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科學與哲學的傳統限制

本文在這一節將要把前面三章各自發散出的內容拉回整理，並交代每一章 節內容的論證主旨以及每一章在本文整個脈絡的理論位置，試圖以更清晰的論 述呈現論旨。如果要為本文一路行文的脈絡下一個註腳，那麼無疑是一個擺脫 輝格的科學史理解進入輝格的方法論觀點的過程。之所以尋著這兩條脈絡來行 文，最主要原因在於第一章所特別強調的問題，也就是方法論被兩個學術論述 傳統所限制，這兩個限制便是政治學知識的科學化問題以及方法論的哲學抽象 化問題。該想法是透過Benjamin Barber 對政治學研究所為之描述延伸。在 Barber 的觀察中，政治學研究不是被科學擄掠便是被哲學所擄掠。因而使得政治學的 研究內容在科學化方面成為迴避政治卻也未及科學要求的學科；而在哲學發展 方面，為了追求去定性論證使政治研究被其所扭曲，從而破壞我們對政治的理 解。本文認為這樣的情形用來描述方法論研究亦相當適用於政治學上。即使方 法論實際上的內涵已經脫離了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然而在臺灣政治學界對於方 法論的討論仍然停留在行為主義、後行為主義、邏輯實證論、後邏輯實證論的 年代，甚至存在著許多對方法論理解的偏誤。該錯誤除表現在對方法論理解等 同於研究操作法或統計研究法的認識錯誤之外，也同時表現在將方法論完全拉 到抽象的哲學論證之中，使之與政治學的脈絡產生脫節，因此整個學界在方法 論的討論與實際的政治學研究發展實際上可以說是毫不相關。如果我們能夠接 受第一章所引述Hacking 的話認為「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 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此一陳述，那麼我們今日如果嘗試在方法論的討論 上有所推進，我們如何擺脫空洞與盲目無知是本文起心動念的主要緣由。如果 無法擺脫對方法論認知上的錯誤或者討論上的空洞無知，那麼將會使得最重要 的問題如第一章所整理臺灣學術期刊中關於方法論討論一覽表所呈現，以一種

引人錯誤的方式或者其被忽視的程度與其被敘說重要的程度有著驚人反差的呈 現。

在反省方法論於臺灣政治學界的現象問題之後開始要選擇進入這個領域的 途徑。本文發現許多的科學哲學家關於方法論的討論與臺灣學界並不相同，他 們都是本於科學史的理解而非僅只於邏輯概念的論證。而訴諸科學史這個情形 在政治學界對量化研究的倚重理由是相同的。許多機械論、實證論、實存論觀 點均是透過對物理、天文、數學的科學史論證而來。政治學界更是以此來說明 唯有如同物理科學一般的方法才能夠具有科學性以及進步性，因此必須揚棄搖 椅哲學家的研究傳統。為匡正此問題，筆者試圖從Hacking、Solomon 與費耶本 德等人對方法論問題的各自描述中整理出如下共同的一些特質：

一、他們都試圖為科學研究方法問題在知識論上找到一個據以判斷的基 礎。

二、他們在知識論上，是透過微觀的方式檢視某一段或某一類科學史、科 學實驗的過程作為論證的基礎。

三、他們將焦點置於現實問題的解決，非純就哲學理論進行封閉的討論。

上述三個特點分別呈現了他們對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標的、研究途徑與研究 態度。其中最關鍵的地方便在於微觀的科學史檢視，均以駁斥今日根植於偏差 的科學史所產生的科學形象貫穿整個方法論的反省。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偏差即 在於我們對歷史有一種以今日的成果重新組織與詮釋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傾 向；歷史學家Butterfield 將此稱之為「輝格的歷史詮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Butterfield 指出在歷史的路徑中，我們往往會以今日已經成功的結 果作為直接的參照，並以今日的理解作為詮釋過去的架構（direct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同時透過歷史節錄（abridgement）的方式將事件以線性時間─因果的 方式關連至今日的成功，並將此模式化、普遍化、模型化或哲學化。以節錄的 歷史觀點作為另一段歷史或整體歷史的推論基礎，後果是對於歷史，我們越來

越少去檢視它，反而越來越多的使用它，從而產生許多歷史的謬誤。透過化學 史學家Debus 的觀點可以證實這個看法。在他的觀察中，所謂科學史，事實上 已經是在實證主義觀點之下節錄與重整的歷史內敘述。無怪乎強調機械論科學 觀、實證主義哲學或者實存論者對於其哲學立場都採取堅定不移的態度，並且 認為這些論證都具有歷史的證據。

