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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知與技職教育策略的碰撞

迷失技職價值的臺灣 第四章

第三節 社會認知與技職教育策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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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臺灣「3K」產業的薪資並不比白領低,但因缺工情形嚴重,只能引進外 勞,但引進外勞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俗稱「3K」產業的職場環境骯髒、危險、辛 苦的產業,指鑄造業等中小企業的表面處理廠商,為重要基礎產業,職場環境動線 不佳、髒亂又危險(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2016 年 3 月 15 日),導致缺工情形嚴 重,臺灣的作法是開放外勞(郭建志,2016 年 2 月 23 日),縱使本國人的薪資是 48K 的 2 倍,高於一般白領,例如造船、油漆、電悍等產業,仍然乏人問津。德國的作 法是改善職場環境,使職場環境更加安全。雖然臺灣引進外勞可暫時解決缺工問題,

但治本的作法仍應提高職場安全,結合技職的建教合作,使我們優質的技職教育連 結市場缺工的狀況,才能根本解決缺工情形(鍾佳濱,2016 年 11 月 28 日)。

從最基層的傳達小弟(俗稱工友)一路打拼成為美國運通公司總經理的嚴長壽 語重心長地體認,他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對自己的學歷感到自卑,並非因為他的才 智真的不如人,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與氛圍的期待所造成的觀念。他說,不會背 書與運算並不代表沒有其他長處,我們國家不需要每個人都是菁英領袖或管理階層,

「社會更需要腳踏實地、堅守崗位、熱愛工作的螺絲釘」,不論國家再怎麼進步、科 技再怎麼發達,社會仍然需要用雙手操作技術的人,例如照顧生活起居的廚師和照 護人員、修理廚房浴室設備的水電工、居住房子需要的水泥板模工、外出代步需要 的汽車修理技師等等,論地位,職業從來沒有高貴貧賤之分,論收入,也許技師的 薪水來得更高(嚴長壽,2015:62-64)。但是在我國,這雙黑手,似有逐漸消失的 趨勢。

第三節 社會認知與技職教育策略的碰撞

我們現在正處於「新三高社會」:人才荒指數高、青年失業率高、以及年輕人學 歷高。(熊震寰,2016 年 4 月 28 日),這三個看似可以互補的元素,在我們的社會 裡卻各自獨立,成為三個有待解決的問題。看看芬蘭,分配教育資源的比重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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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比較多的資源不是放在資優班,因為資優學生可以自主學習,他們把更多的 資源用來加強後段班學生的程度,而不是放牛吃草、任憑自生自滅,反而是希望把 後段班的程度向上提升到前段班的水準,用政策安排更多老師花更多時間關注這些 孩子(楊照,2015:184-185),整個社會的風氣自然向上提升。我國的教育資源集 中在前段學生身上,拼百大提升學術競爭力固然重要,但這些後段的社會邊緣學生,

其實更需要政策的照顧,況且新政府欲提升技職競爭力,首要挑戰在於社會認知。

相對於德國提早分流、明確進路發展,臺灣區分技職與普通領域的教育進路,

方式上採用考試區分高下,雖然是標準化的考試,但終究立足點平等,每人有相同 的機會,較為公平,只要成績夠,突破教育階級天花板的機會比較大;在作法上則 延緩分流、模糊進路,選擇較為多元,毋須太早決定未來職業方向,可以慢慢品味 人生。

壹、設計思維延緩分流年齡

臺灣第一個分流階段在中等教育第 1 階段與第 2 階段之間,也就是國中升高中 時。評估方式不同於德國各邦,使用按照考試分數填志願分發的方式。政府希望打 破明星高中的光環,同時滿足家長對於升學的期待、提升國家競爭力、使學童快樂 學習多元發展,民國 103 年施行「國中教育會考」的「革新」措施,核心理念在於 打破傳統聯考以分數高低作為排序標準的方式,同時在青春洋溢的國中校園內,提 倡適性發展,校方配合政策鼓吹家長幫孩子找到自己的專長與興趣,而不是只有專 注於讀書。從往年的聯考、基測到現在的會考,一連串的改革難到只要透過政府的 想法、會議室裡的決策,就可以簡單改變國人傳統以來對社會階層與功成名就的認 知習慣?這種採取不以分數高低作為分發依據的方式,教育部甚至不公佈同級分的 分發排序方式。

實施三年的結果顯示,家長們始終無法認同粗分為九等級的分發方式,答錯題 目的數量和分發的排序並不直接相關,孩子更難屈從高分低就,不能接受努力考高 分的結果竟然無緣就讀理想學校。於是政策為了順應民意,只好再度改變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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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發方式。雖然政策立意良善,希望藉此打破深根內化已久的傳統觀念,同時減 輕青春學子的求學壓力,但屢遭民怨究竟是因為政策設計不夠完善,抑或社會觀念 無法接受。我國的分流年齡在國中畢業約 15 歲,經由「國中教育會考」的成績,決 定就讀高中或高職。

