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設外之討論

一、青少年國中到高中憂鬱感變化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臺灣青少年從國一到高三憂鬱感的變化情形，且分析眾多 的早期因素對晚期憂鬱感的影響。對於這樣的探討，還沒看到過去國內有相關研 究，因此許多假設的檢證是以國外相關研究進行，但依本研究發現，臺灣青少年 憂鬱感的變化情形及早期因素對晚期憂鬱感的影響與國外研究不盡相同，可能有 其文化上的差異。

首先，臺灣在青少年國中到高中憂鬱感變化的追蹤發展研究雖然缺乏，但青 少年早期(國一到國三)的憂鬱感變化研究，吳齊殷與李文傑(2003)指出，青少年從 國一到國三的憂鬱感發展持續上升，與本研究發現一致。而吳齊殷與李文傑研究 也指出，不同性別的憂鬱感變化情況不同，男生的憂鬱感較為穩定起伏小，女生 則逐年增加且個別間的差異也逐年擴大。本研究則發現，性別對不同時期的憂鬱 感都有顯著影響，且男女間的差距在國三時最大。推測原因可能是國三時面臨升 學的壓力，而女生對壓力的調適普遍較弱，而出現國三時性別憂鬱感差異大的情 況。可見青少年憂鬱感的發展在性別間的差異，除了穩定度不同，在面對壓力事 件的發展情況也可能會不同。

針對國內青少年國中到高中心理變項發展的追蹤探討，張奕涵等(2010)指出，

臺灣青少年從七年級到十一年級(國一到高二)的社交焦慮發展持續上升，與本研究 發現青少年憂鬱感從國一上升到國三，然後一直持續到高二、高三相似；雖然社 交焦慮與憂鬱感的概念是不一樣，但從張奕涵等(2010)研究及本研究發現，可以知 道臺灣青少年的發展可能不是如國外研究認為當青少年接近成年時，憂鬱感相較 於青春早期會下降；臺灣青少年青春晚期(高中時期)，還是維持在高憂鬱感的情 況，沒有下降的趨勢。

黃禎貞、林世華(2010)以橫斷資料發現臺灣青少年青春晚期的心理健康較同期 美國青少年差，提到可能的原因為美國是個人主義的國家，青少年的發展強調追

求個人較不受他人影響，而臺灣青少年身處在重視家庭觀念的社會文化中，心理 健康較會受他人影響；當臺灣青少年成長到高中階段，在希望獨立與依附家庭間 拉鋸，或許是臺灣青少年高中時期憂鬱感沒有下降的可能原因。另外張奕涵等(2010) 研究中認為，家庭中的親子關係是影響社交焦慮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也發 現，國一與父母吵架冷戰會一直影響國三、高二、高三的青少年憂鬱感。臺灣青 少年青春晚期憂鬱感沒有出現國外同時期青少年憂鬱感下降的現象，或許與家庭 關係及文化差異有關，但需再進一步檢證。

早期因素對晚期憂鬱感的影響方面，過去國內研究指出(吳齊殷、李文傑，

2003；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青少年從國一到國三的憂鬱感持 續上升，主要原因與青少年對自我看法有關。而本研究也發現在個人因素中，身 體心像一直長期的影響青少年從國中到高中的憂鬱感，甚至在高三時的影響大於 國三、高二。本研究直接使用身體心像指標代表對自我的看法，是因為青少年時 期非常在乎自己的容貌特徵，尤其是這樣的身體外表是否符合當時代社會觀感。

青少年對自己身體心像的看法與社會環境中身體心像訊息和美醜標準息息相關；

當青少年認為自己的身體心像是不符合社會期望而產生負面感受時，不但形成自 我否定也會不敢與社會接觸進而惡化其憂鬱感。身體心像對憂鬱感的長久影響值 得重視且需要教育青少年健康與正確的審視自己的身體。

個人因素中的「學業成就」如國外貫時性研究所發現，學業成就對憂鬱感的 影 響 沒 有表 現在 當 下， 而 是 反應 在未 來 的影 響 (Grover, Ginsburg ＆ Ialongo, 2005)。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一時學業成就對國一時憂鬱感是沒有影響，反而對國 三、高三時的憂鬱感有影響。可能與國三、高三是重要的升學時刻有關。只是在 影響的方向性上，國外研究認為學業成就越高，憂鬱感越低；而臺灣特有的文化 中學業成就越高，憂鬱感越高(楊孟麗，2005)。本研究發現，早期學業成就越高，

晚期憂鬱感越高值得注意，過去學校輔導諮商過程，多關注在低學業成就學生的 學習困難、心理調適，常忽略了高學業成就學生的壓力累積，從近年來常看到高 材生因學業困擾而自殺的事件及本研究的發現，高學業成就學生的憂鬱感不會出 現在好成績的當下，而是在努力維持好成績卻做不到的晚期，建議早期介入了解

