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三節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任務
壹、穩定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培養國家建設、人才的搖籃，也是維繫社會文化的橋樑，高等教育本 是以學術獨立與行政自主為最高原則，但因長期以來中國教育並無統一規準，導致各 校校風自由，校自為政，人自為政，缺乏共同的規準。吳俊升認為抗戰處非常時期，
國家與社會出錢辦高等教育，國民政府為了要達到國家與社會目標，不得不再相當範 圍內施行管理之權。87吳俊升對高等教育持論如此，故自其主持高等教育司後，積極落 實其對高等教育改革之理念，政府力量亦一步步介入大學事務中。88
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 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 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教育為宗 旨，並以「穩定」與「建設」兩大核心理念下，規定大學教育目標如下：「大學及專 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科學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切實陶融為國家 社會服務之健全品格。」89。教育宗旨的訂定，改善了在抗戰前教育政策不明、教育制 度不健全，教育難以在穩定的情況下發展的弊病，讓教育能維持，並謀充實內容，提 升教育品質，經過戰時，直到今日，猶為自由中國教育所奉守。
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通過由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統一全國高等 教育須遵守一致的準則，這是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為了充實抗戰力量所做的一件大 事。抗戰建國綱領的制定，讓漫無目標的大學必須依據政府所推動的各項教育方案內
87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頁 28。
88 管美蓉，《從自主到統一—抗戰前䤭大學入學考試的發展(1938-1940)》，頁 114。
89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取自：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562/?index=9
容辦學，種種措施不僅能以改善過去教育缺失也能夠讓抗戰時期有了確切的發展目 標，更能符合抗戰時期的需要而訂定。
由於戰時交通工具困難，費用浩大，各中學畢業學生以及從戰區流亡後方之中學 畢業生分散各處，教育行政當局為了便利學生投考、整齊大學入學程度，以及促進中 等教育之改進，乃於一九三八學年度開始舉辦大學入學統一考試，連續舉辦三年，辦 法則逐年改進之。90國民政府為了讓國人不會因為戰爭的緣故，無法持續就學，統一招 生讓每個人都有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於一九三八年首次統一招生，設立公立 各院校統一招生委員會，訂定統一考試的辦法，並於後方各考區設分區招生委員會主 持報名、考試、閱卷及評定成績、向部設委員會彙報等事務。91大專院校透過統一招 生，對學生而言可以就近考試，省去各地奔波與經濟損失，對學校而言，不僅省去自 辦招生的麻煩，也能針對學生入學程度有所控管，讓大學維持相當的水平，各院系錄 取學生人數也能依照國家需要而確定，統一考試的制度，不論對於校方或是學生，各 方均蒙其惠。
除此之外，面臨內憂外患的中國，在七七事變後，許多知識份子都遭受摧殘，中 國戰區青年不甘忍受奴化教育，與坐視國家之淪亡，紛紛轉入大後方，或是奔赴延安 投靠共產黨。隨戰區擴大，廢學失業的青年日益增多，為穩定控制高等教育的發展，
國民政府另一項措施則是重視青年救濟，在戰時中央經費緊縮的情勢下，教育部仍向 行政院爭取經費救濟青年、爭取青年，為此陳立夫在《成敗之鑑》一書中提到：「大 凡子女之能入中學或大學者，其家庭多半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後方照料其子之學 業，其父兄絕不為日偽所利用，甘為漢奸；奔赴自由區之學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為 之設法,若來而無人照顧，勢必為共黨所設之抗日大學等勾引，欲求補救，將不及
90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8。
91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8-29。
矣。」92，吳俊升亦在《戰時中國教育》中提到，戰時對於青年的教育工作便是爭取青 年：「因為青年如經招致、救濟與訓練，則其父兄陷在戰區者，必增內向之心，減少 為敵偽利用的機會；又因為青年流離失所，趨向不定，容易受別有企圖的政治和軍事 的集團藉抗日為名，大量招致，加以訓練，作為達到政治企圖的工具。」93，由此可 見，為了保護這些青年，國民政府非常重視來自戰區的學生，也積極推動青年訓練，
