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職教育策略的產生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足、比下有餘，傾向認為自己位於中間的階層（林宗弘，2013：692）。

然而，階級地位或歸屬是否影響主觀的社會態度，階級意識是否能夠跳脫傳統 階級框架、甚至影響社會態度的決定，首先要探討階級意識的意涵。雖然傳統馬克 思主義的研究焦點在於勞工階級，但不可否認的，不論是資本家或勞工，其階級意 識的形成與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環境影響，如果相同階級要發展出對於社會的特 定態度，甚至成為「集體的行為者」，學者吳乃德整理 Ollman 以及 Michael Mann 等 人的見解整理成需要 3 種共同元素的激盪：認識階級地位、認知階級利益、改變秩 序的可能性，而發展出不同的階級意識（吳乃德，1994：116-117）。換言之，如果 行動者對自身的階級地位不認同、不滿足自身的階級利益，會產生改變秩序的想法。

不認同的面向，並非完全出於薪資收入，行業的整體形象也是考慮因素。

行動者心中的階級圖像不一定完全符合馬克思對於生產關係的定義，也就是 說，如果，行動者的階級概念不以經濟生產關係作為劃分基礎，那麼，所形成的階 級意識，可能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描繪的社會變遷，毫無關聯性可言，行動者不以生 產關係來區分階級，而以「政治權力」、「職業」來區分階級，這個分類方式呈現出

「民眾的價值系統」，也就是說，在民眾心目中，哪些價值比較重要，臺灣民眾心目 中的分類基礎主要以收入財富及職業地位等經濟基礎為區分標準，似乎偏向韋伯學 派（吳乃德，1994：121-124）。

第三節 技職教育策略的產生

壹、分工的設計

關於分流的理論，涂爾幹認為「分工的作用在於維持社會的平衡」（渠東 譯，

2002：169），在華人文化裡，分工的概念出現在孔子的禮記禮運篇第一章，談到「大 同」的概念時，提到「壯有所用」，正是每個人都必須按照本分與能力工作，天下才 會太平，與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各為其用、各盡所能」有異曲同工之妙（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東 譯，2002：4），被譽為古典社會學巨擘之一。現在是資通訊發達的時代、科技 爆炸的世界，相較於 19 世紀的工業社會和傳統的農業社會，分工程度更加細緻。在 分化程度如此高的時代裡，每個領域的專業都有其重要性，而整個社會要運作順利，

任何一個領域都不能缺席。涂爾幹也說，人格的個體性隨著分工的專業化而更有發 展的空間，也可使人與人之間更加團結（孫中興，2008：117-118）。

社會由各種不同分工而形成的領域所組成，這些領域除了經濟活動之外，尚包 括其他各種非經濟領域的活動，各領域之間的流動成為社會開放程度的指標。關於

「社會分工」的討論，西元前三百多年的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討論醫生和農民的分 工、營造師和製鞋降的區別，在於互通彼此沒有的東西，而交換在意義上必須相等，

否則無法進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有對於分工的討論；甚至馬克思在《資本 論》亦探討交換的議題（孫中興，2008：48-50）。每個人各有其擅長的領域，藉由 分工來進行整個社會運作，再經由交換來進行各種交易行為。

韋伯提出理念型的科層制（bureaucracy），作為客觀衡量不同文化的基礎，特徵 之一亦為明確的勞動分工、經認證的訓練技術等，依賴受過理性訓練的專家提供知 識，因此重視各種執照與證書的憑證化（cerdentialing）過程，不管你是誰，都以你 的能力來決定組織中的位置（吳佳綺 譯，2012：114-119）。科層制按照功能分工，

重視專業能力在組織中的地位，依據專業來決定社會中的位置，而社會由各種不同 的分工所組成一個整體。

涂爾幹使用有機體的概念來解釋分工，是為「有機連帶」或「有機團結」

（solidarité organique）（孫中興，2008：255），從男女有別的本質開始，到每個器官 的運作各有其自主性與相互性，來解釋分工的作用（孫中興，2008：48-49），在於 各自發揮作用互相緊密的連結，而不僅只能提高生產率，畢竟孤掌難鳴，唯有分工 才有生命共同體同在一條船上的彼此照應感，效果不止於個人加總起來的交換關 係，而是團結的根源，在更早的孔德亦提出勞動分工並不只存在於經濟層面，而是 有著更宏觀的精神與內在層次（渠東 譯，2002：17-21）。雖然國內有學者明確指 出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因為翻譯版本的用字（英譯本和中譯本）與時空不同，而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致不同的理解效果（孫中興，2008：13-24），但其基本精神仍然在於呈現涂爾幹表 達的「社會事實優先論」，相當於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文明來自於分工，而分工的總體效果大於個體的加總（孫中興，2008：94-96），藉 由勞動分工連結個人和社會，透過集體合作維繫生存和整合，亦即，涂爾幹用「連 帶」的概念把人與人連結起來，進而連結個人與社會，成為「互換的系統」，形成擴 及全社會的「整合性網絡」（王佩迪等 譯，2012：192-195）。當勞動分工發展到極 致時，社會分工會被更專業化地區分，使個人在依賴分工時更加獨立自主，使各種 職業更為相互依存，對社會貢獻自己的專業（王佩迪等 譯，2012：218）。

