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憂鬱感影響因素相關研究

影響青少年憂鬱感的因素錯綜複雜，國內外學者(王迺燕、林美珠、周兆平、

溫環樁，2011；李思賢、張弘潔、李蘭、吳文琪，2006；徐美玲，2007；張高賓、

陳明哲、連廷嘉，2007；陳志道等人，2006；楊孟麗，2005；蘇曉憶、戴嘉南，

2008；Achenbach et al., 2003；Collishaw et al., 2004)對影響青少年憂鬱感的因素有 諸多深入探討，包括個人因素、家庭因素與學校因素。分述如下：

一、影響憂鬱感的個人因素

本研究鎖定 TEPS 從事一系列臺灣青少年憂鬱感貫時性研究，因此在探討影響 憂鬱感因素時將年齡、時間考量在內，個人因素以性別、學業成就、教育抱負與 身體心像進行說明。

2012）。在臺灣青少年憂鬱感的趨勢研究缺乏下，以自殺與失業率關係的趨勢研究了解青少年自殺 率與社會環境的關係。

(一)性別

國內外研究指出，性別是青少年憂鬱感的重要決定因素。整體來說，國內認 為女生的憂鬱感較男生多(王迺燕等人，2011；李思賢等人，2006；黃禎貞、林世 華，2010；魏琦芳，2008)，國外則區分出男生多行為問題與注意力問題 (Achenbach et al., 2003; Collishaw et al., 2004)，女生多憂鬱感問題(Collishaw et al., 2004)與內在 行為問題(Ranta et al , 2007)。

將年齡列入不同性別的憂鬱感發展考慮中，吳齊殷與李文傑(2003)指出國一到 國三的男生憂鬱感較為穩定起伏小，國一到國三的女生則逐年增加且男女間的差 異也逐年擴大。性別的差異在 7-8 年級時開始明顯且逐漸擴大；可能與青少女進入 青春期後荷爾蒙影響較快速，且女生對外界同儕評價較男生在乎(張奕涵、李蘭、

張心儀、吳文琪，2010)，而認為男女生的憂鬱感會隨著年齡而差異日益加大。

(二)學業成就

橫斷面研究發現當社會文化強調教育成就的重要性時，青少年在期望保持高 學業成就的壓力下，學業成就越高憂鬱感越高，學業成就對憂鬱感有正影響(楊孟 麗，2005；Luthar ＆ Becker, 2002；West ＆ Sweeting, 2003)。但也有研究指出學 業成就太差時，青少年會覺得自卑、無自信而有憂鬱感，學業成就越低，憂鬱感 越高(王明雯、林亮吟，2005；蘇曉憶、戴嘉南，2008；Birmaher et al., 1996；Son ＆ Kirchner, 2000)。

貫時性研究則發現學業成就低下對憂鬱感的影響不一定會表現在當下，有時 會長遠的影響未來。Grover, Ginsburg 與 Ialongo(2005)長達七年的貫時性研究發 現，一年級學生的低學業成就不會影響當時的憂鬱感，但學生一年級的低學業成 就卻會影響其在七年級時的憂鬱感，早期學業成就會影響晚期的憂鬱感。

(三)教育抱負

教育抱負對憂鬱感的影響，是學生期望自己有好的學業表現、高的教育程度，

但過高的抱負會造成壓力過大，而對憂鬱感有正影響。鄭雅心(2007)發現，教育抱

負為研究所畢業的學生較教育抱負為大學畢業或高中職五專畢業的學生憂鬱感嚴 重，有教育抱負越高，憂鬱感越多的情形。楊孟麗(2005)也指出，在青少年階段，

自己的教育抱負對憂鬱感的正向影響要比父母的教育期望對憂鬱感的正向影響 大。

然而教育抱負對憂鬱感的長久影響，國外研究認為影響不大。Reynold 與 Baird

（2010）透過長期追蹤調查，學者們分析當青少年早期(1979)所設定的教育抱負在 晚期(1992)未達到時，憂鬱感是否因此受到影響；結果發現即使學生早期的教育抱 負未實現，並不會在晚期有情緒低落、憂鬱感的情況，早期教育抱負對晚期憂鬱 感沒有影響。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教育抱負雖沒有實現會影響當下的憂鬱感，立即 反應出挫折、沮喪及憂鬱感的情況；但隨著時間的調適，青少年漸漸會對未達成 的教育抱負輕描淡寫，修正自己的抱負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四)身體心像

