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識養成與新文學運動的參與
第二節 近代教育與現代文學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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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代教育與現代文學的接觸
日文教育使六人進入日本近代化發展，因為家庭因素六人的養成方式不同。
王詩琅、廖漢臣以完全自學為主，郭水潭完成公學校的高等科，而接近菁英分子 的高學歷並赴日求學者，則是楊雲萍、吳新榮與黃得時，則得以到日本留學，或 就讀極少數台灣人能就讀的台北帝國大學。
一、高等教育的洗禮
楊雲萍等六人受公學校教育的時間皆在 1910 年代中末期到 1920 年代中期 前，距離殖民者對於台灣的近代教育從國語傳習所（1896-1898）發展到學校制度 完備的公學校十餘年的時間，學校制度已逐漸完善，地方社會及大眾大多接受殖 民近代教育，而近代教育的任務，即是透過學校體制有組織的傳遞被國家政策所 建立的價值、知識體系。55
1926 年台北第一中學校畢業後即赴日進入日本大學第一大學預備科就讀。
在日期間發表的作品甚少，透過大量閱讀日譯西方文藝思潮的文學作品，開展了 他對日文新詩的書寫。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階段，新詩的寫法，文字語句的使 用與排列，楊雲萍曾說這並非如白話文小說，而是還要多所磋磨，這當中關係到 語言的問題，楊雲萍後來對日文新詩的創作多有著墨，一生最重要的文學專書《山 河》就是日文新詩。關於寫詩，1933 年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楊雲萍，沒有正式職 業，埋首於南明史、台灣史之餘，全力創作新詩。56
與楊雲萍相似的成長過程，在父祖輩的漢學背景及栽培下，黃得時的近代化 教育自鶯歌庄公學校開始，1923 年入板橋公學校高等科，所需面對的科目僅有
55 許佩賢，《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台北：遠流出版社，2005.03），頁 43。
56 葉笛，〈真實和歷史──詩人楊雲萍的《山河》集和《山河新集》〉，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 8・
資料之部（二）》，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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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和數學，1924 年進入台北州立第二高級中學就讀，在大量接受日文教育的 年代，父親黃純青自中國上海購入國文教科書，開始接觸中國五四以後的新作品。
白話文的閱讀、日語的訓練、漢學的根柢。1929 年台北州立第二中學校尚未畢 業，黃得時即到日本求學，進入早稻田第二高等學院，然因無法適應環境而回台 灣就讀，先後進入台北高等學校以及台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科，當時的台灣文壇 已是新文學運動的成熟期。57
同樣接受高等教育的吳新榮，1924 年自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畢業 後，1925 年進入日本岡山市金川中學校，1927 年自該校畢業轉赴東京，1928 年 進入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正式由商轉醫，也在這時期，吳新榮發起台灣人留學生 團體「蒼海會」，並於 1929 年 11 月創刊發行文藝雜誌《わだつみ》；而後組織
「東醫南瀛會」，在 1930 年 2 月發行《南瀛》，再改為「東京里門會」於 1931 年 11 月創刊發行《會報》，吳新榮在這些刊物中發表評論、散文、新詩、古典詩等 作品。58赴日的求學以及結社經驗，以及大量的閱讀，使他打開視野，包括左翼 思想、社會主義等。隨著日本政府在 1930 年代全面清理左翼思想，
二、自主學習的路徑
1910 年代，台灣總督府完成公小學校的教育建置。在經濟尚能允許的情況 下，大部分的台灣小孩都需要上公學校學習，年約九、十歲，因為需要考試，所 以入學的年齡不一定，59在基礎教育之後的進階高等教育，郭水潭、王詩琅、廖 漢臣因為家庭背景、經濟條件以及境遇之故，未能繼續就讀，而以自學的方式，
完成知識養成之路。
57 1930 年代在王詩琅與葉石濤的文學史分期上，各為本格期及蓬勃期，都表示達到成熟階段。
58 河原功，〈吳新榮之左翼意識──關於「吳新榮舊藏雜誌拔粹集（合訂本）」之考察〉，《台灣文 學研究集刊》4 期（2007.11），頁 123-197。
