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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發展的要素 第二章

第一節 何處是豐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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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發展的要素 第二章

技職教育要能夠成功發展,與整個社會所呈現景象有關,如果工匠賺取的薪資 高於白領人士、專業技術者擁有別人不會的本領可賴以謀生,那麼,以技術取勝的 人與讀書人並駕齊驅,讀書最高也許就不會成為社會追求的目標。雖然制度設計關 乎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然而制度本身,卻是社會與行動者之間的中介因素,由行動 者的思維意識所設計,接續,按照這個設計發展成特定的樣貌和整體氛圍,最後,

回過頭來影響行動者的思維,改變制度設計,形成新的樣貌,以此類推,制度與整 體社會景象以及人民思維之間的關係,不可謂不小。

第一節 何處是豐衣足食

壹、安居樂業的表現

安居樂業一詞,出現於漢書卷九一「各安其居而樂其業」、後漢書卷四九、醒世 恆言卷六(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5),按照字面解釋,人民安定有居所、

樂於所從事之職業。這是一個的社會的理想境界,每個人都各自有屬於自己的所在,

各有其所,安定快樂。這種安居樂業與各有其所的現象,是否需要學歷才能實現?

在臺灣的產業發展脈絡中,只要肯吃苦,黑手也能變頭家,擁有突破教育程度限制 的機會,使身份從勞工或農民變成老闆,社會階級在代內就能向上流動(謝國雄,

1989a:52)。

William Davis 在其著作《The Rich》中告訴我們,學業表現優良並不會導致事 業成功,賺大錢者反而多出於學業成績不太好,甚至被退學的學生,致富之道與學 校及父母的教導大相逕庭,例如成立本田汽車的本田宗一郎先生曾經被學校開除

(李約翰 譯,1987:273)。想要致富,除了外在的運勢,也需要本身的膽識與眼 光。然而,有錢人也有擔心的事,擔心健康會消逝、生命有盡頭、家人的安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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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如何維持等等(李約翰 譯,1987:237)。所以,大多數的老百姓並非一定要賺 大錢,只要各有其所,有著安定的生活、穩定的薪水,就能養家活口、衣食無缺,

同樣能安居樂業,並不是一定要讀很多書、擁有高學歷,才能擁有穩定舒適的生活。

主觀階級認同方面,Wright 從微觀層面的個人角度來解釋階級認同的形成路徑,

指出行動者的主觀階級認同來自物質利益的影響,物質利益則由行動者的階級地位 決定,也就是說,物質利益是判定階級的關鍵指標:資產階級可兼顧休閒與必要支 出;工人階級無法兼顧休閒與必要支出;中產階級則居於中間位置(薛承泰,1996:

4)。早期,Centers(1949)以「經濟因素」作為主觀階級認同的指標,後來,Hodge 和 Treiman(1968)認為這種分類方式過於粗糙,而採用「經濟地位」如生活型態 與環境,作為分類標準,例如收入多寡、職業種類、教育程度、居住社區等因素,

成為日後研究的主要方式,Kluegel(1977)認為客觀因素影響主觀認同,之後的研 究開始以群體與身份作為標準,考慮脈絡因素,例如族群、年齡、性別等客觀狀態,

都會影響對於階級的主觀認同(薛承泰,1996:14)。

美國政治學家 Ronald Inglehart(1990,1997)作了一連串研究顯示,當物質生 活方面獲得溫飽後,會提升安全感,感覺生活有保障之後,「意識型態或文化價值觀」

亦隨之改變,也就是說,當社會愈富裕,更容易產生「後物質主義傾向」,那麼,階 級認同的影響力會變低;想反地,當社會比較貧窮時,則比較強調「物質主義」,那 麼,階級認同的影響力則會變高(林宗弘,2013:693)。換言之,如果社會的經濟 狀況達到一定程度,足夠使人民溫飽還有餘,當大家的經濟程度都差不多時,對於 階級歸屬的認同感就不那麼重要,也就是說,在主觀上對於階級界線的分野比較無 感;反之,如果社會的經濟狀況無法提供人民溫飽的環境,那麼,對於階級歸屬會 產生比較強烈的認同感,也就是說,在主觀上對於階級界線的分野比較強烈。學者 林宗弘研究顯示,臺灣隨著政治經濟脈絡的發展,人民在客觀階級位置上主觀解釋 階級位置的現象「可能有增無減」,更有甚者,伴隨全球經濟環境所造成的不景氣現 象,使社會流動停滯,擴大貧富差距,衝擊民眾對於意識型態的想法(林宗弘,2013:

694)。臺灣社會在飽嚐經濟奇蹟所帶來的果實之後,經濟程度普遍提升,於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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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溫飽的條件之後,人民不再必須為了餵養全家飽足而學習一技之長養家活口,而 傾向於追求較高的社會地位,在讀書才是高的環境裡,對於出身技職體系的家庭,

