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科學與哲學的擄掠：由輝格觀點看研究方法論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擺脫科學與哲學的擄掠：由輝格觀點看研究方法論 Free from the Capture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o See

Methodology from Whig’s Perspective

邱頌恩 Chiu Sung-En

指導教授：朱雲漢 博士 Advisor: Chu Yun-Han,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June, 2009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擺脫科學與哲學的據掠:

由輝格觀點看研究方法論

Free from the Capture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o See Methodology from Wh

's Perspective

本論文條邱頌恩君(學號:

R94322002)

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8 年 ⁶

¹⁶

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言登明

口試委員:

沖三季~、

(指導教授)

(簽名)

訴你離 _改支有

        不知不覺中，論文已經完成了。人生即將要展開另一個未知的旅程。回首就 讀政治系、所的八年歲月，有非常驕傲的成就，也有非常令人沮喪的失落。許多 的無常穿梭其間，有時讓人覺得抓住了什麼而欣喜若狂，卻不知為下一刻的失落 預做準備。許多回憶及經歷迄今仍深深觸動我的思緒，難以言明，只能留待時間 慢慢消化了。但是作為一個學生，我仍然必須要對於這八個年頭的學習做出適當 的反省。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化的知識究竟有什麼重要性？是否值得我付出一生 去追尋？ 

      上揭問題在研究所的四年始終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之中，因此我嘗試以這 篇論文回應我自己想要得到的解答。從我這幾年來的觀察，臺灣政治學界主要從 事的並非追尋真理的事業，而是專注於追逐名利與學術地位的工作。知識追尋掩 飾了權力競逐的真相。如果政治學知識真有它本質上的意義與價值，為何需要透 過否定他人、支配他人而得到成就感？ 

      另一個讓我感觸良深的發現是，政治系是一個可以對政治及社會現象冷漠 的知識社群。許多的研究者雖觀察到亂象，但不是設法利用自己的專業提出解決 亂象之方法，而僅利用對亂象之分析，藉由投稿累積自身期刊點數及學術地位，

如果這就是政治學研究的本質，很抱歉我無法做到，因為我仍然保有對政治改革 的理想。惟此種種逐漸讓一個對政治充滿理想的我漸失熱情。政治學的研究到底 是從哪裡失落了？ 

      思索了多年，我覺得是因對知識的根本產生認知偏差有關，因而我選擇研 究方法論作為我的論文討論核心。其實這裡的方法論正確的說應該是探究如何使 知識成為可能的一套思維。我嘗試從這裡回答我內心深處的問題，作為這個求學 階段的一個註解。 

        這一篇論文的完成要感謝的除了辛苦的母親給予我大力的支持外，黃旻華老 師亦給予我無限寬廣的空間，讓我自己去尋找答案，同時在物質上也給予我最大

技術上的問題。最後一定要感謝的是瑋芸，沒有妳的幫助與陪伴，我的論文就不 可能完成，謝謝妳。 

        我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走到這裡，也求上帝繼續帶領我之後的人生。 

方法論在政治學學術討論的長久歷程中已經被窄化成兩種討論的途徑，不是 執著於政治學知識能否科學化的爭辯，即是進行純粹抽象的哲學討論。這兩種討 論使得方法論此一領域在政治學者之理解中已成為無奈與無聊的代表。進而，令 人難以想像的漠視與無知遂成為政治學界對待方法論之真實面貌。統計方法的教 學與研究操作幾乎成為方法論的全部。如果我們要擺脫這個議題在科學與哲學之 傳統視野下的限制，我們必然要另闢蹊徑。本文嘗試透過批判歷史理論的觀點切 入科學史，真實的接觸科學史實，揭露其中輝格史觀的謬誤；接著以此為基礎進 入科學哲學的討論，提出輝格實存論的觀點作為方法論的新視野，試圖讓對方法 論的認識停滯於八零年代以前之臺灣政治學界，再一次找到具有知識進步之討論 的可能性。 

關鍵字：方法論、科學哲學、輝格詮釋、輝格史觀、批判歷史理論、科學史、知 識論、社會經驗主義、醫學史 

Methodology, in the long term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politics, has been narrowed down to two approaches of discussion, which is to persist in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knowledge of politics can be made scientifically or to have the purely abstract discussion of philosophy. These two approaches have made the area of methodology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helpless and boredom within the understanding of researchers of politics. Furthermore, unimaginable indifference and ignorance have become the way how community of politics treats methodology.

In this sense, the teaching of statistics and making a research in a statistical way have almost represented methodology as a whole. For this issue, if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e limitation under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e must find another approach different from the two mentioned above. With th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rough the view of the theory of critical history, this study tried to truly get in touch with scientific facts and disclose fallacies of the whig history. Under the above base, this study got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roposed a view of whig realism to be the new horizon of methodology. Besides, this study tried to enabl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Taiwan politics, which knowledge about methodology has ceased in the eighties, to find it possible to have the discussion which makes epistemological progress.

Key words: methodology,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g interpretation, whig history, theory of critical history, history of science, epistemology, social empiricism, medical history

目 錄

第一章 方法論於臺灣政治學界之檢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壹、學術境況---1

貳、近十年學術著作回顧---7

參、小結---11

第二節 研究目的---13

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範圍、章節安排---20

第二章 以今論古之科學史詮釋---24

第一節 為何要從歷史切入---24

第二節 輝格的歷史詮釋---27

第三節 歷史理論脈絡檢視---40

第四節 科學史檢視---53

第三章 尋找知識論議題的新方向---70

第一節 從科學史到科學方法論規範---70

第二節 輝格實存論---82

第三節 決策動因---91

第四節 實際分析---98

壹、地殼板塊構造說案例（Theory of Plate Tectonics）---99

貳、中心法則案例（Central Dogma）---102

參、癌症病毒案例（Cancer Virus）---105

肆、顱內顱外繞道手術案例（EC-IC）---107

伍、嗅覺理論（Smell Theory）---109

陸、小結---112

第四章 結論---115

第一節 擺脫科學與哲學的傳統限制---115

第二節 結論---122

參考書目---126

中文期刊---126

英文期刊---128

中文專書---129

論文專書---132

英文專書---132

網路資料---135

附錄一 近十年方法論學術著作總表---136

圖 目 錄

圖 2-1 輝格的歷史詮釋論述架構圖---28

表 目 錄

表 1-2 按年代統計期刊文章數目---9

表 1-3 政治系期刊文章與年代一覽---9

表 3-1 決策動因分析表---97

第一章 方法論於臺灣政治學界之檢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學術境況

方法論對於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 性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恐怕很難找到像社會科學般，

在學術訓練中如此重視方法論的理論性課程。然而，「方法論」究竟指涉的是什 麼？這個有趣的問題一直伴隨著我的求學歷程。強調量化研究的國立中正大學 有針對大學部所開設「政治學方法論」和「政治學統計方法」之必修課程。在 課程安排慣例上，政治學方法論第一學期的課程是密集的，以一週一個主題討 論的方式，浮光掠影的瀏覽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後行為主義、社會建構論、

女性主義等專題之文章；而在下學期則以研究方法為主，介紹目前主流社會科 學研究之流程，且內容多半以量化研究的操作為主。這個上下學期的慣例迄今 仍然存在，只需要檢視授課的教學大綱即可明白。如果仔細的比較上下學期之 教學內容，不難發現，授課教授在下學期授課內容上的經驗與學識、詳細程度 以及組織性上遠遠超越上學期。整個政治學方法論課程的編排似乎隱含著一種 價值排序，一種學派立場的表達，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意識型態發酵的結果。上 學期的課程彷彿是為了不辜負「方法論」這個高級的詞彙，而匆匆交代了一番。

然而，我們也不能過於苛責，因為僅有一學期，在數個月的時間內，對於一個 世紀（至少）方法論之演變自然難以盡善盡美的詳細交代，但是我懷疑如果是 政治思想專業的教授開這堂課，情況是否會剛好相反呢？