承接自韋伯與涂爾幹的理論觀點，美國學者派森思在其第二階段理論發展所提 出的「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從行動理論的概念出發，探討「體 系需要」（system needs），不排除社會結構中的階級所造成的身份和財富差距，將階 層視為引導社會行動的機制、使體系運作起來有秩序，身份地位如同體系中的「定 位」，是為「結構角色」，但這定位該如何使社會體系保持穩定，派森思認為必須用 期望控制行動，稱為 「角色期望的特定性」，（蔡明璋 譯，1990：8-9，94-95，107-108）。 先定位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體系，再充分扮演定位應有的角色，即可使社會整體展 現秩序感。

社會分工形成的社會秩序有如完成拼圖搬，分工好似每一小塊拼圖都有自己的 位置，秩序如同填上屬於自己的空位，每個個體填補屬於自己位置，整幅拼圖才能 完整。

制度要成功，涂爾幹告訴我們，除了「物質性的社會事實」之外，還需要與「非 物質性的社會事實」，二者互相調和，方能走向成功之路，正確的政策方向以及完備 的制度，加上社會的「共同意識」，串連整個社會體系的運作（林端，導讀，2002：

IX、XIX）。制度無法獨立於社會而存在，如果沒有共同的社會認知支持制度運作，

就無法奏效，只能淪為「紙上立法」（林端，導讀，2002：XIV）。不管制度設計如 何滴水不漏，也不可能簡單達成制度設計的目的，還必須由全體人民支持及配合運 作，最重要目的在於提供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德國的技職教育制度如何充分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踐適性發展，平均分流之路，實現一個蘿蔔一個坑，經過百餘年歷久不衰、歷久彌 新，技職教育制度與人如何互相支撐產生的良性影響，使人從制度實現目的，制度 也從人得到實踐，這其中必有關鍵因素值得探討與借鏡。

舊制度論學者單純研究正式制度的結構，新制度論學者則在制度之外，加入非 正式制度的文化、社會等因素，從未捨棄探討結構限制，乃是加入受到制度約束的 個人因素（陳敦源，2001：147、149）。新制度論學者 Kenneth Shepsle（1989）從經 濟學角度出發，認為制度是人與社會的「接著劑」；Ingram and Clay（2000）從社會 學角度出發，認為探討「個人選擇」受「結構限制」的影響程度（陳敦源，2001：

145-146）。換言之，制度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介於人與社會中間，制度將人與社 會連接起來，人所做出的選擇，在制度的框架之內，受到結構限制的影響，也就是 說，行動者在社會整體結構與文化制約的限制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

圖二-1 制度作為中介因素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敦源（2001：145-146）

貳、教育突破階級流動

韋伯另外認為，階級由具有相同因果 （causal） 作為條件的生命機會（life 制

度 人

(個人選擇)

社 會 (結構限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chances）所構成，個人在市場上出售與購買技能與能力，而這些技能以學歷作為代 表（王佩迪等 譯，2012：360-362）。階級流動最有效的力量是「機會結構」，工業 社會相較於農業社會，其階層較為複雜，階級流動的機會就愈多元（葉至誠，2000：

386），階級有流動的機會才能填補社會中的許多空位（vacancy），若空位沒有被填 補，會接著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稱為空位鍊（vacancy chain）。這情況尤其在技 術職業領域，在某些社會的年輕學子並不會選擇成為一生的職涯，因為認為次等教 育沒有發展的可能性、或收入不夠豐沃而乏人問津，導致社會中有許多空位無法被 填補，引發一連串的空位鍊；相反地，在某些社會的年輕學子依照個人能力選擇成 為一生職涯，因為社會觀念認為具有專門職業技術才有發展的可能性，而成為無可 取代的人力資源，從而使社會中的許多空位能夠被填補。另外韋伯對於「地位團體」

（status group）的見解，認為地位團體與社會階級二者之性質不同、亦無高低之分，

階級情境以市場地位來決定，框架於市場領域之下，以收入和經濟行為作為指標；

地位情境則存在於市場之外，以追求生活風格、品味習慣、社會聲望為特徵，韋伯 稱之為「社會榮譽」（social honor），例如有些人喜歡打高爾夫球，有些則喜歡觀看 足球比賽；又如有些人居住於高級別墅區，有些人居住於外籍移民的公寓區，皆為 不同種類的地位團體（王佩迪等 譯，2012：370-374）。不同於馬克思只把社會二 分成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貴族與平民、地主與佃農、

老闆與工人等，兩階級在歷史上不斷相互鬥爭（王佩迪等 譯，2012：359），歸納 為資本家與工人兩個領域，但韋伯詮釋階層的概念比馬克思複雜許多 （吳佳綺 譯，

老闆與工人等，兩階級在歷史上不斷相互鬥爭（王佩迪等 譯，2012：359），歸納 為資本家與工人兩個領域，但韋伯詮釋階層的概念比馬克思複雜許多 （吳佳綺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