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論脈絡檢視

綜觀 Butterfield 的觀點，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歷史學家及讀者對歷史寫作 與歷史理解的心智習慣確實對動輒以歷史之名宣稱其立場的學界（無論是歷史 學界或社會科學界）一個批判與反省之洞見；而作者將整個顯然可以歸屬於歷 史批判哲學的素材刻意塞入一個心智習性的小樹叢中，不知是基於對哲學染指 歷史理解的謬誤所生之反感導致之拒絕態度，抑或是作者意識到批判歷史若順 哲學理路而下將產生不可預測的後果所做之切割，因而構築歷史學學術發展之 安全閥。由文中明顯可見，本文在前一節也提到的，作者拒絕以一種道德哲學 的方式，透過一種目的論（無論其目的是為道德合理性、或今日發展正當性之 辯護）去書寫歷史、詮釋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拒絕了哲學的介入。然而，

有趣的是，作者所發之言論再再都為其後數十年的批判歷史哲學的辯論開啟了 一扇大門。當然，由今日歷史哲學的發展來看 Butterfield 的著作，其文章不僅 在問題意識上擺在一個並不非常恰當的領域—心理學；並且其論證亦失之空 泛，但若以此作為評價該書的學術成就顯非公允。站在歷史發展的後見之明上，

我 們 永 遠 可 以 指 摘 某 學 者 的 研 究 顯 然 過 時 或 者 失 去 意 義 。 筆 者 認 為 無 論 Butterfield 對於該論點的理論位置的切割依據為何，即便是誤打誤撞也使得該 論點在當時的條件之下獲得被接受應該產生反省的空間與效果。換言之，如果 一開始作者便意圖讓歷史學取得一個「正確」的哲學立場以進行歷史反省，那 麼所產生的將不是學界對歷史的反省，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場歷史學認識論的學 理爭執。

然而，本文認為 Butterfield 的論證如果要對現今的歷史學討論繼續存在意 義，也同時對本文的使用產生合理性，我們必須要把他的言論置換到歷史哲學 的角度。由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分析到 Butterfield 在該書的立場其實是一種站在 歷史學實證主義或歷史實存論的角度，批判一種錯誤的歷史編撰與歷史理解。

本文之所以這樣定位 Butterfield，理由很簡單，如果不是站在歷史實證主義或 者歷史實存論的立場上，那麼歷史的編撰與歷史詮釋又如何有批判的必要性；

Butterfield 必定是認定有一個客觀的歷史實存，因此只要改正直接參照今日的 心智習性以及錯誤的角色分擔（以哲學家、道德家或審判者自居），我們便可以 讓真實過去（Past）重新建構為真實的歷史以呈現在我們眼前，並且使讀者有 正確的理解。如果作者有足夠的智慧以及哲學的敏銳度將不難發現，上面這幾 句陳述便足以引起認識論的爭執，連帶影響了歷史學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東 西」，又該何去何從的嚴肅問題。

Butterfield 認為我們必須要禁止以今日的觀點作為參照基準來理解以及詮 釋過去，我們必須重建過去的情境條件，以當時的氛圍來解釋過去。然而有趣 的是，作者認為我們都有一種未經檢視的心智習性，會自然地以前述錯誤的方 式作為歷史學的發端之基。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跳脫既有的歷史網絡去理解歷史

以及我們自身？Maitland 認為我們是現代人，我們的語言和思想非是現代的不 可，因我們已經來不及成為早期的英國人（Jenkins, 1999: 67）。²¹換言之，我們 可以套用R. G. Collingwood 在”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這篇文章中所陳述的²²，歷史必然是一個「先 驗」的觀念，無論存在什麼樣的歷史，任何事物都是歷史地（historically)可知；

並且這在一切精神活動中所隱含的意義為，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使用觀察資料 和實驗結果，在他們利用它們的同時，它們便是被歷史地證明了歷史事實 (Collingwood, 1993: 356-357）。在這個意義上，當一個人藉由一種後設的、先驗 的歷史框架去理解以及詮釋一段歷史時，幾乎沒有一種可能使其得以跳脫這個 先驗框架，除去這些後設元素後，我們還可以理解這些文字語言到底所謂為何，

其中的關鍵即在於語言與實在的關係。一個正確的語言使用將語言和這個世界 的關係置於一個概念框架下，從而使得語言所指不會失效，亦不會使概念和實 在之間的對應關係消失（Lorenz, 1994: 310）。²³正是在這個語言、歷史與真實 之間的聯繫關係使得Keith Jenkins 在《歷史的在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一文中便認為：「過去總是以故事的形態來到我們跟前，我們無法走出這些故事

（敘述）去查看它們是否對應真正的世界/過去，因為這『總是現成』的敘述建 構了『真實』」（1999: 61）。

21 Jenkins, K. 著，賈士蘅譯，1999，《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頁67。梅特蘭(Maitland) 指出：「我們是現代人，我們的語言和思想非是現代的不可，我們已經來不及成為早期的英國 人，因此，詮釋性、推測性的學自己，其塑造力量是沒有什麼限制的」。

22 原文”…it must be a transcendental conception. For the object of this knowledge is not the history of England or the history of this or that particular empirical thing, but history as such, whatever history there is, everything historically knowable; and this is a perfectly universal conception.

