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知識養成與新文學運動的參與
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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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寫作目的 第二節 論文焦點與問題意識 第三節 既有研究與文獻回顧 第四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進行相關的文獻回顧，包括楊雲萍等六人的「作家論」研究，以及針對「台灣文 學史」、「文藝大眾化」、「台灣文藝聯盟」、「文獻委員會」的相關文論進行回顧與 分析，提出本文論點的特殊性與必要性。全文架構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 六章為結論，四到五章依照時序分配，分別是 1910-20 年代、1930 年代及 1940 年代，最後是 1950-1960 年代，依照時間軸看見六人知識養成以及活動背景的變 化，從中探討個別變化累積所造成的整體影響。
第二章 知識養成與文藝活動
第一節 漢文教育與白話文經驗 第二節 近代教育與現代文學的接觸 第三節 新文學運動的參與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梳理六人在 1910-1920 年代所開展的「雙語」教育養成過程為基底，每一 節下分三小節，第一節下有「漢文的表與裡」、「漢文的學習與發展」、「白話文的 實作，文壇初體驗」。交代六人的雙語教育、雙軌學習的軌跡，從中兼論漢文觀 的發展，包括對民族情感的維繫，以及白話文作為創作實踐的歷程。第二節下有
「高等教育的洗禮」、「自主學習的路徑」，略述六人的家庭背景、父祖輩的資本，
包括社經地位所影響的受教資源等，將六人帶向不同的階級位置，以及對社會階 層的思考。第三節下有「以文學面向社會」、「文學創作的起步」，討論漢文意識 對於文學之於社會責任的連結，以及分析六人文壇初啼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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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左翼文學運動與民間文學熱 第一節 文學運動中的民間關懷 第二節 民間文學的蒐集及研究 第三節 戰爭前的概念轉折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的時間設定在 1930 年代，探討左翼文學運動與民間文學的關係，六人從「民 間關懷」為初心，展開相關的文學創作雨活動。因此在第一節中的：「《明日》的 左翼思想」、「《先發部隊》與《革新》的大眾」、「『台灣文藝聯盟』與各地文藝團 體」，梳理王詩琅、廖漢臣以左翼刊物《明日》為發表起點的背景，及之後相關 的發展。第二節下有「記錄與保存」、「《台灣民間文學集》及其他」、「文學與非 文學之間」展開對 1930 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發展，有別於日治初期，
日本人以人類學調查方式所紀錄台灣風土的方式。第三節下有「從鄉土文學到殖 民地文學」、「殖民地的文學觀」、「鹽分地帶的鄉土文學」，分別就「鄉土」、「殖 民地」的概念演變進行分析，並以郭水潭所倡議的鹽分地帶鄉土文學作為例證。
第四章 戰時體制下的書寫與活動 第一節 文壇活動與文學史觀 第二節 戰時的民俗書寫 第三節 帝國邊界的書寫 第四節 小結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台灣文學史進入戰爭時期，本章以1937年為起始，1945年 8月為終止，探究六人在戰時的文學發展與轉變，這些發展向前與1930年代、向 後與1945年終戰後的文學史有其脈絡與伏流。第一節下有：「翻譯中國，書寫台 灣」、「『台灣』文學史觀」、「未竟的文學史序說」。第二節下有「從《台灣 民間文學集》到《民俗台灣》」、「民俗調查與書寫」、「未竟的《民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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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下有「派遣作家的記錄與關懷」、「獻給戰爭的詩歌」、「出走後的異地 書寫」。六人對於戰局的回應各有所異，卻也不約而同的論述台灣文學的獨特性。
第五章 戰後初期文化活動的重開
第一節 「去除」與「再造」的文學史論述 第二節 整理文獻與地方建史
第三節 民俗研究與文獻考察 第四節 小結
以分析戰後初期陳儀政府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及六人的文化活動為 主，時序以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後到 1960 年代。陳儀政府與國府時期，「再殖 民時期」的文學史中，有其迥異及特殊的文學生態，六人在這一時期延續了台灣 文學史的書寫，以翻譯、撰寫文獻歷史為主，文學在「通志」與「縣志」中顯露 其發展的軌跡。在本章的第一節下有「文學史觀的再生成」、「續建台灣文學史」、
「時代的接縫點」。第二節下有「從中央開始的文獻工作」、「續寫地方——台南 縣文獻委員會的文學史」、「『運動』史觀——台北縣文獻委員會的文學史」。第三 節下有「文獻委員會的書寫意義」、「民間文學納入文學史中討論」、「民俗轉譯，
書寫兒文」，探討多樣性的台灣文學發展。
第六章 結論