59 王詩琅提到「那時後不管小學校和公學校都有考試而落榜。所以十歲時才好容易進入公學校 念書。」，下村作次郎著，葉石濤譯，〈王詩琅的回顧錄〉，《台灣文學集 2》，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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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水潭於 1916 年進入麻豆公學校佳里興分校就讀，是該校第一屆學生，1922 年就讀佳里公學校附設的高等科，在二年的時間裡，開始學習日本短歌的創作，
這段時期除學習漢文，也同時大量使用日文知識及語言，1925 年以其短歌之才 華，受到北門郡郡守酒井正之的看重，任職「北門郡役所庶務課」雇員，這份公 職一直持續到 1942 年，並在 1941 年調度課別為勸業課的技手職務，60全憑受賞 賜的才氣，「沒有靠山、背景、提拔介紹」下，61得以有這樣的成績，郭水潭奮發 自學是要的原因，他以函授課程的方式，修習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科，然而對於 郭水潭而言，短歌的創作，引領他站穩在文壇的腳步，日文書寫成為他文藝創作 的起步：「我的文藝創作，開始於日本傳統文學的『短歌』，又稱『和歌』
……近
似於我國的律絕體詩。所不同者，雖有定律卻無定韻。是以情感衝動，或觸景隨 時而作。不為課題，或和韻吟詠」，62郭水潭將古典詩與短歌相較，提出了短歌相 對簡約，並不那麼繁複，也不僵化，「課題」以及「和韻」也是當時擊缽吟的主 要方式，除了短歌外，他也創作新詩，以寫實風土民情為主，但仍有其高明的詩 意在其中。631935 年以日文小說〈某男人之手記〉獲得日本《大阪每日新聞》「本 島人新人懸賞」佳作，進軍日本文壇。64在近代化教育中僅有公學校高等科畢業 的學歷，因為短歌的造詣而得以活躍在日人的文化圈中，可謂是台灣作家群中的 異數。王詩琅的自學系統也是來自函授：「那時候從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函購了好 像叫《少年》的雜誌來讀」。65王詩琅亦認為閱讀原文相對重要，當時有不少透過 日文翻譯的小說，對他而言都是創作養分。然而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書籍，推測與
60 郭水潭將近 13 年的公職生活，薪資從第一年的月俸 15 元到 70 元。來源：中研院「台灣總督 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61 郭水潭，〈通譯十五年〉，羊子喬編，《郭水潭集》，頁 199。
62 郭水潭，〈暮年情花〉，《聯合文學》12 期（1985.10），收錄於羊子喬編，《郭水潭集》，頁 236。
63 羊子喬，〈橫看成嶺側成峰──試為郭水潭造像〉，《郭水潭集》，頁 599。
64 林淇瀁編選，《台灣現當代研究資料彙編 56：郭水潭》，頁 52。
65 下村作次郎著，葉石濤譯，〈王詩琅的回顧錄〉，《台灣文學集 2》，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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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商人網絡、書店代辦或是函購而得。因為接觸了中國 1930 年代的創作，
王詩琅好奇在中國的翻譯情況，得知是集體翻譯而有所反感，由此體悟到要吸收 新的東西，非要從日本來不可，所以有些書就從日本直接購買，直接閱讀原文的 王詩琅，結合日本作家與中國作家的文學思想，「思想逐漸開化」，受他所心生嚮 往的而後產生左翼思想的論述與作品。66
就家庭條件與經濟能力的限制下，廖漢臣的閱讀與自學環境嚴苛許多，也較 為辛苦。他在文字及語言上的鑽研，來自於日文與漢文的同步學習，同屬於王詩 琅所說的「中文集團」，67主張中國白話文的廖漢臣，熟讀中國經史與歷史小說，
短期的「夢覺書房」漢文學習，也奠定了中文寫作能力的基礎。另外也透過胞姊 廖秋桂所購贈的早稻田中學講義，充實日文教育。68廖漢臣做過許多工作，多為 社會較為底層的，如工友（台大醫學院）、小工、店員等，這或許影響了他對於 民間與大眾文學的觀察視角。
郭水潭、王詩琅與廖漢臣，皆在書院與公學校兩種養成路線下完成學歷，知 識的豐沛以及滋養創作的養分都是來自於自我學習，包括函授課程、函購書籍而 擴增了眼界。在完成近代基礎教育的公學校已是 1920 年代，日文成為這些文人 接受世界思潮的媒介，然而漢文的書寫同時成為他們展現思考的方式，在大正時 期多元思潮下，三人也開始走向具有個人風格的思考與創作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