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動因

Solomon 輝 格 實 存 論 的 觀 點 放 到 方 法 論 的 面 向 ， 提 出 了 多 元 主 義

（pluralism）的意涵。意即承認了在實際的科學研究的過程之中，各種因素都 直接參與在決策的過程之內。許多因素在傳統的框架下是被加以排除的。如果 我們上溯至十七世紀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 The New Organon，即可明白 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之精神為何。在他的觀點中，當理性與經驗（reason and experience）未遭受心智偶像（Idol）的腐蝕時，便能夠產生有益於這個世界的 知識。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藉由科學的方法使人們從各種偏差與教條 主義的偏見中，獲得心靈的洗滌與解放（1960: 66）⁴⁴。如此才不會使我們對這 個世界的認識，交雜著個人歷史背景、品味、教育水平、習慣、神學與過時哲 學思維等因素而產生認識上的扭曲（Solomon, 2001: 51）。他接著進一步的宣 稱，一旦我們能夠正確的運用科學方法，藉由歸納法以及避免舊有遺緒的影響，

便能夠產生關於科學知識的共識。設若共識無法達成，則必然代表有錯誤的成 份在其中。

這段對培根關於科學理性的描述，無疑的代表了十七世紀的科學脈動。事 實上這樣的理解也延續至今，凡是談論「科學」，上述的論點就成了必要的一種 背景知識，宣示了科學與迷信的對抗。此一觀點往上在科學哲學上形成了實證 主義、實存論的傳統，往下則形成了相應的方法論規範。其科學哲學的立場所 遭遇的困境與難題前述幾節已然陳明。因此，Solomon 提出了 David Hume 的觀 點。Hume 認為科學知識取決於人類的心智習性，而此心智習性並非理性的清        

44  請參閱 Bacon, F. 1960. The New Organon.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page 66. 原 文“So much concerning the several classes of Idols and their equipage; all of which must be renounced and put away with a fixed and solemn determ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oroughly freed and cleansed; the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of man, founded on the sciences, being not much other than the entrance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ereinto none may enter except as a little child.”

晰思辨所選擇的。它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如同動物一樣，目標在於追求生存與 繁榮。而他認為理性推論就算是結合了經驗觀察的方法仍然是非常脆弱的，因 為犯錯的可能性總是無所不在。故此，關鍵在於能否培養健全的心智。許多哲 學家憑這樣的論點將其斥之為懷疑論者。但Solomon 認為這是因為我們帶著傳 統的知識論框架去解讀他的論點所致，實際上Hume 並非認為知識是不可能得 到的，他的重點在於強調「知識」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理性」與「經驗」。而這 個觀點確實可以作為二十世紀晚期最佳的一種知識論的理路。

女 性 主 義 者 與 社 會 經 驗 論 （social empiricism） 者 便 採 取 上 述 的 觀 點

（Solomon, 2001: 52）。而這種觀點將理性視為一種工具性的角色，它實際上扮 演的角色與其他因素屬於同樣位階的地位。在科學目標（如前一節所述）是追 求經驗上的成功或者是使理論的真理⁴⁵宣稱在科學上具有合理性的目標之下，

科 學 的 實 踐 未 必 是 由 某 一 種 邏 輯 性 （logical ）、 清 晰 性 （ clear ）、 規 則 性

（algorithmic）或客觀性（objective）所構成的。因為真正有益於科學成功的實 踐實屬偶然的相遇，而非預期的結果。社會知識論學者如Goldman、Kitcher、

Thagard 與 Hull 也明白的表示，任何的因素，諸如競爭性（competitiveness）與 對學術榮耀的渴望（desire for credit）等因素都可能有助於科學的進步，即使這 些因素在傳統上被排拒在科學理性的概念之外。舉例來說，科學家之間的競爭 關係，往往產生一較高下的情緒，從而促使其被驅使朝向該研究領域最大合理 範圍內的各個面向去發展，而非選擇一個截至目前最可行、毫無爭議的理論。

這種學術勞力的擴散，一般來說將有助於科學成功，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哪一 個理論（一群理論）能夠取得經驗上的成功，這種不確定性激發研究者的鬥志。

因此Kitcher 才會認為，特定的社會安排將能利用最邪惡的動機成為最佳的知識 上的立基（1993: 305）。

如果偏見、價值偏差、追求自我利益都能夠促進科學的進步，那麼今日面 對這些因素均以偏差因素（biasing factors）的評價，視之為不理性（irrationality）

45  真理在本文的詮釋上為，對經驗成功的解釋（Solomon, 2001: 53） 

則有欠公允。設若這些因素有助於科學的進步，那麼其價值便不應低於傳統上 被視為科學標準的因素，如簡約性（simplicity）、豐富性（fruitfulness）、一致 性（consistency）等科學理性的狀態。更進一步的說，如果情感性的推論

（motivated reasoning）、意識型態（ideology）、價值涉入的推論（value-infused）

有助於科學的成功，那麼這些因素在特定的理論形成的環境當下就必須被視為 科學上的理性因素。當然，這裡作者的意思並非不分青紅皂白把一切的因素都 視為理性的因素，價值不中立下的推論、意識型態偏差的理論推導當然有可能 成為非理性因素，但是遵守一般被視為科學理性的準則，也未必總是有益於科 學的進步。所以Solomon 這裡指出的理性因素是，根據它涉入的科學研究過程 中是否有助於經驗成功，若達到前項要求，我們便不能再盲目的忽視其確實扮 演著工具理性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只要這個因素確實影響了決策的結果與走 向，就必須使其合法的存在，而非以一個後設的理性觀點加以忽視（Solomon, 2001: 53）。