然而，如果僅僅在於時間的有限而必須有所取捨，我們無須苛責，自然也

無討論的必要，但這種學術的訓練似乎已經使得政治學方法論的內涵產生了誤 解。「方法論」變成了量化研究的「操作手冊」之教學，或者是如何開始寫一篇 學術論文（文章）的步驟教學。換言之，「方法論」最主要、最詳細、最有系統 的教學內容教授的是研究方法與研究技術的問題，而非方法論的主題。我們可 以從圖書館中關於社會科學（政治學）方法論的教科書中發現，絕大多數的內 容均是以介紹科學主義的內容作為起始，接著討論關於「概念」、「變項」、「量 化」、「測量」、「效度」、「信度」、「假設」等理論建構的基本要素，並且在介紹 完之後緊接著就開始介紹統計分析，如數值資料分析、類別資料分析，最後一 部分內容則倉促簡略的補充一些相關的反省。¹

筆者在臺大學習的過程中，授課教授在簡介「比較政治專題」這堂課的教 學目的與內容時，不斷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並認為政治學研究生普遍存 在方法論訓練不足的問題。此外，筆者在參與臺大政治系評鑑的工作之中，也 發現許多學者專家建議系上的課程應該加強方法論的訓練。現在，如果把之前 談論的方法論內容結合，邏輯上應該推演出一個結論：政治系學生的研究「寫 作」能力以及研究技術性程度太低。這裡至少有三個有趣的問題可以思考：一、

研究技術性的東西，既然有參考手冊可以照本宣科的進行，何以一再強調必須 加強訓練、甚至會有訓練不足的問題？二、倘若方法論的訓練有如專家學者以 及各相關系所教授所言如此重要，為何關於方法論的課程僅有一兩門？而最後 一個問題是本文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即「方法論」究竟所謂為何？

關於第一、第二個問題本文並不打算回答，筆者最關鍵的質疑是，如果我 們連「方法論」的核心意涵為何都無法釐清，或者被學術主流的意識型態扭曲 其應有的內涵，那麼奢談方法論的強化與訓練的加強。更何況就方法論本質來 看，「強化」與「訓練」套用起來甚感詭異。因此筆者認為，方法論在社會科學 研究之重要性絕對如專家所言絕不可忽視，但那絕對不是我們目前學校所重視        

1可參考Babbie, E. 著，李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時英。譯自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Wadsworth Pub Co. 1997.

的主要課程所願意解決的問題。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研究技術（如統計技術）並非全然無關，但方法論討 論的重點在於這些研究方法的後設（meta）立場為何？也就是這些研究方法所 根據的本體論、認識論等假定的立場是什麼。²當我們認為社會的現象如同自然 現象一樣，可以透過相同的科學方法整理出如同物理世界一般的規律性，並一 般化成理論，藉以解釋、預測人類現象，前揭必然涉及了在社會現象本體論上 可能採取「機械論」的立場，並且在知識論上可能採取了唯物主義或經驗主義 的觀點。因此，當一個研究方法被檢討或比較時，它所涉及的可能不僅僅是技 術層次上的瑕疵，而是涉及對於理論的後設觀點之駁斥或擁護。因此，每一個 研究方法都與某種後設立場相互呼應，或者說，每一種後設的科學哲學立場都 發展出符合其哲學觀點的研究方法。簡言之，研究方法可視為科學哲學觀點具 體化的產物。³

正因為研究方法與科學哲學立場互相牽連，其在政治學研究方法上的爭論 延燒的層面可謂既深且廣。戰火不僅在政治學界本身，哲學界也試圖透過哲學 專業給予社會科學大哥—政治學界—方法論上的指導；而政治學界本身也深陷

2 如果要說曾經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問題的反省，最明顯的產生於「政治學本土化」的議題之 中，朱雲漢在政治學本土化一文之中提出：「社會科學本土化（indigenization）是基於兩個前提：

一、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歷史）特定性；二、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透過制度安排與專 業倫理來體現）並沒有普世皆同的模式。…如果社會科學知識是普遍超越時空的...社會科學就 不存在本土化的問題....我們就無法迴避本土化的課題…」（2002：4-5），作者點出了方法論是 作為政治學本土化的原因之一，如果方法論具有普世性的有效性，則本土化將顯得毫無必要。

作者並澄清了本土化的可能誤解，認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點並非在提倡本土的社會研究，那 只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而已，真正重要的課題在於如何喚醒本土的學者嚴肅的檢視科學社群中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價值追求的知識形式之來源，背後方法論立場以及其背後隱藏的 意識型態與實踐取向（2000：12-17）。由此觀之，學界對於臺灣學術發展問題在於方法論的反 省並非全然毫無所悉而必須求助於哲學的說明才能成立。

3 Fischer 指出經由笛卡爾的科學哲學影響之下，機械式的科學觀進入了科學研究之中，將所有 的動物性（或人類性）的功能都化約成機械的效果與過程；影響所及可以從Thomas Henry Huxley

（赫壻黎）一八七四年寫在〈動物是自動機械的假設〉一文中的評語看到，他指出正是笛卡爾 鋪了以機械力學理解知覺的途徑（Fischer, 2001: 175-176）

於「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的爭論之中。因此，整個政治學方法論的研究 在長久的時間中被扭曲、窄化為兩個主軸：「質化與量化研究的科學性爭論」與

「社會科學的本體論、知識論之哲學爭論」。這兩個主軸分別展開自己的戰場。

第一個戰場在於科學性問題的爭論。其爭論為政治如何透過科學的方法，以精 確的概念、準確的測量以及價值中立的檢證，致力於找出人類行為的因果機制

（causal mechanism）（Elster, 1989），以建構符合科學的經驗政治理論。而最能 夠達成的方法無疑的便是以數字、統計技術作為研究基礎的量化研究。傳統的 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這種往往概念混淆不清、討論充滿目的論、價值偏見且客 體多屬形上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領域便遭到抨擊與揚棄，並且主張以客觀

（objectivity）、公正（impartiality）、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事實與價值 分開（separation of facts and values）作為科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而科學目標則 建構在以普遍性、規律、通則、確定性為核心，跟隨物理科學成功的路徑發展

（Barber, 1992: 84）。以 Robert Dahl 為例，他早期的學術生涯致力於經驗科學 的研究途徑，最明顯的莫過於其以純粹描述語詞的多元政體（Polyarchy）取代 價值瀰漫的民主政治（Democracy）一詞；並且宣稱：「以堂皇體裁編織出來的 政治理論，在英語系世界中已經死亡，在共產國家中業已被監禁，在別處則氣 息奄奄。」（1999: IV）。

然而，量化研究同樣遭受到質化研究者或者量化研究的敵對者批判，認為 數字、統計所構成對世界的描述根本無法有效而正確的描述如「雲」般的人文 世界。量化研究如此強調統計技術的引用無非是一種與西方接軌的心態所致，

以至於將西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拿來，照搬在臺灣學術界來使用（李英明，

2002：46-47）。Alberto O. Hirschman 在〈典範追尋成為理解的障礙〉” The Search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一文中，以「認知風格」（cognitive style）同樣大力抨擊這些習慣以模型、統計、電腦的方式，倉促且不用大腦

（compulsive and mindless theorizing）的製造理論，卻沾沾自喜的宣稱對於此典 範研究知識上有重要的貢獻，且這種情形隨著電腦的使用呈現擴散的情況（1970:

329-330, 336）。Hirschman 比較了 John Womack⁴與James L. Payne 的文章⁵，後 者《哥倫比亞的衝突模式》(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一書由耶魯大學 出版，文中使用調查訪談資料，提出三十四項理論假設，並透過統計分析全數 通過檢證，但Hirschman 認為這本書看完之後唯一引起他好奇的是，到底是何 種社會科學能使一個有才華的青年學者錯的如此離譜？這種社會科學的發展已 經使得第三世界變成模型建構、典範鑄造的競賽場所、專責法則製造與典範鑄 造（law-maker、model-builder、paradigm-molder）（1970: 329-330, 336, 335）。

根本上，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之間論戰的基調從未超出這個基礎，而這種相互 間的批判其實都沒有直指問題的核心─「方法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意氣之爭

