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檢視

經過本章第二節指出有關輝格心智習性的問題，接以第三節關於歷史理論 雜然呈現的樣貌陳述，接下來如果就此結束本章，那麼留給我們的同樣是一種 空洞。因為前面兩節都只是在理論的層次上指陳歷史的問題，那麼與科學史有 什麼實際的連結？意即科學史同樣存在輝格詮釋的問題嗎？從輝格的歷史詮釋 中，史學立場以及編撰同樣反應了一種對實證主義歷史觀的極度偏頗結果嗎？

如果有，那麼具體問題呈現在哪？本節的主要工作便試圖將科學史樣貌的問題 揭露出來。在耙梳了相關科學史研究者，包含科學史學界的生態陳述以及具體 案例的提出，如果對本節目的有更深入的理解，便不難體會僅透過一節要完成 這件事情是多麼大膽的事情。但筆者以為，若非能夠在科學史方面提出一點具 體的內容，我們所談論的科學哲學將成為另一篇空洞的著作，而所談的方法論 不過就是老生常談的陳腐言論。故而，本文仍然不揣簡陋，甘冒貽笑大方之險，

將討論的軸線拉往更深的地方，期望能夠有一些具體的啟發與討論。

科學史在二十世紀以前均不曾有系統的成為一門學術性的研究領域，多半 是科學家或歷史學家各自零散的表達於一些著作之中。而讓科學史成為一門學 術領域之學者，無疑的應首推薩頓（George Sarton）。其為比利時人，戰爭期間 到了美國後執教於哈佛大學，並創立科學史學術單位，四零年代開始有了科學 史的博士學位。此外，他還創立了 Isis 期刊，該刊也同樣是科學史最具權威的 國際期刊。如果今天我們對「科學」存有什麼樣的印象，由他而始的科學史研 究必然不能摒除他的影響。薩頓的科學史是一種實證主義編史法，他透過編年 史的方式，將符合實證知識的科學史實逐年放入。這種作法顯然是以今日的觀 點將符合科學客觀實證的部份視為科學史的合法內容，進而將其他歷史素材加 以貶抑以及排斥（吳國盛，1998：30）。薩頓（1952）在 A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一書中清楚表露他對實證知識作為科學史唯一內容的看法。首先在科學

哲學的部分，他宣稱知識論的問題早已不是今日科學試圖回答的問題，並且科 學也沒有必要為此試圖找出一些原則，因為科學不存在教條主義。對於科學而 言，僅有「方法」具有意義，方法雖不盡完美但卻有完美的可能。科學不存在 知識論所討論的「確定性」問題，因為科學知識不存在確定性，但在某種意義 上它卻是無可置疑的。至於其它無法處理的邊緣問題永遠也不可能消失，只要 懷著謙讓之心也就足夠了。薩頓這樣鮮明的立場，究其原因可以從該書中看到，

在他看來，科學性的重要程度在歷史的傳統處理上往往被人文主義或經院哲學 所掩蓋。以法國大革命來說，史學家總是喜歡將之歸諸於伏爾泰（Voltaire）和 盧梭（Rousseau）著作的影響。這種作法誇大了社會因素在歷史遽變的影響，

因為中世紀的舊政權之所以能夠維繫是因為黑暗時期的民智未開所致，一旦知 識的光芒放射出來時，一切舊勢力的阻擋便無法維繫。他認為所有的科學家都 深切明白一件事，即疾病、迷信與特權都只能存在於黑暗和無知的條件下，因 此唯有依靠科學知識的闡明以及付諸行動的實踐才能夠照亮黑暗時代。對薩頓 來說，科學之於中世紀，猶如光明與黑暗的對抗，亦為一種與迷信永恆的對抗，

這是科學革命在科學史上應得到的理解與詮釋基礎。從十七世紀開始，實驗方 法的誕生標誌著光明的勝利，因為黑暗時期的癥結便在於缺少實驗方法以及實 驗觀點。人類透過實驗方法，進一步結合量化的統計分析便能夠處理與解決社 會性問題。文中舉出了比利時統計學家 Adolphe Quetelet 以統計方法研究人的 犯罪（搶劫、謀殺、自殺）行為，從統計結果可以發現，人的行為受制於社會 法則正如受制於物理法則一樣，也就是人的行為會受到社區的影響，藉由社區 改造將能有助於犯罪率的降低。這樣一種新興的科學實驗方法同樣也受到了哲 學家的注意，試圖以哲學的方式來解析。對此，薩頓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認 為許多哲學家喜好將科學進步的方法作哲學性的分析，但即使是偉大的哲學家 往往一點也沒理解過實驗法，更有甚者，將實驗法的價值予以貶抑甚至是抹煞。