身體心像是一個人對自己身體的知覺、想法與感覺，與自我概念有明顯相關；

從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中的「身體我」，可以了解對自己的身體意識是自我概念的 一部分(陳美華，2000)。羅品欣(2008)指出，青少年處於自我統合時期，身體心像 是衡量自我價值的指標之一，對身體心像的正負評價會影響其心理的發展，有較 負面身體心像的青少年，自尊心易受損、易感受到同儕的比較而不敢與他人交往、

心理產生憂鬱感。

國外貫時性研究，Stice, Hayward, Cameron, Killen, 與 Taylor(2000)對美國北加 州 1124 位青少女進行四年觀察研究，發現青少女早期的身體心像可預測四年後的 憂鬱感發生，指出當青少女不滿意自己的外在時會刻意節食，但若一再節食下卻 得不到期望的身材，就會出現憂鬱感。研究者並運用成長曲線模式(Growth Curve Analysis)沿著青少年成長過程觀察身體心像與憂鬱感的關係，發現當身體心像低落 時憂鬱感會伴隨增加，強調身體心像是影響憂鬱感的重要因素(Stice ＆ Bearman, 2001)。Bearman 與 Stice(2008)同時觀察三年男性與女性青少年的身體心像與憂鬱 感，發現只有青少女的身體心像會影響憂鬱感，青少男則否；學者解釋可能是，

在青春期女性相較於男性較重視外觀所帶來的評價，因而觀察到身體心像對憂鬱 感的影響有性別差異。

二、影響憂鬱感的家庭因素

家庭是個人成長最主要的場所，父母是子女生活上的照顧者，接觸最多的人，

對子女的人格、行為、認知與情感有重要的影響(蔡玉瑟、張妤婷、謝孟岑，2006)。

而影響憂鬱感的家庭因素也多與父母有關，包括父母社經地位、父母教育期望及 親子關係。

(一)家庭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是以職業、教育年數和收入為主要指標 (黃毅志，2003；Williams &

Collins, 1995)；青少年的家庭社經地位，多指父母職業、父母教育年數及家庭收入。

家庭社經地位對青少年憂鬱感的影響，國外研究指出，當父母社經地位越低其子 女所能獲得的資源越少，包括營養不良、教育不足及所處的環境多暴力、物質濫 用或虐待，其青少年子女憂鬱感越多(Evans, 2004)。但國內研究則發現，家庭社經 地位對青少年的憂鬱感無多大影響，反而是社會網絡對青少年的憂鬱感影響較大 (張奕涵等，2010；黃銘福、黃毅志， 2010)，可能是在華人社會，強調「他人取 向」因而社會網絡的影響也就顯得較重要(黃毅志，1998)，臺灣父母社經地位對青 少年憂鬱感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

貫時性資料方面，荷蘭學者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越低，青少年兩年後的憂鬱感 越多，學者在控制父母的心理疾病情況下，發現父母的社經地位對青少年憂鬱感 有直接影響(Amone-P’Olak, et al., 2011)。另外，美國長達 17 年橫跨 3 個世代的追 蹤調查發現，父母的社經地位低下，提高其青少年子女憂鬱症發病機率；研究者 認為父母的社經地位低下對子女的成長過程有不利影響，使得其子女的心理狀況 易脆弱而生病、不健康；相反的，父母高社經地位尤其是高教育程度可以尋求較 多資源來保護子女，免於憂鬱症問題。此研究在控制父母的心理情況下，追蹤子 女從小到大的憂鬱症發生的情況，強調無論先天的基因如何，後天環境(指父母的 社經地位)對青少年子女的憂鬱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Ritsher, Warner, Johnson ＆