（陳瑞麟，2005a：146-153）。

另一種戰場則是純粹的哲學論戰，透過本體論、認識論的爭論，爭執社會 科學如何適用自然科學不變的本體之主張？或者透過對於「理性」的重新檢討，

質疑社會研究如何能夠達到「科學」的主張。又或者藉由對於基礎主義的批判 或擁護發展出科學理論與真理的關係，究竟應屬於「服膺說」（correspondence）

或者「融慣說」（coherence）等纏繞在基礎主義上的問題（Hacking, 1983:

112-113）；並進一步的將此形上學化，於哲學層面推論出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

而整個政治學的討論儼然變成了空洞哲學的辯論。這種兩極化的發展，學者 Benjamin Barber 在 The Conquest of Politics: Philosophy Against Practice 一書中 對於政治學方法論兩極化的現象做了一針見血的描述，他指出：如果說實證主 義政治科學當道的時代是傲慢的科學擄掠了政治；那麼當思想研究復甦之時即 又變成傲慢的哲學擄掠了政治，⁶使政治研究變成「迴避政治卻也未及科學要求」

4 Womack, J. 1968. Zapata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5 Payne, J. L. 1968. Patterns of Conflict in Colomb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6 其原文為” If positivist political science was the conquest of politics by scientistic hubris, resuscitated liberal theory has often appeared to be the conquest of politics by hubristic philosophy.

Where political science avoided politics without achieving science, political philosophy voids politics by achieving philosophy.”（p. 5）其中”Conquest”一詞本文使用郭秋永譯本。可參閱郭秋永，2001，

《當代三大民主理論》，臺北：聯經，頁77-78。

的學科。更嚴重的是，哲學為了追求確定性的論證方式，使政治研究遭到「哲 學」的扭曲，也破壞了我們對政治的理解（1988: 5；郭秋永，2001：77-78）⁷， 學者Alker 也稱這種科學的矯飾（scientific pretensions）已經使得政治學方法論 學者產生「科學身心悖離症」（disciplinary inauthenticity），在面對政治學的傳統 學者時面露對自身統計技術成就的自信，面對自然科學時則顯得自卑，而面對 同行的指責卻以藐視與憎恨的的態度（徐振國，2002：129-139）。

雖然，方法論爭論在政治學界始終無法得出令爭執雙方均能同意的結論而 針鋒相對，但也並不需要對此過度憂慮，因為對大多數政治學界的人來說，有 興趣關注此方法論議題的人並不多見，甚至願意花時間深入瞭解這場論戰的哲 學問題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人對此爭論採取的態度往往是「人云亦 云，虛與委蛇」。無論骨子裡堅決主張量化研究才是最科學的研究，或者堅持主 張許多社會問題必須要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否則不得要領的研究者，在方法論爭 執上往往已不願意在一個無解的問題上惹是生非。甚至許多量化研究者的研究 主張結合了質化研究的內容，將許多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論的概念，如民主政治、

儒家主義、威權主義等抽象的概念具體化為可測量的量表，宣稱這個方法論的 壁壘已經不是如此難分難解；然而令人懷疑的是，對堅持反對量化研究的人而 言，這種作法究竟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出更多的問題？不論如何，方法論後 設問題的討論如同一輛加滿油的車子在路上行駛，當車上的人為了如何可以到 達目的地而爭論未果時，大家已經下車，各自搭車離開了。留下的是停在那個        

7 郭秋永認為當前的政治研究面臨的問題情境所做的陳述如下：「1970 年代以降，政治哲學的 整個研究趨勢，漸從『壽終正寢』或『式微不堪』的谷底，復甦反轉、緩步上揚，終至波濤壯 闊、 氣勢浩蕩。然而，這種蔚成風潮的復興，是否意謂政治哲學已在學理上完全掙脫了先前 的困境，還是雖已脫離舊困境但卻陷入新困境而猶不自知…」，然而從今日的觀點來看，政治 哲學等思想的研究是否真的如其當時所觀察的樂觀，值得懷疑；但政治學的研究確實落入了科 學與哲學的雙重困境之中。對於方法論的討論不是落在科學主義陣營的論戰之中便是落入哲學 抽象空洞的知識論探討，彷彿政治學方法論不是一種科學化與否的問題就變成了知識論建構的 問題，我們如果要面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似乎被迫要從兩個學術討論的領域中擇一作為立論的範 疇與立場；然而本文否認這種必然性，試圖跳脫這兩者的傲慢擄掠，也是本文最核心的出發點。

時間點的那臺車子。方法論在政治學研究當前的問題已經不是大家立場鮮明並 絕不妥協的無止盡爭論，而是沒有人願意再浪費於這個沒有實質效益，彼此也 都無法被說服的無謂爭論之中。

從政治學系的教學內容以及教科書的選擇之中，呈現出此種鮮明的時空停 滯。大部分對於科學哲學的介紹主要集中於「實證主義」、「邏輯實證論」、「行 為主義」和「後行為主義」，頂多再補充後現代主義的某些理論詞彙，如社會建 構論、女性主義和科學實存論。這不僅是目前臺灣政治學界方法論教學主要的 內容，也幾乎是政治學界對於方法論理解的範圍。姑且不論我們對於這些高度 抽象的哲學名詞有多少程度的掌握，將方法論的認識停留在七０年代至八０年 代的學術爭執，加上學界對於這些朗朗上口的邏輯實證論、行為主義等的理解 往往相互混淆，或者望文生義，使得有志於此一領域的後學無法理解這些哲學 思維與方法論之間的關係為何，更無法體認到科學哲學與研究方法之間具有真 實的對應關係。筆者甚至懷疑有多少人能夠清楚指出當前主流的政治科學研 究，在方法論上究竟屬於那個科學哲學立場；並且清楚指明作為在社會科學研 究上具有相對優越的理由為何？如果在方法論上的論辯停留在模糊、片段而有 限的認識上，那麼無怪乎此一領域的學術討論往往成為一種裝飾、研究方法討 論的前提概要或者反省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時詠歎而已。

貳、近十年學術著作回顧

目前臺灣學術界在方法論此一領域中的學術戰火似乎早已停歇，由政治學期刊 著作方面所涉及方法論問題的文章數目可以窺知一二。表一到表三是本文透過

「國家圖書館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影像系統⁸ 」搜尋與方法論研究有關的學術刊 物，並將篇名相關性較高的著作加以統計，僅有三十二篇屬於本文所指涉之方        

8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3/index.jsp?la=c

法論研究 ⁹；其中可以發現方法論的討論散布於各類科之學術刊物，但與該刊 物之專業著作數量相較比例懸殊。而如果僅挑出政治學界的刊物來看，東吳政 治學報、政治與社會科學評論、美歐季刊、問題與研究、歐美研究、政治學報、

政治科學論叢從1998 年至 2008 年總共僅有十二篇，這十二篇之中屬於政治學 界的學者撰寫之論文有十篇。從近十年的文獻進行大略的掃描可以發現¹⁰，方 法論問題的重要性相對於實際上所進行的學術討論，僅止於口惠而無實至。從 本文所羅列關於政治學領域之學者所撰關於方法論的學術著作，大致可分為三 類：第一類是應用類型，學者挑選某一種哲學的理論立場，詳細介紹其哲學立 場並作為分析或批判的主體，如〈國際關係「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評析〉（鄭端 耀，2001）、〈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廖舜右，

2006）；第二類型是專門於哲學問題的討論，嘗試從哲學立場的反省或進一步闡 釋，對當前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提出批判、反省或澄清：〈解釋與批判：論批判實 在論的科學觀〉(莊錦農、魏中平，1998)、〈科學哲學中的兩種因果解析〉（郭 秋永，2003）、〈邏輯實證論、行為主義及後行為主義：經驗性政治研究的理論 基礎〉（郭秋永，2002）、〈現代歷史理論的自然主義假設：一個批判性的回顧〉

（曾國祥，2002）、〈社會科學的經驗主義危機：幾項初步評論〉（曾國祥，2004）、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國際關係學門的誤用：重新檢視現實主義典範進步或 退化的辯論〉（黃旻華、郭銘傑，2006）；第三種則是屬於方法論外圍的討論，

