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時體制下的書寫與活動
第一節 文壇活動與文學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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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戰時體制下的書寫與活動
第一節 文壇活動與文學史觀
正義如不滅， 良心遍世界。1
繼 1931 年九一八滿洲事變，1937 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件，開始大舉侵略 中國。該年 7 月 7 日吳新榮在日記寫下上面兩句話，彷彿自我安慰，希望日本侵 略中國不會引發更棘手的問題；接下來的 7 月 23 日到 9 月 21 日記寫出對戰爭 的無奈及對時局的煩悶：「不圖天下事，不讀社會書，默默獨圖生，日日依然舊」；
2但是到了 9 月 21 日卻記：「東洋的悲劇慘至何處實在不可期，我們只期待早期 完結而已。……不過我們要不可盜安，每時要持一旦之時要出門，最後之機要奉 公」 3。所謂「奉公」即是戰爭時期日本開啟「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對民眾的 要求。當時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推動「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政策中，吳 新榮也開始「自我要求」並記下謹慎奉公的心情，並且由「佳里防衛團」、「繳交 國防獻金」、「軍機獻納促進會」、「國民精神總動員佳里分會」活動來付諸實踐。
1940 年日本近衛內閣成立「大政翼贊會」，發起「大政翼贊運動」，因應於此，
台灣總督府在 1941 年 4 月成立「皇民奉公會」，該機構設立「娛樂委員會」，黃 得時擔任委員 4，1943 年 4 月成立「台灣文學奉公會」，台灣文人的創作自由大 幅受損；該年 11 月召開的「台灣文學決戰會議」上，黃得時、吳新榮、郭水潭 都出席；；1944 年「台灣文學奉公會」和「總督府情報課」選出奉公會會員 13
1 吳新榮，〈1937 年 7 月 7 日〉，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 1》（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7.11），頁 324。
2 吳新榮，〈1937 年 8 月 13 日〉，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 1》，頁 333。
3 吳新榮，〈1937 年 9 月 21 日〉，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 1》，頁 342。
4 〈黃得時生平及著作年表簡編〉，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 11‧論述卷五：日本漢學研究
（下）》（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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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為派遣作家，前往各生產現場為期一週的見聞體驗，要求化為文學作品，楊 雲萍是其中一位。而在 1940 年之後的本島人文學雜誌，僅剩下《台灣文學》（張 文環主編，1941-1943）和《台灣藝術》（黃宗葵主編，1940-1944），其內容都無 法迴避皇民及參與奉公會的要求，同時在「全島總動員」下，服膺時局的創作也 開始出現，並配合前進支那政策，中國小說的翻譯也逐漸進行，楊雲萍、黃得時 即在這樣的戰爭時局中發表作品。5
早在文學落入決戰漩渦前，1938 年王詩琅離開台灣前往中國廣州，6一直到 1946 年返台。1944 年前往中國上海的廖漢臣，同樣在 1946 年返台，他們在中國 沿海地方活動對於戰爭、文壇的發展，又有怎樣的觀察？本章以 1937 到 1945 年 的戰爭時期，討論六人的文學創作、活動以及史觀，在迎合與排拒、協力與迴避 之間清理出一條台灣文學特色之路。
一、翻譯中國，書寫台灣
1943 年台灣作家不約而同的日譯中國古典小說，並且絕大部分是屬於長篇 小說，如第二章提及，黃得時《水滸傳》、楊雲萍《台灣外記》的日譯，前者曾 在《台灣新民報》連載而後集結出版，後者則在《台灣公論》連續數日發表，對 於當時何以翻譯中國小說？在什麼樣的契機下進行？在前人的研究中皆提到「大 東亞共榮圈」的建立以及迎合日人的想像，「閱讀支那」似乎等於能夠「了解支 那」、「親近支那」
，在日本侵略中國後展開的「日華親善」
，台灣知識分子如蔡培 火，即在 1937 年出版《東亞之子如斯想》，7嘗試在「東亞」的局勢中探究日華5 1943 年黃得時翻譯《水滸傳》由清水書店書版、楊逵《三國志物語》由盛興出版社出版，資 料來源引自橫路啟子，〈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分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 主〉，賴慈芸編，《台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9），頁 250。楊雲萍也在 1943 年的《台灣公論》上發表《台灣外記》這部台灣「野史」小說。
6 二度離開，第一次是在 1937 年前往中國上海，任職日本陸軍特務部宣撫班，後因台灣總督府 警務局通報有抗日思想，自行辭職返台。許俊雅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4：王 詩琅》（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8.12），頁 57。
7 蔡培火，〈東亞の子如斯想〉，張漢裕編，《蔡培火全集》第三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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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2006.10），頁 229-230。10 張星建，吳豪人譯，〈論翻譯文學〉，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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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一部中國小說，至於選擇《水滸傳》的原因，黃得時戰後的回憶是「因為顧及 讀者的胃口，故事情節要有波瀾萬丈的變化才好」，於是：