Moreover it is a necessary conception,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implied as a condition in all mental activity. The scientist, in the course of his inquiries, makes use of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which, at the moment of his using them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are historical facts historically attested.” (356-357) 中文翻譯可參見 Collingwood, R. G. 著，1993，<某某哲學的觀念，特別是 歷史哲學的觀念>，陳新（編譯），《當代西方歷史哲學讀本》，上海：復旦大學，頁 19-20。

23 原文“So the fact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 true statement and the world it refers to is a 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 withi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does not invalidate the notions of reference and of truth as correspondence. Without these notions it is, as a matter of fact,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p. 310) 中文翻譯可參見 Lorenz, C. 著，

1994，<歷史知識與歷史真實：為「內在的實在論」辯護>，章可（譯），陳啟能、倪為國（編），

《書寫歷史》，上海：三聯，頁86。

從前面簡短的思路描繪中，我們可以看見 Butterfield 的理論一旦放置到哲 學的學術位置時，便開啟了潘朵拉的盒子，冒出了一堆問題留待歷史學家來解 答。諸如歷史知識的實存論、歷史相對主義以及敘述主義等關於歷史本質為何 的知識論、本體論與方法論的辯論。關於真實的問題，歷史哲學家訴諸於語言 的概念；即便在本體論上保持不論的立場上，歷史編撰方面同樣會產生歷史知 識的實證主義與敘述主義的爭執。由這個哲學立場的差異也導引出歷史到底屬 於一種科學（學術）抑或僅是一種文學（藝術）？

Richard T. Vann 指出，歷史哲學的研究在一九六零年代至一九七五年間經 歷了研究取向方面的轉折。在一九六零年代歷史哲學圍繞著實證主義思想以及

「覆蓋律模型」在歷史解釋的適用性問題上，連帶使客觀主義史學也遭受到波 及。在這個時期，史學研究者開始將焦點轉移至語言結構、概念的使用，一種 構成主義的思維逐漸瀰漫在歷史哲學的研究領域之中，最終整個實證主義的歷 史哲學路線被徹底的改變，轉向以語言學為中心的敘事研究。史學家開始注意 歷史敘事的語句、敘事邏輯、敘事形式以及敘事的解釋性等主題。因而，歷史 修辭、歷史話語、歷史喻法等歷史編撰的文學問題逐步受到重視，形成拒絕歷 史知識的客觀主義與實存論之態樣。歷史的解釋問題、因果關係的問題在歷史 哲學的反省時期幾乎被語言學、文學所取代了。

從語言的角度觀看歷史，「客觀性的可能性」幾乎難逃被否定的命運，Isaiah Berlin 便指出，只要歷史是透過生活語言寫成的，就勢必充滿道德的意味和蘊 含，因為這些成分是深植於日常生活談話中，不可根除。因此歷史學的客觀主 義理想是難以實現的。他認為一位歷史學家不可能沒有任何的稱頌或責備，也 不可能如同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歷史代理人來寫作歷史（Berlin, 1954:58-68）。

但歷史學家卻仍然透過描述的技法呈現一種客觀的風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此現象，他觀察到歷史學家一般傾向於禁止提及他們自己，從而 造就客觀性的「指示幻象」，它甚至認為這種被宣稱為客觀的歷史話語，在意義 上就如同精神分裂患者的話語一般（Vann, 1995: 42）。然而問題絕非僅停滯在

主觀評價對客觀性的影響方面。歷史哲學家意圖帶領我們進入更全面的檢視。

這個檢視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方面是從歷史敘述的本質出發；第 二方面則是從歷史敘述的結構出發；第三個部分則是從文本主義的角度出發，

探究其文學喻法的使用技巧、寫作目的以及詮釋效果。首先，敘事被認為是歷 史寫作的特有形式，Arthur Danto 認為，在歷史研究中，故事充當著重要的認 識角色。因為故事是對過去多少未確定之事進行假定性的敘述（1956: 23）。Danto 這句「多少未確定之事」道出了敘事主義史學家根深柢固的理論立場。這個基 礎藉由Jenkins 引述文化批評家介爾斯 Steven Giles 所提：「我們對於過去的了 解，永遠是通過以往各種解釋的一層層沉澱物，以及通過以往/當前論述所發展 出來的解讀習慣和類別（1999: 65）」即可清楚的彰顯出來。所謂的歷史事實，

其實都是建構在一層層的歷史故事所積累出來的人為知識，這種敘述的手法，

往往讓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比我們有理由去相信的過去更容易了解（Jenkins, 1999:

67-68）。歷史之所以必須以敘事的方式編織故事，原因在於歷史並不等於過去。

在這個世界的事務持續變化的動態中，我們對它的經驗存在著斷裂。作為填補 這種斷裂的方式，敘事便成為歷史解釋的根本（1999: 34）。Jenkins 澄清了歷史

在這個世界的事務持續變化的動態中，我們對它的經驗存在著斷裂。作為填補 這種斷裂的方式，敘事便成為歷史解釋的根本（1999: 34）。Jenkins 澄清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