其中並未以方法論作為主要的討論，而僅涉及相關概念的使用分析或者批判：

〈實用方法論芻議〉（黃紀，2000）、〈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謝復生，

2000）。

9 排除了建築類、藝術類、心理類、文學類、國防類等與社會科學相關性較低的期刊，期刊統 計表請參考附錄一。

10 本文所蒐羅之期刊，並未包含一九九八年以前，因此勢必有若干政治系學者之相關著作無法 列入，並且可能有一些刊物並未列在學術期刊索引內因此也無法毫無遺漏的列出，但本文所欲 彰顯的是學術界在此問題所呈現鮮少討論的情境；據此本文仍認為這樣已達到論旨。

9 

第一種類型的學術著作是政治系目前為數最多的一種討論方式，學者透過 科學哲學文獻的檢閱，提出一種可以套用在國際關係、方法論等領域加以應用 之某種理論，如社會建構主義、科學研究綱領作為應用意義下的使用。第二種

表1-1 依期刊類別統計文章數目 表1-2 按年代統計期刊文章數目

佛光人文社會學刊 1 1998 1

東吳政治學報 1 1999 2

東吳哲學學報 2 2000 3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1 2001 3

社會理論學報 1 2002 5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 2003 4

美歐季刊 1 2004 2

哲學與文化 2 2005 6

問題與研究 1 2006 3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3 2007 2

景文技術學院學報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

當代 2 表1-3 政治系期刊文章與年代一覽 輔仁歷史學報 1 政治科學論叢 2 1998、2006

歐美研究 2 東吳政治學報 1 2006

鵝湖 2 政治學報 3 2000*2、200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3

2002、2003、

2007

政治學報 3 美歐季刊 1 2003

政治科學論叢 3 問題與研究 1 2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 歐美研究 1 20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統計

則是政治思想或哲學系所擅長並最常為文的模式，作者從哲學的觀點，透過哲 學脈絡的抽絲剝繭，探討其後設的哲學命題、論證的哲學淵源及歷史脈絡並檢 討其恰當性；第三種為文的模式，作者在文中對於某一種政治理論（經驗政治 理論）所涉及關於方法論方面的爭議簡單的加以介紹，或者僅簡單的加以批判 並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這類文章本身是從經驗政治的理論背景出發，對統計 模型、跨層推論或理性選擇理論在方法論上的爭論簡單介紹。針對第一種學術 著作，本文認為其屬於方法論之應用，本身並無可討論之處，這類文章僅就其 所使用之理論恰當性彼此間有學術上的論戰；而第三種為文模式本文認為他的 出發點如果目的是作為方法論上的討論並不恰當，因為主要討論的內容都是經 驗政治理論的簡介，甚至會給人一種方法論就是經驗政治理論的探討此一錯誤 觀念。在「實用方法論芻議」一文中，作者對於方法論在政治學上的推展，主 要的論述主軸可以稱得上是以「統計學在政治學中的成長」作為主要的內容標 誌，這除了顯示方法論在政治學方法論的內涵已經轉向為社會科學統計學之內 容的現象，並鮮明呈現對方法論問題的誤解之外，並無可稱之為方法論上的討 論可言。

第二種模式，可算是專門探討方法論問題的專著，作者從實證主義、邏輯 實證論、經驗主義、實在論、自然主義等面向切入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問題。然 而，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其論旨與內文過於哲學性，並且常常落入以科學哲學 各種立場的詳細說明或簡單介紹為主要內容的問題，而使這些文章所設定之聽 眾往往加以忽視，甚至視為玄想、抽象、不實際的代名詞。其次，這種討論容 易陷入哲學的論證之中，試圖透過哲學立場的表明或哲學立場的論證以證明其 觀點比其他哲學觀點更符合社會科學的本質，但這種觀點看在「實證主義」者 的眼裡，一方面艱深拗口，一方面不過是一個形上學立場換成另一個形上學立 場，對他們而言並無任何實際上的影響。方法論學者不斷主張目前科學主義、

經驗主義的危機重重，但對於實證主義的科學家而言，他們怎會毫無所悉？因 此，學術界上的文章如果對照起來將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般如學者黃

紀為文斥責那些高舉科學哲學令旗的統計學門外漢不該認為自己可以規範一切 經驗研究，並且政治學的科學化前景之所以美好是因為政治學界終於能夠擺脫 了搖椅哲學家的束縛（黃紀，2000：112），因此對於政治科學的這種發展有一 種樂觀的傾向；然而，另一方面，方法論者卻不斷高喊訴諸經驗主義作為知識 論基礎主義的作法站不住腳，也使得這種社會科學出現自我矛盾的危機。

參、小結

作為一場戰爭，其結束往往會伴隨一些正式為雙方所承認的停戰協議；不 過似乎這場學術上的戰爭並沒有走到這一步，但也未有大規模的戰鬥行為，剩 下的只是偶爾零星的游擊戰，無足輕重大家也都不以為意。面對歐美之間為著 科學研究問題進行的論戰，臺灣學術界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隔岸觀火，不如說 是置身事外，充滿著一種息事寧人的氛圍。似乎只要政治學的研究遵守著觀察、

假設、檢證這樣一種理論的建構形式便足矣，在虛與委蛇的心態下保持生態的 寧靜。這並非絕對的不好，至少在對方法論的認識只願意停留在此時此刻的前 提下，休兵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對方法論以存而不論及不求甚解的務實主義 心態，使得學術研究者降格為學術工匠，如果「政治科學家」任此而下，必然 延燒到自身，可能造成在實際的狀態下，統計科學在政治學上的應用變成在掌 握最基本的資料型態與模型的使用限制後，便不顧一切的把「政治的世界」丟 入統計軟體之中的「知識製造」機。Ian Shapiro 便認為這種拿著理論或方法不 經大腦、不斷套用的研究是無聊的（Shapiro et al., 2004: 19-36）。筆者認為，最 嚴肅的問題是，如果對於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方法論」我們只有模糊而曖 昧的薄弱認知，經此基礎所產生的政治學知識如何能說服不同知識社群的人相 信它是「合理的」呢？某種程度上也許連自己都很難被說服也不無可能。因為 在方法論的立場上一旦變動則整個知識的立論便可能扭轉。Dahl 作為試圖消滅

非經驗科學的傳統政治研究的要員，為了避免帶有價值性的民主概念，而改用

「多元政體」（polyarchy），但後一個時期的他卻寫了另一本書《論民主》（On Democracy）。從書中可以觀察到Dahl 僅僅在觀察語句與理論語句之間的改變，

便可以扭轉他早期對於傳統政治學研究極深的偏見（1999：V、32-33）。

綜上所述是筆者從社會觀察的角度粗略檢視臺灣政治學界在方法論上所呈 現的樣貌，包括對於方法論這個主要是後設的科學哲學領域，卻偏向於研究方 法的偏差、政治學在方法論爭論上不是對科學的崇拜便是陷入哲學的迷惘，且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對於科學哲學的認識停滯於七零年代至八零年代的水準與爭 論的議題，進而在無法彼此說服之後形成息事寧人、虛與委蛇的心態問題。這 樣的描述同樣絕對有著片面與膚淺，結論過於倉促與武斷。但筆者認為這樣的 描述對於當前的臺灣政治學界的研究之描繪，雖不重亦不遠矣。而正是對此描 述之背景的不滿與遺憾催促著筆者作此論文。¹¹如果不能在這個方法論問題上 說服自己，則遑論所為之政治學知識能夠通過筆者的學術良知；即使，它仍然 能夠稱為學術文章，也對「政治學知識」的推進有所「助益」！