父母普遍鼓勵孩子繼續升學取得大學學歷。

德國社會學者邁爾教授認為,德國有本事從二次世界大戰各種滿目瘡痍的廢墟 裡,在短時間內重新站起來,乃是因為德國有著強大的「Institution」,這個字在德 文不僅指看得見結構,也包含看不見的結構,也就是,除了看得見的機構軟硬體設 施之外,更包含了看不見的制度底下的文化所代表的價值和共同信念,而在中文的 表達方式,無法用 1 個字或詞涵蓋這個概念,必須使用不同的詞彙分別表達,意指 只要有一套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和行事準則,就算國家被炸成碎片,也可以馬上把散 掉的碎片撿起來建立大樓,若沒有「Institution」的概念,被炸成廢墟後就崩垮潰散 了(龍應台,2016)。前述德國特有的「Institution」概念尚包含各種看得見與看不 見的元素,所謂看不見的元素即為行動者心目中的想法是否一致,如同搭乘同一條 船具有同沈同浮、共同相依的關係,如果我們協調「社會性」與「個體性」(林端,

導讀,2002,XVI),才有相互合作的可能,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認為研 究社會學必須從研究個體開始,不同於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從集體角 度觀察人類社會、完全從生產關係的角度、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所主張的階級鬥爭,

韋伯則認為個體是集體存在的基礎,只有個體才能完成社會行動,所以必須透過觀 察、解構、分析,始能理解個體的社會活動,透過分析個人活動來理解社會活動與 形成社會關係,建立個體主義方法論(朱元發,1993:65-68)。社會中的個人到底 應該成為整體中的一部分,還是依靠個人能力完成所有事情,我們欣賞辛勤耕耘自 己田地的人,瑟克雷當(Secrétant)在《道德原理》一書中表示「完善自我」並不 在於贏得不相關者的掌聲,而是了解自己的角色、適合的職業,在自己的能力上盡 力做到最好(渠東 譯,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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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術業有專供的實踐

社會由不同結構組成,社會結構最早源自英國史賓賽和法國涂爾幹的社會學理 論。孔德和史賓塞用有機體的概念來形容社會的運作,已具有社會結構的雛形,社 會是一個整體如同有機體,由許多部門組成,每個部門的功能都獨立而互相依賴,

無法獨立運作,功能分化的程度愈高,社會複雜的程度也愈高(葉至誠,2000:

76-77)。換言之,每一個功能都在於維持社會運作,社會運作需要靠各部門發揮各 自擅長的功能,還需要整合各種功能,才能運作。

德國與台灣社會大部分由中產階級組成,由中產階級靠著打拼肯吃苦的精神創 造經濟實力。關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定義,20 世紀初的社會發展並未如 Marx 預期之「兩極化發展」,出現了新的階級:Poulantzas 認為白領不等於工人階級,

而是自成一個新的階級,因為白領僅賺取薪資,不同於工人直接製造產品;Giddens 亦認為白領是一個新的中產階級,他們擁有教育和科技知識,使用專業技術簡單生 產商品,不同於僅以勞力換取薪資的工人,但是到了 20 世紀中葉,隨著白領的工作 內容的日益分化與複雜,有些白領的薪資甚至低於藍領,而且,在科技日益進步的 趨勢下,藍、白領的階級界線也變得越來越模糊(薛承泰,1996:5-6)。Wright(1985)

解釋新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方式,中產階級分為 2 大類,第 1 類指自營工作者或擁有 技術的工匠,第 2 類指擁有專業技術的「師」字輩人員,他們持有經過官方認證的 證照,因此,所有不屬於大資本家或工人的這一群,就是中產階級,身份處於「矛 盾的階級位置」(林宗弘,2013:700)。

中產階級究竟屬於資產階級或是工人階級,在新馬克思主義裡,是學者關切的 議題,首先,站在生產商品的角度而言,有學者認為屬於資產階級,但規模較小,

而以「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稱之,以法國新馬學者 Nicos Poulantzas 為 代表;其次,相反地,有學者認為,中產階級與傳統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同,但他們 靠著技術能力賺取薪資,而以「新勞工階級」稱之,以 Serge Mallet 與 Andre Gortz 為代表;再來,另外有學者認為,中產階級不屬於傳統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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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新階級」,因為中產階級的基本利益與資產或工人階級不可同一而論,是社 會與市場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一個新階級,例如 Alvin Gouldner, George Konrad, Barbara and John Ehrenreich 等;最後,有學者認為中產階級可能同時屬於某一種傳 統階級,或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級型態,而形成「多層面」(multidimensional)或「相 互牽連」(interconnected relations)的關係,稱為「矛盾階級位置」,以 Eric O. Wright 為代表。

然而,不論上述如何區分中產階級的階級歸屬,唯一共同點,就是屬於在資本 家與工人的鬥爭中,置身事外的一群,靠著技術能力與創業技巧賺取薪資(許嘉猷,

1994:27-30)。Lipset(1981)認為在資本主義中,中產階級發揮緩和勞資階級衝突 的關鍵作用,Korpi(1983)、Offe(1984)以及 Przeworski(1985)認為這個現象成 為 1970 年之後研究社會階級的理論依據,影響「福利國家政治經濟學」在工業社會 的發展(林宗弘,2013:691)。

德國與臺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能夠從戰爭與移民地的枷鎖中,重新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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