為了打破國人基於唯有讀書高對於明星高中的迷思、建立快樂學習的目標,政 府從 2014 年開始實施 12 年國教的國中教育會考與免試政策,實施結果是,造成家 長傾向寧願將孩子送往就讀完全中學的私立學校。為了進入頂尖私校,甚至必須在 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補習準備應考,一路往上繼續讀。就算是技職生,也忙著升學,

結果導致由高等教育充裕經費所培養出的博士卻面臨失業找不到工作 (林志成,

2016 年 5 月 17 日)。我國的技職市場的人力與實力如同溫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覺中 已逐漸消失卻沒有知覺,以下以德國的面向來檢視我國的狀況,試圖找出制度成功 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聯性。升學政策的改革目標雖然力圖打破國人對於「明星學校」

的仰慕,然而 12 年國教「免試入學」在名稱上雖然是免試,但實際狀況是,家長每 天在意的都是「如何進入」明星學校(楊照,2015:16),比較自己和周圍同事朋友 的小孩讀哪間學校,反而加諸更多升學壓力。所以,聰明如民眾,上有政策、下有 對策,民間的補習班配合政府的政策推出特別班,訴求是使國中會考或特色招生的 排序第一,諸如才藝、科學、作文,讓家長花更多金錢報名,讓學生用更多時間補 習。這種現象不是只用政策就能改變傳統以來的思維模式,升學變成只剩下分數與 排名的競爭,徹底忘記學習的本質。這群「理論上的受益者」,反而被安排更多的考 試與補習,始終逃不出一考再考、競爭和排名的循環,那種被安排的,而不是自己 選擇面對與承受的壓力(楊照,2015:21、27)。

雖然社會始終跳脫不出分數排序選學校的思維習慣,但從另一個角度思考,考 試以分數排序,只要有能力成績好,可以突破教育階級天花板的機會反而比較高,

每個人有同樣的競爭機會。若如同德國數邦以評語方式呈現學習狀況,恐怕更加跳 脫不出階級複製的綑綁。

在實習方面,德國的技職教育品質優良,就是因為實習制度充分結合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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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成為企業錄取用人的重要指標(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6:44)。目前臺灣仍在 起步階段探索定位與進行方式,有些學校展現豐碩的成果,與國外企業成為實習的 合作對象,自行薦送學生赴國外企業或工廠實習,不僅成為吸引學生入學的誘因,

也為提升產業技術謀出路。實習的目的在於有機會將學校所學應用於現實環境,作 為學校與職場連接的重要階段,希望學生藉此能夠適應實際的工作,使學與用能夠 沒有落差。例如友嘉實業 2016 年提供虎尾科技大學薦送 5 名學生前往德國進行 10 個月的實習,另外還有計畫送另一批學生赴義大利實習,期盼藉由德國師徒制學習 紮實的技術基礎,提供國內提升產業技術(許昌平,2016 年 7 月 31 日;友嘉實業 集 團 , 2016 ); 又 如 樹 德 科 技 大 學 經 由 高 雄 市 政 府 居 間 協 調 , 與 日 本 HAUTECOUTURE 合作,薦送學生前往日本實習,日本政府亦配合本案核發學生的 實習及工作簽證;另外,實踐大學與上海台商協會合作,薦送學生前往上海及廈門 等地的台商企業實習,除了實習製造與資訊等相關作業流程之外,亦希望藉此能讓 學生體驗大陸的廣大市場與競爭程度(顏瑞田,2015 年 11 月 17 日)。以上的實習 階段,均由各校自行開發與產業合作,由產業贊助並提供師資與津貼,實習完畢後 直接進入產業成為正式員工,不僅解決學生在實習期間的生計問題,也保障實習完 畢的工作問題,這是結合實習與產業的最佳模式。這種充分整合的實習制度在臺灣 仍屬於起步階段,落實實習制度的學校與產業尚為數不多,但因為剛起頭,仍有相 當程度的發展空間,亦不失為技職教育與產業革新的一項契機。

然而,有些學校卻落入矇混學分的困境,雖然在規定上把實習列為畢業的必要 條件,但實務上,卻只要取得實習單位的蓋章即可,內容與評語由學生自行填寫,

人有沒有實際到現場、有沒有確實操作,完全不重要(鄭語謙,2016 年 7 月 29 日)。

這種現象完全扭曲了實習制度的美意,也不知道實習的真實意義是什麼。大家是否 認為實習不重要,而學校的課業比較重要,是否因為我國的實習制度尚未完全成熟,

仍在起步階段,但無論如何,實習都是確保學能致用的最佳方式,並藉由實習瞭解 所學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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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些學校與大企業的產學攜手計畫,例如餐飲科系與三井集團合 作,設立專班,等於由企業主導,培養自己的學徒,而韓國也有訂單 式教育,所以這種產學合作性質的,除了企業參與度之外,還有歷史 因素,所以在實行上很難,我們台灣部分有在做產訓合一,例如階梯

雖然有些學校與大企業的產學攜手計畫,例如餐飲科系與三井集團合 作,設立專班,等於由企業主導,培養自己的學徒,而韓國也有訂單 式教育,所以這種產學合作性質的,除了企業參與度之外,還有歷史 因素,所以在實行上很難,我們台灣部分有在做產訓合一,例如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