11 這種結果的下場，我們可以從薩伊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一文中的引文可以得到 一些鮮明的洞察：「今天，沒有任何主要的阿拉伯研究刊物是在阿拉伯世界出版的，正如沒有哪 所阿拉伯教育機構能夠挑戰像牛津、哈佛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阿拉伯世界研究方面的地位那 樣，當然就更不用說其他任何非東方的主題了。所有這一切可預期的結果是，東方學生(以及東 方教授)依舊想到美國，拜在美國的東方學者門下為師，之後對著他們的本地聽眾，重複我之前 所敘述的東方學者的那些像教條的陳腔濫調。這樣一個再生產體系造成了無可避免的事：東方學 者利用他的美式訓練，以此自覺他比自己的同胞更優越，因為他可以「駕馭」東方學體系─不過，

就他對優於他的那些前輩(即歐洲或美國的東方學者)之間的關係來說，他仍只是一個「土著報導 人」罷了。事實上，這就是他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不過他應該夠幸運了，因為他能在赴美深造 後，還能留在那兒呢！在今天的美國大學裡，大部份的東方語言基礎課程，都是由「土著報導人」

來教授。不僅如此，體系中(大學、基金會等等之類)的權力，也幾乎毫無例外地是由非東方人所 把持，即使東方人對非東方人的專職教授在數字上的比例，並不那麼壓倒性地偏向後者（1999：

471-472）。」某種程度來說，這段對阿拉伯世界的描述，似乎也是臺灣學界的寫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政治學方法論的爭論長久以來環繞在幾個核心之中，最主要的核心屬於「社 會科學研究的科學化問題」，由此可以推演出幾個經常討論的命題：一、社會科 學本體論問題；二、社會科學知識論問題；三、基於社會科學本體論與知識論 的立場提出相應之方法論主張、規範與實際的研究方法原則。從哲學的專業領 域來看待本體論問題，涉及了我們研究的世界究竟是何種存在的形式：變動不 拘或永恆不變？究竟有一種真實客觀獨立於觀察者與理論的存在，或者只是一 種心靈思考以及語言的效果？如果有一種真實的存在，我們如何超越表象而進 入實存之中以掌握住真理？或者這個世界並沒有一種真實客觀的存在，至少人 類絕無可能接觸到世界的本體，因此所有的觀察都只是現象而已。不同的本體 論立場之間的爭論從古希臘就開始，迄今這仍然是一個人言言殊的大哉問。根 據不同本體論的主張，哲學上出現了現象主義（phenomenalism）、客觀主義

（objectionism）、觀念論（idealism）、實存論（realism）、唯名論（nominalism）

等主要的形上學派別，討論關於真理與表象的問題。

另一方面，從知識論的角度出發，哲學家想要找出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的解 答。知識是否需要基礎？我們究竟能夠認識什麼？如何判斷證據以及辨別這些 理論的真偽？優良的理性能夠使我們的知識更具有合理性？理性究竟該如何界 定？邏輯與理性能夠建構堅實的知識基礎嗎？科學理論之間的轉換具有理性的 基礎嗎？科學真的建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嗎？或者只是對於人性偏好的高明掩 護？自從孔恩（Thomas Samuel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1970）一書出版之後，似乎原本為毫無疑問的肯定答覆，

如今卻面臨著嚴重的理性危機；孔恩一書所引發的危機事實上出乎其意料之 外，其本人主要的用意也不在於否定科學的理性基礎；相對於此，晚近八零年 代社會建構論反而才是往否定理性、反實存（antirealism）的路徑發展（Latour

& Woolgar, 1999: 251-257）。而這方面的討論目前都可以歸在後現代主義的大纛 之下。

然而，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立場是相互影響的（intertwined），Ian Hacking 在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1983）一書中的行文便可感受到他不想淌進哲學 立場辯論的泥沼中，亦無清楚交代自己的哲學立場究竟為何的意圖。Hacking 甚至表明純哲學上的討論是否能夠產生結論是值得懷疑的，¹² 因此他不把問題 放在知識論的傳統中進行長遠的歷史脈絡交待，特意將科學哲學的問題分為真 實性與理性兩類。Hacking 認為理性作為知識論裡一個重要的核心問題是值得 討論也應該討論的，但此類問題的論辯可以上溯至希臘時期，僅在不同的時代 以不同的哲學面貌呈現。Hacking 對於理性這個範疇在哲學上辯論能否有解深 表懷疑，因此他全文並不希望陷於理性在哲學爭議的堆積，而希望從真實性的 問題切入以作為知識論討論的途徑（1983: 2-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哲學 立場並非傳統哲學家所持的規範性優位之立論型態，企圖以此規範「真實性」

的本質；相反地，他僅在最具有實用性的基礎上才承認自己是一個實存論者，

並且透過對世界的成功「干預」作為實存的務實界定。換言之，Hacking 並非 完全囿於哲學上的立場而不顧一切科學歷史、科學實驗的現實。如此一來，自 然不需要為科學的進步性建構一套全稱性的哲學命題，以至於落入對此理論合 法性挑戰疲於奔命的窘境，使自己的哲學立場保持開放、彈性與多元的可能性。

13諷刺的是，這種本於科學史的經驗作為科學哲學討論的起點似乎比起強調現 代科學觀的科學主義訴求更符合科學主義強調「訴諸經驗」的態度。Miriam Solomon 便認為持這種立場的學者標榜著科學主義的大纛，認為我們必須放棄 形上學對於經驗科學的拘束，所有稱得上是科學的理論或研究必然將具有「客 觀性」、「簡約性」、「普遍性」等科學理論的現代性標準。然而，這樣的一個論        

12 Hacking 將理性與邏輯歸類於認識論並排除在他探討的範圍之外（1983: I-2），但全書主要討 論的仍然在解決理論存有物為真與否的問題，因此仍應歸類為知識論的討論範疇。而這也是本 文所討論的範圍，僅此說明。

13 科學哲學最主要的問題之一便是在解決科學具有理性的問題。

述本身便是自相矛盾的。科學主義是強迫傳統研究途徑的人放棄根深蒂固的形 上學傳統，卻以另一種新的形上學傳統代之。對於他們所謂的「無情而客觀」

的事實之方法論提出一套全稱性的命題（Whitehead, 1981: 3），為科學下了「凡 是….才符合科學」的形上學宣稱，將一切的研究規範在此拘束下，並以此作為 一切知識合法性的基礎。

Solomon 作為科學哲學家，他並未否定規範性定義的重要性，正如 Hacking 並未因其為形上學問題便予以迴避。Solomon 認為如果需要給科學方法論提出 一個規範性的命題，則必須要從科學發展的實際面找出規範（2001: 13），以使 得科學的理性危機不至於顛覆了科學進步之事實的科學哲學基礎。對於這個問 題的處理，傳統上以「發現的脈絡」與「證成的脈絡」作為切割，並將知識理 性的基礎置於後者。Karl Popper 則在這個脈絡下以否證法（falsification）作為 科學理論的證成方式（1989: 94-96）；Imre Lakatos（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 綱 領 》 一 文 中 所 使 用 的 方 式 則 是 透 過 承 認 某 種 程 度 的 約 定 主 義

（conventionalism）（Lakatos & Musgrave, 1977: 115-118, 140-143），亦是認定科 學史以理性為依據，將非理性的因素歸類為科學史的「外史」，從而保留科學史 內部發展的理性成分（Kuhn, 1977: 118-120）。如此一來便可以排除因孔恩使用 科學典範，以及科學社群的社會心理因素負面效果，使科學本身所具有的理性 不至於損毀，並以此作為證成科學進步的基礎。¹⁴

由所簡述的內容可以發現，Popper、拉卡托斯等人與其說是要為知識尋找 理性的基礎，不如說是要為那些與科學研究形影不離、糾纏不清的非科學因素 尋 找 一 個 有 效 的 外 科 手 術 方 式 加 以 切 除 。 因 此 對 於 這 些 因 素 往 往 以