Dohrenwend, 2001)。

(二)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對子女未來成就的期望，會有形無形變成壓力影響子女的憂鬱感。過去 研究發現，父母的期望水準越高，青少年的憂鬱感越高(柯銀德，2003)，尤其臺灣 社會對教育、文憑的重視，教育成就所賦予的價值較高，父母期望青少年進入名 校，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憂鬱感有不利影響。Crystal 等人(1994)對臺灣、

美國與日本青少年的心理調適進行研究，發現真正影響青少年的心理調適不是學 業成就，而是父母期望，尤其在臺灣社會，父母教育期望高的青少年心理調適問 題較父母教育期望低的明顯多，是三個國家中最多的。

荷蘭學者透過 7 年的觀察也發現，影響青少年的憂鬱感，低學業成就不是最 重要因素，反而是父母的高教育期望(Kingma, 2011)。當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高期 望而產生心理上的無法調適，身心症的抱怨、憂鬱感都會比較嚴重。學者認為與 家庭中父母的高期待、高壓力與高苛責會在潛移默化中型塑青少年的完美性格，

使得青少年因不斷的追求成功而有過度壓力，憂鬱感上升(Stoeber ＆ Rambow, 2007)。

(三)親子關係

國內在親子關係對憂鬱感影響的研究有不一致發現。權威式的管教對親子關 係不利，而指出權威式的親子關係其子女憂慮感較寬鬆放任式高(賴正佩、陳慶福，

2007)。但張高賓、陳明哲與連廷嘉(2007)研究發現，放任式的親子關係因為感受 不到父母的關愛，其子女憂鬱感反而較權威式、民主式的高；研究的不同可能與 親子關係品質有關，放任式的子女除了較少感受到父母的指導、約束，他們也可 能未感受到父母的接納與關愛，無法從親子關係中得到溫暖，而產生憂鬱感；但 放任的管教方式較少有親子衝突、家庭氣氛也較和諧，若此時青少年有感受到父 母關懷、鼓勵、較少處罰的正向親子關係，將有利於健康的心理發展。蔡玉瑟、

張妤婷與謝孟岑(2006)發現「高關懷高權威」、「高關懷低權威」的親子關係其子女 的憂鬱感低於「低關懷低權威」、「低關懷高權威」，強調父母要提昇子女的情緒智

商，需要在關愛且合理限制的民主教養方式並進下，才能使子女有較佳的心理健 康。

國外親子關係影響憂鬱感的貫時性研究很多(Aquilino ＆ Supple, 2001；

McFarlance, Bellissimo ＆ Norman, 1995；Steinberg, Lamborn, Darling, Mounts ＆ Dornbusch, 1994)，支持親子關係對憂鬱感的長久影響。Steinberg 等人(1994)觀察 四種不同親子關係與青少年一年後憂鬱感的關係發現，權威型的親子關係會使得 青少年憂鬱感明顯增加，溺愛型親子關係的青少年憂鬱感明顯減少；學者也發現 隨著時間累積，民主型的親子關係會增強青少年在社會學校的適應能力，強調長

McFarlance, Bellissimo ＆ Norman, 1995；Steinberg, Lamborn, Darling, Mounts ＆ Dornbusch, 1994)，支持親子關係對憂鬱感的長久影響。Steinberg 等人(1994)觀察 四種不同親子關係與青少年一年後憂鬱感的關係發現，權威型的親子關係會使得 青少年憂鬱感明顯增加，溺愛型親子關係的青少年憂鬱感明顯減少；學者也發現 隨著時間累積，民主型的親子關係會增強青少年在社會學校的適應能力，強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