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時體制下的書寫與活動
第二節 戰時的民俗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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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時的民俗書寫
1940 年代《民俗台灣》成為台灣民俗研究、民俗學、民間文學的重要的發表 地，彼時擔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的金關丈夫、移川藏之子等人企圖扣連柳田國男 的民俗學：「在地」的民俗學培養者，因此提問「具有民俗研究魂在何處？」，《民 俗台灣》的存在位置，「大東亞民俗學」的建構，參與其中的楊雲萍、黃得時、
吳新榮、廖漢臣、郭水潭，面對從文藝創作轉入民俗調查、民間文學採集、著作，
討論他們與 1930 年代的民間文學作品差異之處。
1940 年代以日本文人為首的《民俗台灣》成為戰時體制裡發行最久最穩定 的期刊，有別於官方期刊，沒有太多的聖戰標語，但在本質上與「大東亞民俗學」
緊密相繫。《民俗台灣》的主事者金關丈夫等人試圖在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 的民俗學架構下，發展民間調查與書寫的題材。在六人當中，楊雲萍的發表數最 高，其次是吳新榮、廖漢臣與郭水潭、黃得時，其中楊雲萍與吳新榮已投入在地 式的考察，楊在士林、吳在佳里，分別協助編纂了「士林特輯」與「佳里特輯」， 他們從家鄉出發，流露出關懷社會、傳統之情，在吳新榮的文章中更為明顯，透 過調查能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或許不是《民俗台灣》的作者群能驗證的，但他們作 品所描繪的事物，記錄的現況，至少留下了一些感嘆或提醒。首先分析《台灣民 間文學集》到《民俗台灣》的差異，其次討論楊雲萍等人的作品欲表達的意涵，
最後談論《民俗台灣》的未竟之史。
一、 從《台灣民間文學集》到《民俗台灣》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文壇上文字書寫的變化非常明顯，逐漸縮小 的漢文空間，尚存《風月報》等因通俗、大眾而被允許存在的漢文刊物外，作家 創作、評論的書寫空間及題材，多數圍繞在帝國軍事、「大東亞共榮」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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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起日本帝國開始在本國及殖民地設置「大政翼贊會」、朝鮮成立「國民總 力聯盟」、1941 年台灣成立「皇民奉公會」，這些組織揭示彼時的「中心」書寫內 容，而散落在中心之外的，是通俗漢文小說的書寫，以及自 1930 年代以降的台 灣民間文學。1941 年台灣文壇一方面面對皇民奉公會的成立，皇民文學的創作 與討論，一方面在 7 月以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為首及台灣知識分子等所倡議成立的
《民俗台灣》創刊，學者認為這是「台灣第一份探討台灣民俗與台灣民俗學的專 門刊物」，69但若從《先發部隊》及《第一線》的論述，就可得知在《民俗台灣》
之前，已有刊物以「台灣民間文學」為專題，進行民俗的評論與記錄。《民俗台 灣》以日籍學者的民俗知識體系為主，開展有別於 1920 年代日本官方學者為主 導的調查，也不同於 1930 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下的民俗研究與故事傳說，而是 在皇民化政策、大東亞民俗學論述之下，為了「保存台灣固有的文化為前提」所 展開的「地方性」民俗研究。70
以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空間進行民俗研究，是 1930 年代以降台灣民間文學故 事、文化常見的調查方式，採集自己家鄉或附近區域的傳說、故事，《台灣民間 文學集》所收錄的作品以這類型的內容為主，具有「集體性」的特徵，某一地區 的故事，經過傳播、流傳下來，過程中一定經過無數傳講者的加減修飾，因此所 代表的不會是個人，而是包裹著集體的認知和情感。71《民俗台灣》則有更多的 踏查採集成果，在實際進行的過程中，記錄者會將所見所聞加入內容中，裡面難 免有「個人風格」。《民俗台灣》的編輯群中互相提醒要「正確無訛」的記錄下來，
69 「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戴文鋒執筆《民俗台灣》總說，
http://dhtlj.nmtl.gov.tw/opencms/journal/Journal023/。
70 這是金關丈夫始終認為最重要的事，與楊雲萍的辯論以及出席柳田國男座談會時皆有提及，
後來黃鳳芝（池田鳳芝）在〈『民俗台灣の時代』〉，《民俗台灣》5 卷附錄上也有提及。頁 45-46。
71 胡萬川，〈從集體性到個人風格——民間文學的本質與發展〉，《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 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01），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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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確就必須實地的調查，而非透過文獻的考證。72更因為是實地調查，接觸 所產生的情感會讓紀錄與研究不至於冰冷，文字之間應該要充滿情感，這些紀錄 的實與質，在台日文人間產生落差，以至於有了創刊前的爭辯。
1941 年 7 月《民俗台灣》創刊前，金關丈夫等人在《興南新聞》以及《台灣 日日新報》上發表〈趣意書〉，楊雲萍立即關注，並對金關丈夫的論點展開批評，