「external-」、「social-」、「unreasonable-」、「nonrational-」的方式來加以稱呼

（Solomon, 2001: 13），否定這些因素在科學研究的過程、科學理論的建構、競 爭理論之間的選擇、典範轉移的競逐中所扮演角色之合法性。這種處理方式，

14僅非常簡略的介紹，本文無法詳盡的訴說這兩位哲學大家的整套思想體系，有許多也與本文 並無直接關係。

自然可以使原來基礎於理性的科學哲學立場，繼續保持其永恆不變的超越性與 繼續作為科學主義指導、拘束經驗研究的規範性地位。但這種作法是否失之武 斷與權宜是本文深感質疑的，在實際的科學實驗的理論建構過程之中，其所謂 外部性因素介入之深、影響之遠，對整個研究結果導向作用之真實，並無法如 純理論般的作法以理論的手術刀加以切除即可。如果實存的科學研究過程是無 法切除外部因素的，那麼又該如何處理？Solomon 認為應該破除對於理性以外 因素賦予不當負面價值的作法，因為從實際的科學實驗過程之中，無論是理性 或非理性的因素事實上都有助於科學的進步亦同時有害於科學的進步。因此，

Solomon 對於這些因素賦予一個中性的概念─「決策動因」（Decision Vectors），

透過這些動因在實際的科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建構一個符合科學成功經驗 的方法論規範（2001: 51-63）。

從科學的實存經驗中去建構與修正科學哲學立場，這樣的一種科學哲學轉 變可以使哲學上的討論不至於落入極端且虛妄之中。舉例而言，孔恩《科學革 命的結構》一書出來之後，哲學界就把它所提出的典範、不可共量性以哲學論 證的方式指稱其有落入相對主義的危險，並認為他的想法徹底破壞理性在科學 發展上的作用，甚至使知識成為不可能。¹⁵透過哲學分析將其文本的論證邏輯 抽繹出來並加以形式化與普遍化的作法固然可以使其論述更為清晰明確，透過 符號邏輯的演繹亦能證明前提與結論之間的真假關係，但這可能模糊了主要的 問題意識，甚至扭曲其原意。以孔恩的著作為例，他對科學社群在典範之下的 運作，以及不同典範競爭時期的典範轉移使用社會學式或神學信仰方法的描述 方式（Kuhn, 1994: 165-190），如抽取他論證的命題並以此作為推論，推導出相 對主義的結論，那麼這到底是孔恩的結論還是哲學上邏輯的結論？另外，如果 以社會建構論的產生地─「實驗室」，任意將他基於現象的描述簡化成幾個命 題，並論證他可能造成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或懷疑論，那麼將很容易誘導問題        

15 相關討論可參考苑舉正，2007，〈一個沒有固定方法的方法論：論「典範知識」的「相對主 義式誤解」，《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1：47-88。

落入抽象而無解的形上學爭執，該爭論不但並未直接面對和解決這些從現象而 來的問題，至終更可能只是在打稻草人而已。然而，如果我們把這樣的現象推 到極致，僅因形上學爭論未果便認為其毫無實義而加以摒棄，甚至認為專注在 科學的客觀實驗中便足以建構一個真理的理論，這樣一種想法也是錯誤的，但 這卻是目前對於「科學研究」最熱門的看法。這種想法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將 傳統研究途徑稱之為「搖椅」，諷喻其理論是從「搖椅」上憑空想出來，因此科 學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精鍊他的研究方法，包括所運用的統計模型、測量技術、

精密儀器等。然而，我們對每一個事物的認識均非獨立於理論之外，我們並非 在完全無知的條件下就可以對事物產生認識與理解（Popper, 1989: 48），因此我 們每一個人對於一個理論、一個哲學立場、一個事物的接受與否都與我們個人 內在的形上學立場有關。我們對於一個理論的接受可能是基於一種意識型態的 偏見、一種時代的氛圍、宗教信仰的指導或者個人理智能力的差異而來。而我 們對於問題的發現和定義，以及對成功的見解均是帶著某種理論的視野，並由 其所牽引而出的（theory-laden）。因此，如果以為這些問題皆屬形上學與科學 無涉而加以排除，將可能導致科學被盲目的追求與尊崇，更可能的危機是當這 樣的科學主義信條與社會科學的政治相互結合，將會產生恐怖的統治。科學上 對自身信條那種幾近絕對主義的信奉，在政治上將可能產生集權的統治型態，

即便在科學社群中亦會產生威權的資源配置問題，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或過 度引伸，至少費耶本德（Paul Feyerabend）身處的時代中便使他洞悉此問題的 嚴重性，為著人文關懷而著書《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1988）。

拉卡托斯認為” Philosophy of science without history of science is empty;

history of science without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blind.”（1978: 102），正是這兩 者關係最適當的描述。¹⁶有趣的是，臺灣學界在討論科學哲學或方法論時往往 出現一種怪異的現象，其討論的內容不是本質上係屬研究方法而與方法論無        

16 參考 Lakatos, I & A. Musgrave 著，周寄中、周伯恆譯，1993，《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臺北：

桂冠，頁177。中文翻譯：「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

涉，否則便幾乎全是哲學問題而與實際科學無關，科學史與科學實驗往往聊備 一格或完全沒有觸及。Hacking 討論真實性問題時，他認為自己真正相信科學 實存論的過程那真是一個有趣經驗，至少從本文所指的傳統哲學家觀點而言是 如此。他並非因哲學的立場，透過邏輯論證與理論比較而選擇了科學實存論；

事實上他從來未認真考慮科學實存論。Hacking 之所以成為一個科學實存論者 是因為他聽到了關於垮克的實驗，當他發現，我們能夠「噴出正電子增加電荷，

噴出電子增減少電荷」時，他成為了一個科學實存論者。對他而言，如果我們 能夠噴出這些物質，那麼他們就是存在的了（1983: 22-24）。Solomon 則透過胰 島素實驗、演化生物學的理論演進、地殼構造理論、IC/IE 手術等案例的科學史 裡面找尋科學成功的動因（2001: 65-126），並以此作為科學哲學的規範性基礎，

而非拘泥於哲學傳統本身。費耶本德同樣藉由科學理論從出現到接受的科學史 過程中（哥白尼的天體理論、以及伽利略如何發揚哥白尼的科學史過程），論證 出一個結論，那便是從來沒有一種科學方法不被違反（Feyerabend, 1988: 14）。

更重要的是，往往在違反的條件下使得正確的科學理論被接受。

透過Hacking、Solomon 與費耶本德於本文的敘述，三位學者切入方法論問 題的途徑，似乎具有如下共同的一些特質：

一、他們試圖為科學研究方法問題在知識論上找到一個站得住腳的基礎。

二、他們在知識論上，是透過微觀的方式檢視某一段或某一類科學史、科 學實驗的過程作為論證的基礎。

三、他們認識到問題所在，而焦點於現實問題的解決，非純就哲學理論進 行封閉的討論。換言之，他們致力於解決科學方法在知識論上的問題，

而非知識論本身的哲學問題。

上述三點分別呈現了他們對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標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態 度。其中最關鍵的地方便在於微觀的科學史檢視，他們透過駁斥今日根植於偏

差的科學史所產生的科學形象，貫穿整個方法論的反省。這種偏差的科學史在 於我們對歷史有一種以今日的成果重新組織與詮釋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傾向，

歷 史 學 家 Hurbert Butterfield 將此稱之為「輝格的歷史詮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Butterfield 指出在歷史的路徑中，我們往往會以今日 已經成功的結果作為直接的參照，並以今日的理解作為詮釋過去的架構（direct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¹⁷此外，透過歷史節錄（abridgement）的方式將事件 以線性時間¹⁸、因果的方式關連至今日的成功，並將此模式化、普遍化成為具 有規範意義，並透過模型化或哲學化的歷史觀點作為另一段歷史或整體歷史的 推論基礎。後果是，對於歷史，我們越來越少去檢視它，反而越來越多的使用 它，從而產生許多歷史的謬誤。事實上，每一個事件本身未必真的能夠理出一 種因果關係。故而，如果對於民主政治的歷史進行詳盡的脈絡檢視，我們可能 真的無法理解為何能夠走到今日的自由民主（Butterfield, 1968: 3-32），但人的 本性卻會將整段歷史整理出一個具有某種可以理解的因果發展路徑，我想這是 因為歷史的寫作前提往往在於我們在寫歷史的時候已經知道歷史的起點與終點