高學業成就學生是否有適當的壓力調適方法，提早給予關懷。

早期家庭因素方面，本研究早期家庭壓力事件對晚期憂鬱感的影響非常重 要，顯現家庭壓力事件對青少年的影響不會因時間而削弱反而增強。近年在諮商 輔導中強調的復原力21，在本研究中沒有發現，是個人復原力沒有展現，還是外 在支持系統不夠保護，值得進一步探討。

早期學校方面，本研究發現，國一時的學校因素會持續影響高三憂鬱感的是 正向師生關係，而同儕關係與負向師生關係對高三憂鬱感都沒有影響，顯示學校 因素中正向師生關係對青少年憂鬱感的影響最久。早期正向師生關係越好，晚期 憂鬱感越低可能的原因有二，一則是在早期的正向師生關係越好，會使學生感受 到快樂、愉悅，對自己的社交行為感到肯定而有自信，因此早期憂鬱感越低，早 期憂鬱感越低的情緒延續到未來，反應出晚期憂鬱感也越低；二則是透過早期正 向師生關係學習到與師長的互動與溝通，在晚期的師生關係也會較良好進而晚期 憂鬱感較低。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在青春期早期有許多因素都會影響到青春期晚期並不會 隨著時間消失。本研究主要在觀察臺灣青少年國中到高中憂鬱感生命歷程的變 化，結果發現臺灣青少年憂鬱感隨著其生命軌跡從國一上升到國三後持續到高 二、高三，生命軌跡中早期的學業成就、身體心像、母親職業、家庭壓力事件、

與父母冷戰吵架、正向師生關係都會影響晚期青少年憂鬱感。臺灣青少年國中到 高中生命歷程中國三是一重要時刻(historical time)，在國三這一時刻憂鬱感來到了 高點。Elder 指出在歷史時刻所發生的事件將影響未來生命的過程；從憂鬱感的發 展軌跡受早期個人、家庭及學校因素所影響來看，這時刻的憂鬱感來自過去的一 些影響因素，也會影響未來的憂鬱感及生活事件。

二、2003 年與 2007 年高三青少年憂鬱感比較之討論

21 復原力(Resilience) 是指在不良的環境中，個體能成功適應並面對任何變化，不會因環境中存有 困境而偏離了正常發展軌道。

在臨床實務現場、心理輔導時，一般認為青少年的憂鬱感越來越嚴重，但本 研究卻沒有發現 2007 年的青少年較 2003 年憂鬱感還高。原因除了可能與 2003 年 及 2007 年當下的社會環境、家庭親子關係有關。也可能與本研究僅比較 4 年間臺 灣青少年憂鬱感的變化時間太短有關。荷蘭學者在一系列的不同世代比較研究指 出，在 10 年的比較研究中(Tick, Ende ＆ Verhulst, 2008)，並沒有發現荷蘭青少年 憂鬱感有特別變化，而且某些情緒問題在 10 年間如焦慮是下降的；但在 20 年的 比較研究中(Tick, Ende ＆ Verhulst, 2007)發現，青少年憂鬱感有顯著增加。另外，

荷蘭學者也指出，不同資料來源也會造成研究結果不一的情況。在他們的研究中 發現，由父母、教師他人所陳述的青少年憂鬱感有隨著時代呈現惡化的情形，但 由青少年自陳的憂鬱感卻沒有這樣的趨勢。本研究發現，2007 年臺灣青少年的憂 鬱感均較 2003 年下降，與一般臨床現象不同，是不是也反映出他人眼中所看到的 青少年憂鬱感，和青少年本身感受的憂鬱感不同，值得進一步探討。

這兩個世代青少年年齡間距雖然僅差四年，但適逢臺灣教育制度重要改革時 刻，其生命歷程是完全不同。2003 年高三青少年，在 2000 年 7 月最後一屆高中聯 考制度進入高中、職五專，隨即面臨 2002 年的大學入學新制度，這群學生是第二 屆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的對象，於 2003 年 1 月 24、25 日接受學科能力測驗後，隨 即 4 月爆發 SARS 流行疫情，當年 7 月的指定考試也因此而受到影響²²。此世代的 青少年在社會、教育環境多重壓力下憂鬱感確實較嚴重。2007 年青少年，在 2004 年時以第四屆新制高中多元入學方案進入高中、職五專，且為第六屆大學多元入 學制度的對象，以表 2-4 的 2007 年升學率指考達 96.28%，此世代青少年相較於 2003 年高三青少年憂鬱感是下降的。不過從以上分析來看，要將 2007 年高三青少年憂 鬱感的下降歸因於教育改革制度成功，恐怕言之過滿與過早。在一個社會時間裡 影響個體的原因很少僅有一個，如 Elder 生命歷程研究中的 Berkely 世代青少年因 為出生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加上接連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才會使的這個世代青少 年身心較 Oakland 世代不健康。2007 年高三青少年憂鬱感相較於 2003 年高三青少 年憂鬱感下降，可能也與 2007 年臺灣的失業率、兒少貧窮率、離婚率相關社會、

22 92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因 SARS 而取消部分科目之非選擇題，免作文 全選擇題 防煞（2003 年 5 月 22 日聯合晚報）。

經濟環境有關。

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於 2001 年建立時，雖特意規劃高中入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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