臺 灣學生僅限於臺北市和新竹縣，無全國代表性。基於此，本論文運用有全國代表 性的 TEPS 國中到高中青少年長期追蹤資料進行研究，分析其青春早期、中期到晚 期之憂鬱感變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