因而本文從其觀點溯源，試圖從科學史的源頭檢視這個問題的發端。藉由 第二章所進行歷史理論的探索可以清楚指陳，產生我們今日對科學所具有之形 象的科學史幾乎是以實證主義觀點所篩選與重組的科學史。而其證據便在於四 零年代哈佛大學創立科學史學術研究領域的薩頓提出之實證主義觀點之中，其 中指明，科學性的高低完全以數學化的程度相關聯，因此物理學與天文學才稱 得上是科學，其他如生物學、化學等領域往往被忽視甚至被認為屬於煉金術不 值得討論。從這個線索我們可以發現，如果要回應政治學界量化等同於科學化 或進步觀點的歷史依據，我們必然要解決科學史的問題。遺憾的是，政治學界 對於真正屬於方法論的討論，往往依循哲學界的理解，例如討論《科學革命的 結構》一書內容往往將焦點放在典範、不可共量、常態科學、科學革命、格式 塔轉換等概念討論。然而這樣的途徑可以說是誤解了其用意。事實上其並非在 談論哲學，也不在挑戰科學理性，它在討論歷史中的科學實際的問題，但鮮少 政治學界之學者是從歷史的途徑切入與討論。原因很複雜，卻也有一些簡單的 要素可以掌握，那便是對歷史的深信不疑，特別是對科學史有過度的信任。

這份對於科學史的信任進一步形成以推論所構成的歷史指導科學方法規 範。意即這些有問題的歷史節錄不僅僅被當成一段歷史來理解，甚至成為一種 價值判斷的準則，界定了科學與非科學的規範準則。而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從 Butterfield 指陳的歷史節錄問題得到印證。科學史確實是以推論取代歷史理解、

以價值或道德判斷的方式迴避了歷史所具有的功能。甚至以哲學化的方式使科 學史成為一種非歷史（unhistorical）的歧途，使之臣服於今日科學主義理論觀 點或為其背書的錯誤輝格歷史詮釋。對於這種錯誤，本文也同樣對社會科學界

使用科學史作為方法論基礎的人提出呼籲。我們以科學主義的意識架構科學史 的理解是一回事，但我們以此「推論式歷史」作為科學主義信仰基礎又是一回 事。我們當然可以用各種意識型態去構築我們的科學史理解，但我們必須理解 這個方式不是處理歷史，而是處理科學史的道德原則，如果我們同意進入道德 原則的世界之後，我們當然可以扮演科學方法論規範的上帝，但我們不能夠又 把判斷的結果帶回這個歷史的世界上，並宣稱這就是歷史所發出的聲音。如果 把一隻眼睛放在歷史的過去；另一隻眼睛卻放在今日（Butterfield, 1968: 31），

那麼這無疑的是一種套套邏輯，一旦如此，那麼歷史對任何人就可以成為任何 意義的事情了。而今日方法論一個最大的糾葛便是由此而生。若要解鈴，本文 認為我們必須先解決歷史問題，而後才能夠處理方法論的問題。而我們要處理 的科學史無疑是個歷史編纂的詮釋手法所致，而從輝格的角度理解歷史無疑是 解開方法論在哲學爭論上一個引路磚。而透過檢視科學史也具有方法論上的重 要性，因為當我們去檢視科學理論決策過程時，我們必然要面對傳統哲學如何 自處的問題。

第三章便是在處理面對歷史的實際，實存論及實證論所強調的真實性與理 性該如何自圓其說。簡言之，當吾人閱讀完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後，

是應該接受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或者我們如同Popper、拉卡托斯等傳統知識 論哲學家的處理方式，以外部性因素、外史等理論手法加以切割並極小化其影 響，從而繼續堅稱理性與真實性在傳統知識論觀點之下仍然站的註腳？這是歷 史所凸顯理性危機的難題，亦是方法論爭論的主要論點。Hacking 在這個論題 上迴避由理性途徑去證成真實性，嘗試從真實性切入理性，然而他的論證並非 是一個封閉的哲學論證，意即真實性不是邏輯上、概念上的理論證成，而是實 際上、實驗上能否操作的問題。Hacking 當然是一個實存論者，但是他自己認 為僅在電荷實驗上具有實際上能增加或減少電荷時，他始相信這個東西的存 在，爰可確信其真為實存論者。這種論證方式相較於傳統實際上是一種突破，

也開啟了方法論討論從八零年代的爭執往前推進的里程。然而Hacking 的討論

對於社會科學來說雖有啟發卻難以實踐，並且理性這個概念在女性主義者的發 展之下也產生新的討論脈絡，因此本文以 Solomon 作為核心。若兩者相較，

對於社會科學來說雖有啟發卻難以實踐，並且理性這個概念在女性主義者的發 展之下也產生新的討論脈絡，因此本文以 Solomon 作為核心。若兩者相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