整併六人的文學活動與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歷程，本章說明整部論文在「以人繫 事」與「以事繫人」的兩種書寫方式中，呈現六人的文學生命，如何從民間關 懷到歷史書寫，共同建構了不曾斷裂的台灣文學史。此外說明本論文無法在「共 時」的結構下細緻的討論六人文論的差異與矛盾，以及六人之間的情誼與論點 衝突等侷限及未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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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識養成與新文學運動的參與
漢文教育是 1900-1910 年代出生的楊雲萍等六人，幼兒開蒙的基本知識陶 成，長輩們視此為族群文化命脈的傳承，我族與異族（日本）之區隔，「根」與
「本」的依據。在《亞細亞的孤兒》中關於胡太明的受教歷程，即有所揭示：
「可是胡老人無論如何要讓孫兒學習漢文，現在鄉間的私塾都停辦了，除了雲 梯書院再也沒有別的地方」1，「無論時勢怎樣，學校裡卻學不到四書五經了」2。 這種憂慮普遍存在於 20 世紀初期的傳統知識分子或懷抱漢民族主義的人心中，
他們擔心所受的殖民地教育，不知會把台灣人帶到怎樣的境地。漢文教育可以 說是這一輩文人安身立命、應對世事的根據，也讓子孫不忘根本能夠傳承給下 一代的精神依靠。
本章將梳理楊雲萍等六人所受漢文和日文的雙軌教育，考察其在雙語系統 中的知識養成及形塑思想的脈絡，從而探究跨語世代的文人，如何成為戰前與 戰後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工程中擔任銜接者與維繫者角色。分為三節來進行分析 楊雲萍等六人的漢文教育、創作經驗，以及其文學運動中的角色。
第一節 漢文教育與白話文經驗
「少數的上層仕紳階級，大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念的是四書五經、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左傳等中國古代經籍，因為這些是晉身為官的必修科。
儒家思想觀念左右了台灣社會的領袖」3 。這是日本統治初期，台灣仕紳階級 者對家庭教育以中國古代經籍作為幼兒蒙學的原因之一。整體而言，「漢字、漢 文」，對台灣人而言被認為能維繫民族文化命脈的媒介，而對日本人來說也並不
1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草根出版社，1995.12），頁 17。
2 同註 1，頁 25。
3 林玉体，《台灣教育史》（台北：文景書局，2003.0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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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甚至是「象徵身分與地位的權威財，也是生產知識的文化財，更是代表 自身文化教養的消費財」。4
值此，對於楊雲萍等人受日本殖民近代化的首批學生，漢文教育等於其學 前教育，漢文成為他們啟動知識之鑰的最初印記。以下略述六人的漢文教育背 景以及在 1920 年代，台灣出現依賴中國白話文而生的「新漢文文體」，因此而 產生與大眾生活用語隔閡，而在 1930 年代發生台灣話文論爭，已達口語化的目 標。5從傳統的漢文到中國白話文、台灣白話文的混入，成為王詩琅、廖漢臣所 堅持的漢文文學。
一、漢文的表與裡
1980 年代楊雲萍曾在一次受訪，提到自己至今仍能對《千家詩》朗朗上口，
該古籍是中國宋朝以來啟蒙兒童的讀物，容易朗朗上口，也能傳遞風土民情。在 日本統治初期，漢學的教養仍屬普遍，與同處在「東亞漢字圈」日本的文化史有 關。1800 年代末期日本有所謂的「漢學熱」，即使在明治維新時期，漢學與歐化 的勢力，互相對抗，當時公文書依然是漢文訓讀體，漢學的功用可用來面對政府 積極西化政策以來造成日本體制動搖之處，6直到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對於與中 國密切相關的「漢學」重新調整，並強化了「和文」的重要性，在殖民策略上，
台灣總督府將漢文作為可攏絡台灣人的方式，總督府在統治初期設計兩極化的 發展路線——保留漢詩文社會地位，同時卻削弱台灣人以漢文為改變階級、身 分的機會，例如在教育體系中降低和漢文的課程等，企圖以日文取代台灣人的 漢字，這對仕紳如楊爾康而言，楊雲萍的學養能否受到良好的漢學教育而感到
4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7），頁 5。
5 同註 4，頁 14。
6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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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惱與不滿。7於是無論透過家庭教育或是書房教育，在 1900 年代時期，漢文知 識的養成仍然非常重要。值得留意的是如王詩琅所閱讀的古籍，並不只有文言 文，中國在晚清小說起，文體已漸趨白話文，到了 1910 年代陸續以「運動」的 方式，正式在文壇興起白話文運動。受到此影響的台灣作家如張我軍等人以其 為目標學習仿效，開始質疑漢文彼時的發展與價值之際，這裡的漢文專指的是 古典詩文。8到這裡大抵上可以歸納出，在 1910 年代結束之前，計有文言漢文、
文言白話漢文在教育以及文壇創作中活絡著，這些漢文發展到了 1920 年代的新 舊文學論爭時，夾帶中國白話文革命力道的張我軍，批判了古典漢文學的連雅 堂等人。在這個階段是文言文的古體詩與白話漢文的對抗，楊雲萍等人已逐漸 離開文言漢文，而展開交混的中國、台灣白話文生成之旅。六人的生命史可說是
一部漢文變異的發展史。
楊雲萍、黃得時、吳新榮的父祖二代可謂是地方領導者。楊雲萍的祖父楊 爾康是仕紳，父親楊敦謨是醫生而後擔任後龍庄協議會員；黃得時的父親黃純
楊雲萍、黃得時、吳新榮的父祖二代可謂是地方領導者。楊雲萍的祖父楊 爾康是仕紳，父親楊敦謨是醫生而後擔任後龍庄協議會員；黃得時的父親黃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