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寫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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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寫作目的
日本統治末期到後初期的文學發展，在當今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上，從葉石濤 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 年）、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1991 年）
或是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2011 年），皆提出因為語言的轉換、發表空間的 受限，而使得從日治時期跨越到二戰後的台灣作家「放棄文學創作的路」、「不得 不結束作家的生涯」。1 葉石濤認為這樣的結果是「構成戰前新文學運動和戰後 台灣現代文學之間的斷層和鴻溝，所有日據時代新文學的遺產，似乎都快要埋入 歷史的墳墓裡去了」。2 他提的所謂「斷層」與「鴻溝」，即是過去「文學的遺產」
無法被看見、不受重視或者沒有被後代文學承接；而「遺產」則是指以反帝、反 封建為核心內容與精神的新文學作品。3 1945 年日本成為戰敗國，台灣五十年的 殖民統治宣告結束，根據「開羅宣言」來台接管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促進「中 國化」以高壓手段清理台灣人思想、語言、歷史中的日治痕跡。對此，陳芳明指 出「特別是有過批判殖民體制的抗日文學傳統，由於是以日文寫成，卻一律被視 為『皇民化』的指控之中，文學傳承至此產生斷裂」。4 可見無論是葉石濤的「斷 層」與「鴻溝」或是陳芳明的「斷裂」說法，這幾乎已成為當今文學史的共識。
但是，如果把文學「遺產」，不僅指 1920 年代新文學運動以降，專屬反帝、
反封建內容的文學創作，而考慮殖民處境的日治文壇特殊性，還能包含當時文人 廣泛的文化性著作如史料研究、文獻整理，那麼目前文學史「斷層」或「斷裂」
1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02），頁 76。
2 同註 1。
3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10），頁 24-25。
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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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應該可以加以修正。其明顯的例子，例如所謂跨時代的文人，如楊雲萍、
黃得時、王詩琅、廖漢臣、吳新榮及郭水潭等人從戰前跨到戰後的活動，他們也 被稱為「二世文人」或第二代知識分子，5 1910 年前後出生，共同具有漢文學養；
1920 年代受現代教育並參與新文學運動；1934 年一同加入「台灣文藝聯盟」（以 下各章第一次出現全稱，之後簡稱「文聯」），為成熟期台灣文壇做出貢獻；而 1937 年後日本推動皇民化，自主性文學發展嚴重受限之際，他們也不忘知識分子本分，
對戰時體制的要求有所回應。戰後初期到 1960 年代，二世文人持續伏案書寫，
在「去日本化」中面對戰前的文學遺產，而後進入中央及地方的文獻委員會中將
「遺產」包裹進入「通志」與「方志」中。面向自己時，他們收起創作文學的繆 思，潛心從事台灣文獻相關研究，為了生存也為了書寫歷史，文獻委員會的工作 是機會，也是「避風港」。同時他們也利用文獻委員會突圍當時的種種限制。如 果因為政策要文人噤聲，要台灣文學隱藏，那麼他們選擇即使姿態扭曲，也要設 法出聲。言語無法說的，那就用筆寫下所有的記憶，他們埋首在文獻裡和現實搏 鬥，在夾縫、黑暗中絲毫不放棄。面向社會時，他們延續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所 追求的民間關懷，在被規劃的空間裡扮演傳遞記憶的角色。在《台北文物》規劃 文學、戲劇運動座談會的王詩琅，就是一個例子，他的策劃就是文學史觀，細部 的分析將會得到精彩的答案。跨時代文人的楊雲萍等六人，可以說帶著台灣文學
「遺產」跨越時代，巧合的接上文獻委員這個新接點，手上的筆得以穿針引線，
讓世人看見一條從戰前到戰後綿延不絕的台灣文學伏流。
有鑑於此，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寫作目的，即是檢討既有史家戰爭前後文學
5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自立晚報，1992.08）， 頁 238。從周婉窈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中的〈「世代」概念和日本 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一文（頁 1），周氏引用 George Kerr（柯喬治，1911-1992，美國歷 史學者、外交官，曾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於台北高等學校擔任英文教師）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分類 方式：第一代為 1885 年出生者、第二代為 1885-1915 出生者、第三代 1920 年代後出生者。本論 文因涉及漢文的學習與否，故採用莊垂勝的用法：二世文人較為貼近論述的核心。楊雲萍等六人 就其出生年代及養成教育過程，可被定義為二世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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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斷裂」和「斷層」說法，重新整理跨時代知識分子從日治到戰後不間斷的著 作，尋找及建構新的文學「遺產」和它的意義，由此建立台灣文學的延續史觀。
並於此「銜接」與「不斷裂」之研究過程中，還期待可以呈現台灣文學歷經殖民 與強權下的特有風貌。為了達到此目的，論文主要鎖定下面五個區塊來進行考察：