（Kuhn, 1977: 16），因此能夠合理化「整個過程是『不令人意外』」，亦不足為 奇了。

Butterfield 觀察了輝格黨對於自由民主發展的貢獻所寫出的歷史得出這樣 深刻的反省，如果他的觀點大致正確，那麼我們不由得要去懷疑社會科學所依 靠的「科學」到底是一種真實或是幻象！從本文所提的三位科學哲學家探討的 方式，應該已經初步的浮現出科學史的問題。輝格的歷史詮釋使歷史被有意識 的重新組織，使科學被錯誤的理解。然而，科學哲學的問題正好相反，沒有以        

17 孔恩同樣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在整理亞理斯多德關於物理學的研究時，他對於這樣一位實 驗家對力學的觀察何以能夠錯得如此明顯感到困擾，在這個問題的思考上他也發現之所以會有 這種困擾實際上是因為用今日的整套物理學觀點才會有這種困擾，他提出一段話：「我們只需 要把這些人理論中最荒謬的地方找出來之後，問問自己，一個神智清醒的人怎會寫出這樣的東 西」（Kuhn,1977:x-xii）本文譯本參考，程起銘譯，1989：ix-xi。

18 關於自然主義的時間觀點可以參考曾國祥，2002，〈現代歷史理論的自然主義假設：一個批 判性的回顧〉，《歐美研究》，32（3）：583-590。

當前科學史中成功的研究為核心，其偏執的哲學討論往往建構出一套與現實的 科學研究過程並不相同的規範性指導。Solomon 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了一套 基礎於科學實存論的輝格實存論（Whig Realism），它指出輝格作為一種歷史詮 釋必然站不住腳，但是卻具有方法論上的重要性（2001: 33）。透過輝格的觀點，

藉由現今實際的科學研究過程，作為重新組織知識論立場的基礎。

截至目前為止，方法論問題的討論似乎已經浮現出一個大致的輪廓，也就 是以輝格的觀點作為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切入點，本文希望透過這個途徑，方 法論立場能夠跳脫了科學的迷思亦不為哲學所擄掠。也就是使這個問題不再落 入「不要量化那我們還能有更好的方法嗎？」此一問題的無奈，與不管成功科 學研究的實際狀況，僅為了哲學而哲學的無聊。當然，如果為了滿足哲學領域 對於此問題知識上的興趣自然沒有問題，但如果科學哲學想要給予社會科學研 究一些反省，我們則必須從社會科學作為仿效基礎的科學史中談起。另一方面，

希望透過這個途徑能夠將問題重新聚焦，嘗試為政治學在方法論領域的認識增 加些微的貢獻，或提出問題思考的方向。¹⁹這種科學哲學立場所建構的方法論 規範能夠解決多少問題並非本文現階段所能處理的，但本文認為它所拋出的問 題方向或許能夠使我們產生進一步實質的反省。此外，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角 度來理解我們的方法論探討，這已經是一種進步，對於停滯在八零年代的政治 學方法論無論如何是一種視野的擴大與認識的推進。

第三節、研究方法、研究範圍、章節安排

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主要文獻的討論係根據本文欲達

19 以歷史的角度反省方法論的問題在政治學界曾國祥教授在「有現代歷史理論的自然主義假設 一個批判性的回顧」一文也提到類似的觀點，不過他是以純哲學的角度切入。 

到的目的，以 Hacking、Solomon、與 Butterfield 之文獻為主。透過這幾位可以 歸類為「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的討論脈絡，其主要透過科學史的個案研究或 多種學門的科學研究作為知識論討論範圍與討論此問題的切入途徑。這種研究 途徑所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關於「歷史與哲學」間的關係，因為在哲學的主流討 論領域中，歷史一向被忽視甚至被認為是應該切割的議題，因為哲學傳統上關 注的是真理與理性的問題。一個絕對客觀的知識作為真理必然具有永恆性

（eternality），而理性則被認為是使知識成為可能的一種必要的條件。孔恩《結 構》一書之所以引發哲學界的批判，可以說是對科學哲學在知識論預設上的一 大挑戰所致，如果知識的成長與進步毫無理性可言，那麼對於建構其上的知識 論體系亦將陷於毫無所繫之險境。傳統哲學過於關注在永恆、普遍、確定性的 研究，作為一種自我封閉的體系尚且不足以為其理論上的爭議尋求普遍的共 識。從前兩節的討論中即可得知，知識論的學派爭論兩千年來始終不斷；自我 封閉的哲學命題在科學史的仔細檢視下，除非我們仍然堅持無視於科學史的事 實，否則往往無法自圓其說。這也是歷史學派說服力之所在。然而如果僅僅是 從科學史的脈絡下抽絲剝繭而以破壞科學哲學傳統預設為要務，結果便如同前 面所述的變成打稻草人，最終誰也無法說服誰。除非我們能夠合理化歷史與哲 學之間的關係。

Hacking(2002)在 Historical Ontology 一書中嘗試使用 Michel Foucault 歷史 本體論的觀點。Foucault 在研究道德主體、權力主體的建構時，把康德（Kant）

歷史化（historicized），強調歷史優先原則（historical a prioi）。因為任何主體的 構成都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中，透過某種特定物（materials）所建構具有 特定歷史特質的有機體。故此，我們無法建構一種普遍適用於所有理性存在

（rational beings）的律則。Hacking 據此基礎提出呼籲，認為我們已經沈醉在 康德的哲學世界太久，該是回到經驗泉源之時了；並且透過Popper 的立場進一 步強烈的表明我們應該要捨棄經常阻礙哲學家視野（vision）的終極（ultimate）

知識論架構（framework）迷思（myth），進而採取結合歷史與哲學的研究途徑

（2002: 3-7）。當然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理論問題與適用的恰當性仍然值得深入 討論，縱然強調科學史的科學哲學家對於歷史的定位、詮釋與理性、實存的關 係立場各有不同，而歷史學派可能存在若干必須處理的問題，如Larry Laudan

（2001） 在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一書中指出歷史學派有著向相對主義傾 斜的危機，因此必須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上重新為理性尋求另一種科學進步的視 角。

然而，本文限於研究目的所示並無法處理上述關於歷史與哲學之間關係的 問題，本文在此是以Hacking 的立場做為全文的核心起點，以其《科學哲學與 實驗》（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一書作為告別八零年代的墊腳石。由此進 一步挑選同樣以科學史個案研究為主的學者 Solomon，另佐以費耶本德共同作 為本文主要的分析讀本。前者專長於醫學史、自然科學史（地球科學），在 Social Empiricism 一書中便以生物、醫學史作為論述的基礎；後者在《反對方法》

（Against Method）一書則專注於哥白尼與伽利略的「日心說」理論接受過程的 微觀觀察。透過諸位的作品可以觀察到科學史的重新檢視賦予科學哲學新的知 識論立場，不過他們對於科學史的使用以及重新建構的過程往往點到為止，並 未指出歷史的寫作問題。因此歷史學家 Butterfield（1968）所著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便提供了歷史描述、建構與詮釋的觀點，他明白點出 了歷史的「輝格」問題，這觀點是隱藏在前述三位科學哲學家的理論架構之中，

但 Butterfield 則直指問題的核心。因此本文嘗試透過 Butterfield 歷史詮釋的反 省重新檢視關鍵的科學史，以此作為基礎展開科學哲學的討論。

本文在第一章的部分已經對於臺灣學界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失焦與停滯，並 可能導致的問題做出概略性的描繪。在第二章將呈現歷史本身的特性，描述歷 史對於我們產生的作用，之後便會接到科學史的部份，呈現最為人所熟知的科 學形象的過程。接著，在第三章，透過科學研究本身的實驗過程、理論接受的 動態過程對整個架構在科學主義上的科學形象進行反思，最後，在前兩章的基 礎上，將回到研究方法論的討論，於反思科學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反省科學哲學

的封閉性問題，並嘗試以Solomon 提出的 ” whig realism ” 作為一種思考的嘗 試。讓方法論的哲學立場如同Hacking 所強調的，回到經驗的泉源中去找尋知 識論的規範性基礎與哲學立場。