我就用現代人的眼光和感覺，以及配合新聞連載小說的方式，一半用 翻譯，一半用改寫的手法，每天寫四張共一千六百字……前後達五個 年頭始告完結。……此間，曾經兩次受警務局命令刪除。17
上述提到「一半用翻譯，一半用改寫的手法」，回到《水滸傳》的序文是這樣：
「在執筆這本書的時候，使用的是金聖歎的七十回本版本，以符合現代人的思想 感情去描述，並能將觸動心弦的方式改寫，並將原文的內容做一些調度。過程中 也將原作者所缺漏的部分予以補齊，此外在一些地方加入自己的創作」，18說明這 部作品並非原文照譯的翻譯本，而是加了許多改寫、補充，可以說是再創作的文 本。雖然黃得時表明自己所引用的是金聖歎的版本，但論者經過比對，提出是施 耐庵的《水滸傳》、金聖歎的《水滸傳》以及陳忱的《水滸後傳》的合併版，19這 些合併也證實了序言裡面提到的補充作者所缺漏的地方。而黃所更動小說的地名 以符合戰時體制下的「忠義」意識，在序文中也明顯看出他是為了讓當前的民眾 可以感受、閱讀小說的氛圍。20
探究黃得時改寫的原因與選擇《水滸傳》的理由，一方面是作品的價值，一 方面就是回到 1940 年代的時空，這部當時在日本境內流傳已將近一百年歷史的 小說，從原本的禁書到以「戰時體制版」作為通行的小說，21黃得時得以選擇這
17 同註 16，頁 625。
18 黃得時，〈序〉，《水滸傳》第 1 卷（台北：清水書店，1941.09），頁 6。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 品，黃得時家屬捐贈。原文日文，筆者自譯。
19 《水滸傳》版本甚多，原作施耐庵的百回本後另有 120 回本以及金聖歎的 70 回本。黃得時 在序言中提到是改寫金聖歎的 70 回本，但事實上是超過該回本的結局，並在其後加上陳忱的
《水滸後傳》。王俐茹，〈「忠義」的重製與翻譯：黃得時水滸傳（1939-1943）的多重意義〉，
《台灣學研究》17 期，頁 29。
20 同註 19，頁 42-44。
21 林瑛琪，〈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時代背景與過程〉，《台北文獻》176 期（2011.06），頁 237-246。詳細的調查《水滸傳》在日傳播的時間、譯者、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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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說，除了熟悉日本漢學研究外，22《水滸傳》的內容及價值，除了可提供「日 支」互相了解的資料外，另外還有一些原因，他在序言裡提到：
《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被認為是支那小說的四 大奇書，明末清初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這樣說「天下才子六書，眾人 需要知曉的計有：一莊（莊子）、二騷（屈原的離騷）、三馬史（司馬 遷的史記）、四杜律（杜甫的律詩）、五施的水滸（施耐庵的水滸傳）、 六是王的西廂（王實甫的西廂記）」可見水滸傳受到多大的重視。……
在紙張限制的當前，如果這本小書的發行可以對大東亞建設有所貢 獻，那真是預料之外幸運的事。23
黃得時為翻譯這部書的原因提供了許多理由，例如：「數百年廣為日本支那兩國 閱讀的被視為支那社會的縮影的水滸傳將是最適合的」，24以及「對於中國的民族 性、經濟面及社會面都有描述」、「透過小說較容易讓人閱讀與理解」等。25透過 小說更加容易的看法，日人須藤利一也這樣認為，他在《民俗台灣》1 卷 5 號這 樣評論：
賽珍珠曾說水滸傳當中登場的一百零八位豪傑，是「透過古往今來，代表 所有支那人的人物」。……與其閱讀一堆支那研究書，不如看這本書，更 能從根本對支那有所了解。這麼看來，水滸傳不僅是從前的故事，更是現 代支那的故事。26
22 黃得時在戰後 1972 年執行當時國科會的研究報告，便以「百年日人研究漢學名著提要彙 編」為題，分為八章論述日人的漢學研究史。全文收錄於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 11‧論述卷 五：日本漢學研究（下）》，頁 364-673。來自戰前龐大的史料，可見黃得時在日治時期便已大 量收集。
23 黃得時，〈序〉，《水滸傳》第 1 卷，頁 1-6。從版權頁可知，1941 年 9 月出版後，1942 年 5 月再版，1944 年 1 月三版。相較戰爭時期洛陽紙貴，這樣的發行量實為可觀。
24 自林瑛琪，〈黃得時翻譯《水滸傳》之時代背景與過程〉，《台北文獻》176 期，頁 249-250。
25 黃得時，〈序〉，《水滸傳》第 1 卷，頁 4、6。
26 須藤利一，〈書評：黃得時著水滸傳第一卷〉，《民俗台灣》1 卷 5 號（1941.11）。原文日文，
譯文轉引自橫路啟子，〈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分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 主〉，賴慈芸編，《台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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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藤閱讀的應是《台灣新民報》上的連載，也就是他所閱讀的並非 1941 年 9 月 由台北清水書店發行，但在日本境內販售的單行本，須藤與黃得時相同的看法，
以小說為徑提供日本人有關中國的訊息，這樣的想法同樣在該書序言兩次提到
「大東亞建設」的範疇下，那是 1940 年日本政府廣為宣傳的「大東亞共榮圈」，
27翻譯在日中交流上成為熱門的管道，也帶動了翻譯產業的發展。28
戰後黃得時回憶《水滸傳》日譯單行本在台灣發行的過程，提到該書因為對
「侵華戰爭絲毫沒有貢獻和幫助，反而會激起民族思想，集體起來反抗政策，故 不配給紙張，而無法出版」，29這裡的「無法出版」指的是無法在台灣出版第三卷 之後的內容，在《水滸傳》第三卷的書名頁上刊登：「全六卷 刊行の豫定」以及
「第四卷近く發賣」的字樣，表示將連載的量都出版的話，是六卷，確切原因為 何無法繼續出版，極有可能在第三卷 1943 年 6 月之後，戰爭局勢更加嚴峻、原
「第四卷近く發賣」的字樣，表示將連載的量都出版的話，是六卷，確切原因為 何無法繼續出版，極有可能在第三卷 1943 年 6 月之後，戰爭局勢更加嚴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