對於在淪陷區無法就地接受教育的青年，則在各地設站招致運送後方安置，這項措施 自一九三〇年起至一九四三年止，招致青年高達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六人，此等青年 離鄉背井生活無著，其衣食住所均由教育部籌款供給。94教育部藉由貸金、公費的政策 協助失學青年繼續求學，也提供經濟斷絕的學生資源。
不僅如此，為提供給原在大專學校肄業之學生，能夠不因此輟學，教育部擬定
「借讀辦法」，這是戰時首創。凡是戰區甚至港澳大專學校學生一律分發學校，插入 相銜接之科系班級，極大多數均在借讀學校完成學業，原在戰區大專院校學生聞有借 讀辦法，雖不經招致，亦源源而來，戰時大學院校學生人數之增加，借讀生為其來源 之一。95
在全面抗戰時期，教育部根據戰時狀況，擬定各項建國與抗戰併重的教育政策，
對於當時混亂崩潰的教育環境產生穩定的作用，也對當時教育出現的弊病提出改善方 案，幸賴政府積極強化高等教育，才使高等教育未因戰時烽火停止，反而蓬勃發展。
92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 286。
93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4。
94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5。
95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5。
貳、培育抗戰建國併重之人才
人才是國力的根本，建國需要專門的人才，抗戰首要任務便是強化民族自信與道 德精神教育，為此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全國教育會議決案中指出：「政治和教 育，是互為因果的。從政治方面講，有怎樣的政治需要，才有怎樣教育設施；從教育 方面講，有怎樣的教育培植，才有怎樣的政治收穫。所以教育必須適應教育政治方面 的要求,而政治 必須仰仗教育方面的播種」96由此可見，三民主義教育制度的制訂，要 求教育體系必須依三民主義為本，學校在培育的學生的過程，除了傳授正常知識外，
也需要注重道德的培育，培養民族的愛國心，齊力抗戰。因此在該會議中大力宣揚三 民主義教育：「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就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鵠地的教育；絕對不是單 單在教科書中摻入一些三民主義的話，或在教育行政機關裡貼幾張三民主義的文告，
就算完事的。我們全部的教育，應當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以 達到民族的自由平等;應該養成服從法律的習慣，訓練集體協作和使用政權的能力，以 導入民權的正軌；應該提倡勞動，運用科學方法，增進生產的技能，採取藝術的陶 鎔，豐富生活的意義，以企圖民生的實現。」97由此可見，為建設強盛而富足的中國，
國民政府將三民主義的教育三大理念轉化為民族精神、公民教育以及生產教育的三項 教育政策。
因此除了培育國民愛國的民族精神外，為培育具專業性、能生產的大專院生，在
《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 術，養成專門人才強調研究和學術性；《專科學校法》則是強調教授應用科學，養成 技術人才，側重應用性98。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訂，乃是配合抗戰時期的需要，
96 擷取自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引自〈為什麼要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三民主義 教育宗旨說明書》（三）。載於《教育雜誌》第 20 卷第六號，總頁 31449。
97 擷取自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引自《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大會宣言》。載於《教育 雜誌》第 20 卷第六號，總頁 31448。
98 藍海正、劉彩梅，《中國教育史》，頁 261。
計劃性地培育人才，提供抗戰建國所需，在戰時教育實施方案中，對於各級教育對象 及教學目標有清楚的規定。專科學校教育應為培養各業專門技術人才之教育，應由省 市視需要在企業之附近地區，設立各種專科學校，已造就個樣事業應用之專門人才；
大學教育應為研究高深學術培養能治學治事治人創業之通才與專才之教育，其學院之 設施，應以國家之需要為對象。99為培育出抗戰建國人才，建設現代化的中國，高等教 育對國家興亡當負起重大的責任。
整頓人才教育亦是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之一。救國大業固然仰 賴大多數有現代知識技能，富有愛國情緒，能犧牲一切為國家效忠的國民，可是在各 方面領導國民做切實救國工作的，還是少數傑出人才。100人才的盛衰與國力成正比，在 國難期中更應注重培育任重而致遠的人才。
99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2。
100 吳俊升，〈論國難期內的教育〉，《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