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限制

一組稱職的紀錄片拍攝團隊，該有幾名工作人員較為恰當？這個問題沒有最標準 的答案，唯一可知的是，紀錄片並不像劇情片一樣，需要如此大量的劇組人員——至 少在製片核心小組裡，不需要編劇、美術、道具、造型組等等人員。通常紀錄片的拍 攝工作，人員一向從簡，當然也有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曾經單人獨自完成一部紀錄片 的案例，如美國電影製作人James Bertrand Longley 獨立在伊拉克地區拍攝的戰地紀 錄片Gaza Strip。但筆者認為，依照不同的拍攝題材，應有不同的人員編制，並且對 於尚在學習階段的拍攝者來說，拍攝紀錄片並非是一件適合獨自完成的工作。

紀錄片講究紀錄當下，而時間不等人，分秒在流動、事件在更迭，有時候拍攝得 看按下錄影鍵的運氣，錯過的畫面難以重來，不能像劇情片的拍攝一般，有任何失誤 只要請演員再來演示一次即可獲得修正補拍的機會。在拍攝紀錄片期間，時常發生意 想不到的狀況，然而在技術、經驗都不夠齊全的狀態下，很難一人獨自排解全部的問 題來源。需要不同的職責、人力，在現場協助調解、控制拍攝的現場，使整個拍攝狀 況都能夠隨時在掌握之中。若少了可以支援的人力，拍攝現場便會落入充滿不可抗力 因素的凌亂局面，要獨自挑起大樑完成一部紀錄片，無疑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在《樂生聲年》拍攝過程中，被攝者的基數比和攝影者的基數比有著高度落差。

樂生的練習人數，以筆者一年間所拍攝的兩屆重慶樂生來說，單屆人數多則高達 90 人，少則也有40~50 人的情形之下，只有一臺攝影機、一位攝影師，是很難捕捉到完 美畫面的。有時候樂生依照樂器分組成5、6 批，散落在孔廟的各處練習，這時候，

該鎖定哪一批樂生作為拍攝的主角，便是當下最困難的判斷，常常有顧此失彼的情況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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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樂生全體進行演練時，狀況就如同音樂會一般，每次的演奏都是獨一無二、

難以取代的，僅有一機拍攝，在後製時便容易沒有畫面選擇，陷入整段樂曲只有一個 機位的窘境。雖有多次練習的拍攝機會，但僅要音樂的速度稍有變化，便容易出現音 畫不同部的穿幫畫面。當然，不可能有90 位學生就擺放 90 臺攝影機，畢竟拍攝的過 程就是判斷重點、取捨畫面的訓練及考驗，但是筆者認為，要能在稍有畫面要求的標 準下，完成一部稍具水準的音樂類型紀錄片，至少要有兩臺攝影機、兩位攝影師來互 相補足調度，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而錄音方面，更是此片的一大瓶頸。臺北市孔廟座落於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峒，距 離松山機場僅有5、6 公里距離，又正好座落於飛行航道的下方，一小時之內，有 2、

3 架甚至以上數量的飛機經過是常有的事情。這個距離範圍內，飛機往往才剛升空，

其引擎的噪音干擾影響甚大。再者，臺北市孔廟屬於公共開放區域，時常有旅客、觀 光客往返，散客之外，還有導遊拿著擴音小蜜蜂隨地解說的各國觀光團、攝影陣仗更 勝筆者的婚紗攝影團、閣家出遊必定會發生的小孩哭鬧…等等無法掌控的過客，都對 收音品質造成了相當大的限制。如前文所述，拍攝紀錄片難以獨自完成，在如此嚴苛 的戶外環境中，若是沒有一位收音師幫忙專門顧著聲音、舉起指向性麥克風對準被攝 者，攝影師實在很難以單獨一機攝影機的內建麥克風，完成較有品質保證的收音工作。

除了上述因缺乏人力而難以克服的技術問題，另一拍攝限制，為筆者所訂下的的 拍攝期程。考量到畢業規劃，本片的拍攝期為 107 年 4 月至 108 年 4 月。事實上樂 生由每年10 月招生、訓練，直到隔年 9 月登臺後畢業，開啟下一次的招生循環。而 筆者所選擇的拍攝時段，等於是從上一屆的訓練中期拍攝到下一屆的訓練中期，比較 可惜的是沒有辦法好好地紀錄下同一批樂生從招生進入隊伍到完成典禮，所謂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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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過程，不過拍攝期間內遭遇前後屆的樂生交接，也正好符合本片期望傳達的「傳 承」意象，所以並無太大影響。

同樣成為本片拍攝限制的，還有「拍攝自由度」這一項問題。由於本片主角群的 樂生們都是未成年學童，因此孫老師曾建議筆者，盡量不要在樂生隊的練習時間以外 打擾孩子，進行跟拍或訪談行為。一方面當然是擔心安全會有疑慮，孩子們尚未成年，

沒有對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要是在課後額外的拍攝時間遭遇任何危險，絕對是彼此 都不樂見的狀況；另一方面也擔心會耽誤樂生們其他的私人行程，如去補習班、複習 功課、休息時間等等。因此在拍攝期間，筆者在規劃拍攝上有些許限制，除了在表訂 的練習時間以外，並無其他機會和被攝者接觸，錯失了許多良好的拍攝機會。這樣的 問題，也讓本片的事件發生場域被困在孔廟和重慶國中之中，沒辦法有更多的發揮空 間，顯得有點單調。事後回顧，在這方面應該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例如徵詢樂生主角 的家長同意，看是否能在安全沒有疑慮的場合繼續追蹤拍攝該生的生活狀態等等。透 過溝通應能大幅改善，這點也是筆者將來需要更加注意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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