薩頓對此更措詞強烈的宣稱這種經院學派（scholasticism）是一種心態的疾病，

並且廣泛的存在於印度、中國、拉丁、希臘、阿拉伯以及希伯來人的心智之中，

且很少哲學家能夠擺脫它。這些哲學家最大的問題便是，性喜以邏輯推論取代 實驗而妄求接近真理（1952: 4-36）。

薩頓的認知，如果我們夠誠實，其實與我們一般人對科學形象的理解並無 多大的差距，這幾乎是一般人對科學形象認知的根柢。此科學形象的來源便是 輝格史觀下所形成實證主義史學對科學革命、啟蒙時代的歷史詮釋。在輝格的 觀點下，科學革命導致了今日科學的繁盛，因此這場革命是進步與落後、理性 與非理性、科學與迷信、機械論自然觀與神學自然觀、科學與偽科學

和「 古代」與「現代」之間的對立關係。對實證主義史學的人來說，探究自然 奧祕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科學理性的代表，另一種就是保守迷信或江湖騙子。

這種傳統觀念描繪下的科學革命就是一幅機械論取得成功、伽利略方法深入人 心、牛頓力學得以完成的圖景。然而，很遺憾地，這種以今日觀點懷著某種目 的，以及藉由當代科學標準所挑選的歷史並不可能真實的表達科學的歷史。近 三十年來，對於薩頓的實證主義史學的狹隘與錯誤，學界多所辯論與補充。亞 歷山大科瓦雷便提出思想史編史法（觀念史或內史），注重科學史內在邏輯發展 的線索。在此研究綱領下，其特別關注於十六、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期的研究。

透過所擅長的概念分析法，揭示近代科學發展過程中各種觀念的轉變。這種科 學處理技術在二次大戰期間進入美國，形成了很大的迴響，特別在數理科學獲 得成功，如天文學、力學和幾何光學。此亦即從哥白尼到牛頓期間的科學發展 重點，但這個方法仍然是站在輝格史觀下所進行的歷史編纂。在這段時期之中，

科學觀念透過科學家一個接一個，一環緊扣一環，每一個環節都由一個偉大的 人物來完成，而整個科學進展猶若說好的一幕戲。然而實際上，科學理路的發 展卻鮮少如此明晰和線索涇渭分明。如果將這種歷史觀念史視為「內史」，那麼 墨頓和貝爾納所代表的社會史編史法可視為「外史」學派的代表。這個學派主 要專注於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功能以及所產生的影響；另一個層面則是將科學活 動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意圖探究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以及相互制約的關 係。其成名作有《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以及《科學的社會功能》。

這三種歷史處理方式可以說是彼此補充，但是彼此間也存在著非常深刻的學術 分歧。這個分歧最深刻的還是屬於內史與外史之間的衝突，且衝突反應在科學 史的理解與詮釋的病灶上（吳國盛，1998：31-33）。

關於這份病灶，著名科學史學者 Allen G. Debus 嘗試提出解決之道，使科 學史家盡量避免輝格史觀所產生實證主義偏差的科學史結果。他所提出的藥方 就是Butterfield 提出的，要回到歷史的過去重建當時的情境條件，而套用 Debus 的說法就是「史境途徑」（contextual approach）。意即當我們回到所謂科學革命 的當下仔細檢視，便能夠發現原來的圖像比我們直覺上所理解的複雜的許多。

Debus 從化學與醫學史的面向切入科學史，發現了輝格史觀大量存在，同時也 發現受到實證主義歷史學者全然貶抑的廣大領域。科學革命之所以能夠以「革 命」的觀點來理解科學思想的轉變；科學的圖像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晰的陳明其 歷史上的路徑邏輯；科學的內涵之所以可以被狹隘的以實驗法、量化方法統攝 其內涵，那絕對是因為科學的歷史被有意的刪除與節錄。然而，這種選擇的原 則基本不脫輝格精神條目：一、凡是與當代科學發展邏輯與內涵不一致或不能 理解的一律視為迷信、錯誤；二、凡是無法以經驗為基礎的一律歸屬於形上學 而加以排除；三、科學性的高低視其量化程度、通則化程度而定。透過這幾點 原則去詮釋十六到十八世紀的科學歷程時，無疑的將呈現出一種世界觀全然轉 變的一個新形象。整個十六世紀以前往往被「黑暗時代」一句匆匆略過，而整 個研究的焦點集中於十六、十七世紀。在這個時期之中，科學史家們主要研究 的對象就是從克普勒（Kepler）、伽利略（Gelileo）一直推進到牛頓（Newton）。

科學史家謹慎的從這些科學家中找出他們思想中「當代」的成份，而這些科學 家所具有當代科學的成分莫過於在機械論哲學觀下所發展的實證主義，與精確 的量化模型。如果我們跳脫既有的科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整個科學史所描述 的革命場景以及發展路徑缺少了醫學、化學與生物學這些領域。科學史家頂多

科學史家謹慎的從這些科學家中找出他們思想中「當代」的成份，而這些科學 家所具有當代科學的成分莫過於在機械論哲學觀下所發展的實證主義，與精確 的量化模型。如果我們跳脫既有的科學史，我們不難發現，整個科學史所描述 的革命場景以及發展路徑缺少了醫學、化學與生物學這些領域。科學史家頂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