作者為了使我們能夠擺脫傳統科學哲學的窠臼，重新檢視存在於科學決策 中的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他捨棄了已經帶有傳統價值認知的概念，諸如「社會 因素」（social factors）、「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價值」（values）。這些 概念在傳統的科學哲學的認知並非正面，而且也無法精確的涵蓋各種因素。例 如，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誘導式偏差（motivational bias），這些既非社會 性因素，亦非價值導向的因素（Solomon, 2001:54）。因而作者以決策動因

（decision vectors）作為一個知識上價值中性的詞彙，透過對科學決策因素的中 性描述，以期對知識的評價建立一個新的架構。但是，這裡出現了一個決策動 因與因素（factors）之間的關係問題。是否所有的因素都涵蓋在決策動因裡面，

或者如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突出（salience）、便利性（availability）等過 去並不被視為一個因素的概念是否也屬於決策動因等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文 中Solomon 的處理方式是屬於經驗性的而非邏輯性的（logical）。意即決策動因 必須是扮演影響決策結果與走向的，因此無需為了要描述一個決策動因的概念

而建構知識判斷（epistemic judgment）的規範。然而，從工具性的用途上來看，

決策動因的內涵必然大於傳統的因素概念。實際上具有方法論重要性的部份則 在於決策動因的概念分析，作者為此做了概念上的區別。其將決策動因分為經 驗性（empirical）與非經驗性（non-empirical）。經驗性決策動因是偏好有經驗 上成功的理論原因（causes of preference for theories with empirical success），非 經驗性的決策動因則是做選擇時的其他理由或原因（other reasons or causes）。

例如一個科學家在許多套可以使用的數據中，有一些特定數據對該研究者來說 具有特出之處，是因為這套數據是其實際上親身觀察所得的數據，則屬於經驗 性的決策動因；若一個研究者在幾個競爭性理論裡面，選擇一個具有解釋、預 測資料的能力，卻不選擇有同樣能力，甚至更佳的理論，此時這種複雜的理論 互動選擇便屬於非經驗性決策動因（Solomon, 2001: 56-57）。

經驗性的決策動因，作者羅列了一些，如特出的資料（salience of data）（傳 統被視為認知偏差因素）、資料的便利性（availability of data）（認知偏差因素）、 偏好具有新的預測能力之理論（preference for a theory which generates novel prediction）、挑選某一個有經驗數據的理論自我中心因素（egocentric bias）（動 機偏差）。在非經驗性決策動因方面，作者列舉了意識型態（Ideology）(社會性 因素)、驕傲（pride）、保守（conservativeness）、極端（radicalism）、理論的精 確（elegance）、理論的簡潔（simplicity）和對權威的順從（deference to authority）。 由上述的列舉使我們可以有一個更為清晰的圖像，了解經驗性與非經驗性的概 念界分。大體而言，設若參與決策的動因並非為著經驗成功的目標，則劃歸為 非經驗性，而我們也必須再次的提醒自己，經驗性與非經驗性的概念絲毫沒有 理性或非理性、偏差或沒有偏差的意義存在。因為科學理性作為一種工具性的 理解，在決策動因的框架下也僅是決策動因的一種，而這個決策動因在科學成 功上並不具有本質性的正面效果。從科學史的史實角度觀之，有助於科學成功 的決策動因主要仍然是經驗性的決策動因，唯有經驗上的成功才是科學理論最 終的目標（Solomon, 2001: 57-63）。

關於決策動因的分析方法，作者提出兩種方式，一種是專家評估，另一種 則是多變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作者在本文使用的是簡單的多變量分 析。這種分析觀察的重點是，決策動因的總體效果對特定科學變遷下個別理論 選擇的影響（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cision vectors not on the individual scientists’ choices, but on the aggregate of these individual choices in particular episodes of scientific change）（Solomon, 2001: 63）。本文無意呈現它的整個分析 過程，在此僅簡單的介紹其分析的方式。本文以下以遺傳學理論的案例為例子。

作者以Robert Kohler 所介紹的孟德爾遺傳學歷史研究以及 Richard Burian、Peter Bowler、Jan Sapp 等人關於非孟德爾遺傳學理論之歷史研究⁴⁶史料為基礎，挑選 若干具有影響科學理論選擇的決策動因，如敘述a 描述了孟德爾遺傳學在美國 學術界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創始者Thomas Morgan 善於使用他的學術 地位與政治手腕，並使其校系得以建立孟德爾遺傳學的學術領域。因此，該決 策動因是利於孟德爾遺傳理論，因而給予”＋”的符號。該決策動因並非屬於經

作者以Robert Kohler 所介紹的孟德爾遺傳學歷史研究以及 Richard Burian、Peter Bowler、Jan Sapp 等人關於非孟德爾遺傳學理論之歷史研究⁴⁶史料為基礎，挑選 若干具有影響科學理論選擇的決策動因，如敘述a 描述了孟德爾遺傳學在美國 學術界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是因為創始者Thomas Morgan 善於使用他的學術 地位與政治手腕，並使其校系得以建立孟德爾遺傳學的學術領域。因此，該決 策動因是利於孟德爾遺傳理論，因而給予”＋”的符號。該決策動因並非屬於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