值得強調的是，本文並不打算冗長的介紹實證主義的發展歷程、行為主義、

後行為主義和實存論，這些文獻的回顧是構成此類論文最常的處理方式，大多 數的相關作品均是如此。例如張珍立的《批判實存論對當代政治學研究之啟發》

一文便是透過批判實存論的觀點與實證主義、非實證主義對話，提出批判實存 論作為另一種社會科學哲學出路的想法（2005）。這樣的討論型態優點在於能夠 清楚的點出科學哲學不同理論之間的問題，並且嘗試解決這些理論的缺陷，但 可能的問題在於它也僅止於解決科學哲學理論之爭，而與實際科學研究的問題 產生隔絕。這樣的方法正是本文試圖避免的，如此將可能落入無謂的哲學爭論 中，又未揭開問題的癥結。本文的態度是採取務實主義，僅在與本文點出有關 的問題上去討論哲學問題，並且整個討論都是以問題為導向，以實際的科學研 究為基礎，希望能夠彌補對於科學研究案例討論不足的缺憾。

第二章 以今論古之科學史詮釋 第一節 為何要從歷史切入

本文的研究從哪一個角度切入才能夠在學術上具有新的意義，這無疑是一 個有趣的學術探索標的。透過第一章所呈現的政治學界和科學哲學界對方法論 的討論即可發現，主要的切入途徑大抵以「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史與科學哲 學」為大宗。此二途徑之中，如以知識社會學角度切入，則傳統可能探索的問 題往往集中在知識社群的動態剖析，試圖回答何以政治學界的知識社群能夠無 視於方法論相關本質性問題，並對其行規恣意而定等等疑問。本文認為，從這 個角度切入是根本解決科學社群關於方法論問題的絕佳途徑。然而，傳統上的 討論偏向社會學式的反省而遠離了知識論的性質，而在抽離知識論的內涵後的 討論，可能產生失焦。例如，大部分的討論主題聚焦於諸如政治學本土化、知 識霸權、文明、殖民主義等議題，而左派知識分子相關著作已然汗牛充棟，如

《東方主義》之巨著即從各種角度揭露科學社群中，各種權力型態所產生的學 術社群互動模式。《東方主義》一書對學術殖民的描述可謂坦白而露骨。這些知 識分子的努力每隔數十年便能夠瀰漫一股反省的氛圍，並且風靡學術圈內外的 讀者。然而，是否能夠引領社會科學界真誠的反省，本文認為尚需進一步的觀 察與更多的努力，以目前來說不過是學術邊緣用以點綴知識的門面效果而已。 

從傳統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切入，若以知識社群的動態作為研究途徑的方 法，它需要與知識論的脈絡連結，才能夠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否則它實際上 帶給學界的反省僅止於「權力」面向的反省，而非「知識」上的反省。 

      另一種途徑則是科學哲學界普遍關照該問題的方式，意即以科學史與科學 哲學的角度切入，此為科學哲學界討論方法論問題常見的開展方向。其討論的 特徵不外乎是以哲學立場的宣示與論證作為開始，並以簡略科學史個案的素材 作為確證哲學立場之目的。有趣的是，不同哲學立場的學者往往使用的科學史

橋段與案例各有不同且差異頗大。若我們先將其差異性略而不顧，即可發現這 些科學哲學家大多均強調科學實驗的歷史證據。舉例來說，邏輯實證論者強調 科學觀察的案例、科學實存論者強調科學實驗的案例，而即便強調任何方法皆 可的費耶本德亦從科學史的觀察中證明他的論點。更有趣的發現是，無論作者 或讀者，在閱讀該文獻時，科學史最後往往遭到忽略，唯有哲學論證被凸顯出 來。我們可以朗朗上口「任何方法都可以」的哲學宣稱，甚至將之奉為自己哲 學的立場並進一步的予以應用；或者相反地，站在拒斥的立場上，以哲學的口 吻與學識對此哲學論證進行立場確認與批判。科學史本身成為陪襯之物無人聞 問。這些科學哲學家們往往企圖透過科學史案例的擷取，藉以支持一個普遍性 的哲學立場，且將一個普遍、永恆有效的哲學宣稱置於特定時空脈絡的科學實 驗下。其作法可能遭遇的困境或許不僅止於哲學上的問題，有時也是歷史史觀 的問題。前者在哲學家的擅場之中從來都是被關注的重點，而後者卻是哲學家 並未關注的問題，最多僅止於附帶一提的角色而已。在這個方面，科學哲學家 面對的問題，與其欲指正之社會科學家所具有的問題，似乎有著同樣的特徵。

社會科學家使用某一種特定方法論，而忽略其哲學問題的陋習，正如科學哲學 家們使用歷史進行批判與哲學立場的建構時，也常常遺忘歷史本身在不覺中成 為一個不證自明或無可爭議的客觀前設。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說，科學哲學家 在使用歷史時都無可避免的產生歷史使用可能產生的質疑，或者我們可以說，

科學哲學家永遠都無法不使自己的哲學立場脫離一個特定時空脈絡。史觀與歷 史理解的方式會使結果產生截然不同的方法論後果，而這個差異則必須通過對 歷史本身的檢視方得以進一步獲得彰顯。然而，這正是傳統科學哲學的限制所 在，因為他們過於強調論證，從而忽視了對於歷史的辯證與考究，使得科學哲 學界所試圖挽回的科學理性或以理性為基礎的知識論討論與真實的科學發展脫 節，甚至對洞察此問題的學者動輒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扣對方帽子，而對自 己的主張則以一種難以說服人的方式武斷的重新詮釋。因此，本文面對的問題 其一是如何聯繫知識社會學與方法論的連結性，其二是如何在不失去知識論討

論的同時能夠把歷史帶入處理。本文認為這個問題涉及理論框架的變更。如果 我們能夠從歷史的途徑切入，以及如果我們的討論面能夠涵蓋知識社會學的內 涵，則從這個地方連結到知識論的討論便能夠解決上述兩種問題的發生。本文 的前半部筆者將深入歷史的軸線以處理這個部分，而後半部筆者將以Solomon 的《社會經驗主義》（Social Empiricism）一書所提出的輝格實存論作為歷史與 知識論的聯繫框架來處理。希望通過這樣的途徑重新檢視方法論時，使我們才 能脫離科學的盲目與哲學的空洞，凸顯本論文之核心關懷。 

        如果要對歷史本身進行討論，那麼我們就必須界定討論的角度、深度與廣 度。由於這不是一篇以歷史專業為焦點的著作，因此本文對於使用歷史專業術 語、理論、史觀所可能衍生出的歷史研究相關背景並不打算進行系統性的介紹。

本文在此的陳述將擺在使用或編纂歷史經常出現的問題，並且這個問題直接關 涉到社會科學如何正當化將物理科學的研究方法奉為圭臬的歷史證成。以下本 章對於歷史的討論與使用均在這個意義的範圍內進行論述。 

        即便如此，本文仍然必須面對一個嚴肅而重要的問題，那便是為何討論歷 史是從自然科學史的基礎而非社會科學史的素材。一直以來探討科學史就存在 兩種傳統，一支是從自然科學史的角度出發，另一支則是從社會科學史的角度 出發。然而，今日的側重點在於社會科學之所以能夠對所謂科學方法採取不需 反省的堅持，絕對與緊扣著物理科學發展成功的歷史不可分割。因此，如果要 說明這種態度的不正當，自然必須由緊扣的對象著手。再者，綜觀整個社會科 學，鮮少有人在回應方法論問題的討論是與科學哲學、自然科學史切割，而以 社會學史自成一格。即便社會科學史如同自然科學一樣被建構出來並作為研究 的素材，本文仍然懷疑它對於科學方法論本身有多少說服的能力。社會科學採 取物理科學的研究方法本身便是基於自然科學史的素材，若今日要修正社會科 學在這一立場的正當性而尋求社會科學史（假設它與自然實驗的科學史有同等 意義的存在），是否意味著社會科學與科學之間關係的真相早已大白？或者以此 為目標的探求只是進入一個死胡同？不論答案是肯定或否定，社會科學界都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