兩人因此有短暫的筆戰。楊雲萍以〈研究と愛〉73提出對該雜誌宗旨中：「不會惋 惜台灣舊習的湮滅」強烈的質疑，楊雲萍認為研究文學、民俗者，不該只是抱持 著冷峻高壓或機械式的態度，也不該斷言「不懂白話文也不懂台語，白話文作品
『多是模倣』作品，又說接下來要研究「台灣的舊習」可是卻已不惋惜其「湮滅」
等。74接著金關丈夫也在楊氏所發表的《台灣日日新報》以〈答楊雲萍君〉一文 提出回答，解釋「不會惋惜台灣舊習的湮滅」的意思，並認為楊雲萍沒有讀懂宗 旨的文脈才有所誤解，那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並不是由惋惜湮滅的立場來成就大 事」而是說「由此之更為積極的立場來做事」。75之後，楊雲萍再以〈文脈和語氣〉
回應，他否定自己是金關丈夫所說的「未理解上下文脈的真意」，而是點出《民 俗台灣》旨趣書中的「冷調」，雖然能夠理解內心所思所想可以精準的化成語言，
但楊雲萍以台灣文人所感受到日人要來整理台灣民俗的心意，儘管具有理想，仍 擔心因台灣人因皇民化而失去自己的民俗之好意，但仍有「文脈」和「語氣」上 的距離。兩人的論爭來回兩次，最後在金關丈夫發表〈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繞る 論諍の始末（上）《民俗台灣》發刊に際して〉記錄了原委，這場論爭在楊雲萍 加入《民俗台灣》寫作群後結束。
72 編輯部，〈卷頭語——台灣民俗研究の特殊課題〉，《民俗台灣》4 卷 5 號（1944.05），頁 1。
本段落引自此處並擇要說明。
73 楊雲萍，〈研究と愛〉，《台灣日日新報》，1941.05.29，後刊載於《民俗台灣》1 卷 2 號
（1941.08），收錄於《楊雲萍全集 2・文學之部（二）》，頁 139-140。
74 楊雲萍，〈金關丈夫先生の思い出〉，《えとのす》21 號（1983.07），譯文轉引自葉笛，許雪 姬編，《楊雲萍全集 4．歷史之部（二）》，頁 310。
75 同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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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篇作品上出現如聽聞、參考某文獻、考證某文獻、到某地採集等句子，
可以推測《民俗台灣》並未每一篇都達到編輯群所強調的「紀錄研究」，76但仍然 在各家之言下每一期都有可觀的稿量。而「大東亞民俗學」作為核心命題，就是 史料引用的考證過程中收集與中國相關的文獻，加強對中國的了解，在俚語、俗 諺、宗教、采風等都與中國傳統有關時，文獻的整理與呈現也幫助當權者的資料 收集。77從《台灣民間文學集》到《民俗台灣》，民俗研究調查的方法越發多元，
但具有來自地方的情感溫度相對降低許多，在嚴厲的檢閱以及翼贊政策下，民間 文學中的屬於「熱」的那部分，必須被忽略，雖然如此閱讀台日作品的過程中依 然能夠覺察差異，這也是吳新榮等人作品的特殊所在。
二、 民俗調查與書寫
自 1941 年 10 月《民俗台灣》1 卷 4 號到 1944 年 5 月的 4 卷 5 號，楊雲萍 發表約 25 篇，其中有一專號為「士林專輯」，由楊雲萍主持，將士林的人物及風 土作了整理與介紹，他在卷頭語〈研究と對象〉提到研究沒有對象的價值大小與 高低之分，但有方法技術的差別，從對象中去發現學問的真理是最重要的，這樣 的工作像是從裂縫的殘壁中發現小花，士林是一方寸之地，但仔細調查研究是可 以發現與洞悉什麼的。78楊雲萍對於士林這一區域人文歷史投入研究頗深，內容 非採集故事式的記錄，而是從諸多文獻中考證、整理出包括「士林先哲」、「士林 街」的發展史等。之後楊雲萍成為派遣作家，發表長篇小說《部落日記》，也是
76 金關丈夫，〈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繞る論諍の始末(上)──民俗臺灣」發刊に際して‧研究と愛‧
民俗への愛楊雲萍君に答ふ〉，《民俗台灣》1 卷 2 號（1941.08），頁 42-45。
77 蔡蕙如在《傳講・記憶・文化——民間文學的傳統與現代》中提到，台灣知識分子在「大東 亞民俗學」的政策目標下，透過史料或實地採集，進行文化傳承與文化同化的關聯，因為來源 都是中國。但文中所提的「透過了解台灣本島人進而了解支那」，在當時日本當局透過鼓勵翻 譯、資料收集以及大規模的在中國沿海組織團體（例如善鄰會的籌組與報社、教育、醫院等統 合）等工作下，透過台灣本島人能了解支那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相對低了許多。蔡蕙如，《傳講・
記憶・文化——民間文學的傳統與現代》（新北：博揚文化，2019.08），頁 32-33。
78 楊雲萍，〈研究と對象〉，《民俗台灣》1 卷 6 號（1941.12），譯文轉引自〈研究和對象〉，林 瑞明、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 2·文學之部（二）》，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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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士林為主，在一塊方寸之地中，楊雲萍開展了他的民俗研究，即是他所強調的
「故鄉之愛」，與專輯發表的同一年，楊雲萍在《台灣藝術》2 卷 10 號上楊雲萍 以〈故鄉への愛〉同樣強調「地方／小」，卻可見「真理／大」的學問與研究的 熱情，到此可以歸結出楊雲萍的民俗研究建築在挖掘史料，並從中建立的地方知 識，再以文字賦予其溫度與情感，這也就是楊雲萍對金關丈夫一再強調的，「愛」
並不是透過冰冷的調查技術就可以獲得的，台灣的民俗研究正需要的是這個元素。
而吳新榮開展民俗研究的契機，與他積極參與地方事務有很大的關係，這在 戰後的台灣文獻委員會上的幾位重要民俗研究者：莊松林、林勇等人都可得到驗
而吳新榮開展民俗研究的契機，與他積極參與地方事務有很大的關係，這在 戰後的台灣文獻委員會上的幾位重要民俗研究者：莊松林、林勇等人都可得到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