第一，跨時代文人的文學養成。主要交代他們所受漢文教育及接觸白話文的 經驗，在他們從事新文學運動與其後的文學活動上，如何發生影響。以楊雲萍為 例，自祖父輩處習得千家詩、四書五經等漢學知識：「楊敦謨之長子楊雲萍（1908 年）出生，祖父楊永祿為其取名友濂，與祖父住士林。自幼祖父教其識字、背誦 千家詩。」6 這樣的經驗，同樣出現在 1909 年生黃得時（其父黃純青，古典文 人）、1907 年生吳新榮（其父吳萱草，古典文人）、1908 年生王詩琅（私塾於前 清秀才王采甫）、1908 年生郭水潭（私塾學習漢文）等人身上。而 1912 年生廖漢 臣，僅有公學校的學歷，卻對漢文十分熟悉，可說具有相同的漢文經驗。從此初 期學習中，他們對「漢文」、「漢字」、「漢文思想」以及理解中國白話文運動所產 生的「漢字白話文」概念，影響後來文學活動中漢字、白話文的使用：如楊雲萍 在 1925 年與友人江夢筆共同創辦文學史上第一本白話文雜誌《人人》，時值 1919 年中國五四運動之後，雜誌上他的作品，可對應中國的白話文文體；又如黃得時 1924 年透過父親黃純青自中國上海購得五四運動之後的白話文詩集，後來提出 漢詩改善主張。
第二，1930 年代文學創作與論爭參與。這裡主要交代此六人 1930 年代的文 學表現，而特別著眼他們共同加入 1934 年「文聯」，並圍繞其「文藝大眾化」路 線上產生的不同思路與歧見。強調「文藝大眾化」的「文聯」，在 1934 年這時間 點上成立，就有消除政治運動受壓的低迷氣氛，並整合左右文藝人士團結文壇的 企圖。根據張深切回憶：「賴明弘和幾位朋友勸我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代替政治
6 「楊雲萍個人年表」，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 8‧資料之部（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11.02），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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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我看左翼組織已經被摧毀，自治聯盟也陷於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台灣民 眾意氣消沉，不得不決意承擔這個帶有政治色彩的文藝運動」，7 如此有爭取台 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空間的企圖，卻隨即遭到左翼人士林克夫的批評，認為「文 聯」除了是「有閑的代辯者外，有幾個能夠替無產階級呌喊呢？」。8 很顯然，同 樣要為「大眾」發出的聲音，卻出現路線之爭。對此，已有研究提出其中包括左 翼知識分子、右翼知識分子以及新傳統主義知識分子的三種不同「大眾」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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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討論的六位知識分子，也因階級意識和思想差異，對「文藝大眾化」
的論述和做法，提出不同意見。而「文藝大眾化」議題，不僅是「文聯」的論爭 焦點，持續影響之後他們的文學活動，因此，從日治時期《台灣文藝》、《台灣新 文學》、《台灣藝術》、《民俗台灣》，到戰後《台灣文化》、《和平日報》、《台北文 物》、《台南文化》、《南瀛文獻》等刊物中，追蹤他們的相關言論，以驗證所持「大 眾」概念，以及他們從文學創作到文獻整理之間的關係。
第三，1940 年代對戰時體制的文學回應。在這裡主要考察，面對日益強烈的 皇民化要求和文學的戰爭動員，楊雲萍等六人跨時代知識分子採取怎麼樣的策略 來因應。王詩琅和廖漢臣前往中國，或擔任記者或應聘任教，來逃避翼戰時局；
而楊雲萍、黃得時、吳新榮、郭水潭等人，雖然參加「台灣詩人協會」、「台灣文 藝家協會」，並在《文藝台灣》、《台灣文藝》（奉公會版）、《民俗台灣》、《新建設》、
《台灣時報》等發表文章，作品多為民間文學和民俗研究，其中也包括邀稿、派 遣的作品。該時期他們的活動，或可說明台灣文人挪用戰時日本所推動「地方文 化振興」方案，而創造出來的文學空間。10 在此透過該六人戰時文壇的活動，探
7 張深切，〈里程碑〉，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二（台北：文經社，1998.01），頁 624。
8 林克夫，〈清算過去的誤謬──確立大眾化的根本問題〉，《台灣文藝》2 卷 1 號（1934.12），收 錄於婁子匡編，《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 3》（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9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1930-1937）》（桃 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12），頁 17-21。
10 根據崔末順在《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第五章〈日據末期台韓文壇的「東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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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9），頁 373-406。
11 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創刊號（1946.09），頁 10。本文引用傳文文 化事業公司於 1994 年出版復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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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1950 年代「文獻委員會」及其他活動。國共內戰失利退遷來台的國民 政府，為掌握台灣物產、人力等資源，1948 年 6 月首先成立「台灣省通志館」，
首任館長為林獻堂。1949 年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分設編纂組、採集組 及整理組，以負責台灣文獻史料的採集、整理、典藏、文獻書刊的出版及史志的 纂修。接著 1952 年通令各縣市政府設立「文獻委員會」，纂修地方志書，當時有 21 個縣市先後成立「文獻委員會」，12 計畫性的邀請日治時期知識分子擔任編輯
首任館長為林獻堂。1949 年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分設編纂組、採集組 及整理組，以負責台灣文獻史料的採集、整理、典藏、文獻書刊的出版及史志的 纂修。接著 1952 年通令各縣市政府設立「文獻委員會」，纂修地方志書，當時有 21 個縣市先後成立「文獻委員會」，12 計畫性的邀請日治時期知識分子擔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