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生活

若要探討當代基督教宗派所發展的教會生活，對於台灣基督教男性的影響，需 追溯台灣基督教宗派的原屬創立宗派，如路德宗派所發展的信義宗、喀爾文宗派所 發展的長老會、歸正宗、公理宗等。在研究不同宗派的基督教男性在宗教信仰態度 與教會生活的差異前，我們須認知到任何的教義或理念背後都隱含了許多心理動機

（劉宗為，2015，85）；換言之，是教義的差異使生活在不同宗派的參與者，受到不 同的內在驅動力的影響，進而產生差異性的信仰態度與教會生活，甚至影響他的婚 姻觀、愛情觀與親子關係等生活價值觀。

Fromm 認為在提到宗教信仰對於個體的社會心理學影響時，可以從兩個面向探 討：一是創立教條者的性格結構，另一是研究支持此教義的社會群眾的心理動機。

然而，不管是創立教條者的性格或是宗教支持者的心理動機，都受到當代的社會氛 圍與結構極大的影響（劉宗為，2015，86）。因此，研究者首先論述宗教改革前與當 時的歷史脈絡如何影響創立者與支持群眾的內在動機，後敘述路德敎派與喀爾文教 派的教義如何形塑教徒的信仰態度與教會生活。

壹、 宗教改革的時代背景

Fromm 對於宗教改革時期的分析，除了分析創立者與支持群眾的內在驅動與發 展出的社會性格，其更著重於在歷史脈絡中宗教與個人自由的弔詭變化，如同 Fromm 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

人脫離了中世紀社會的傳統束縛而得到自由，雖然為個人帶來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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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感，卻也同時使人感到孤單與孤立，內心充滿懷疑與焦慮，驅使他們

養成新的順服習性，投身於強迫性與非理性活動（劉宗為，2015 ，129）。

因此，我們必須探討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結構，再分析社會結構如何對生活在該 時代的人性格上的影響。

中古世紀初期社會，城市的經濟活動相當穩定，職業的數量取決於此封閉的社會 需要幾名工匠、幾名屠夫或是神職人員，社會階級與經濟活動（職業）有很穩定且 不可破除的關係；換言之，個體在出生以前，就因為社會階級，決定了未來應該要 從事的經濟活動（劉宗為，2015，74）。人們不用追求與發展獨特性的自我實現，在 當代背景下，扮演好預定的社會角色，不僅是義務，也是個體存在的價值。

Fromm 提到相對於中古世紀後來的時代，中世紀社會的最大特點便是缺乏個人 自由。缺乏個人自由的另一面，是擁有明確且穩固的社會地位（劉宗為，2015，65）； 如同上述所說，中古世紀的個體不用追求具獨特性的自我展現。此外，因為社會經 濟結構穩定，社會競爭關係相對來得少，所以無需害怕自己的社會角色被他人取代，

而產生混沌自我定位與孤獨感（劉宗為，2015，66）。

然而，到了十六世紀末期，資本在工業化社會的角色日益重要，原本穩固的社會 結構開始崩解，資本主義的思維影響擁有大資產的上層階級，如 Fromm 所看見的追 求「效率」是中古末期資本家所崇尚的美德（劉宗為，2015，79-80）。此外，他們試 圖透過公會壟斷市場，透過哄抬價格剝削消費者，也透過提高公會入會門檻，排擠 小資本生產者的市場。貧富差距擴大，一如往常的勞動，卻不一定能確保明日安定，

資本主義帶來的焦躁不安，在中古末期的社會瀰漫開來（劉宗為，2015，74-77、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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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的資本家嚐到資本主義的甜頭，他們想要更多的社會資源，更快速且大量的 生產，以及更無邊無際的消費市場。他們需要打破原本封閉且封建的社會，人的角 色不應受到社會階級所預定，而是以滿足經濟社會為目標。

文藝復興的興起，透過強調個體應擺脫初始連結而存在，瓦解社會結構。封建社 會的崩解使人獲得自由，Fromm 提到所帶來的自由卻帶不僅改變當代社會大眾的世 界觀，發現自己與他人都是獨立且獨特的個體，更使得個體注重攸關於自身的權利。

人不再是背負亞當悖逆的罪人，而是擁有自由意志不受外力操控（包含上帝）的個 體，當代宗教哲學家甚至認為人可以透過自身的努力贏得上帝的救贖（劉宗為，2015，

70、92）。

這樣的社會氛圍，不只經濟、社會、心理、哲學受到巨大變革，原本地位崇高屹 立不搖的天主教政權，也受到的質疑與妥協。「贖罪卷」的出現，象徵著人們越來越 推崇個體的自由意志，以及希望透過具體，同時來自個人勞動的買賣行為得到上帝 的救贖；而贖罪卷的另一面向，是因為自由帶給人的恐懼，希望透過天主教在宗教 上的權威，消除狂妄自由後的罪惡感（劉宗為，2015，91-92）。

然而，社會洋溢著主動進取自我實現、旺盛的控制欲與脫離社會角色期待的遠大 抱負，最終文藝復興的得利者屬只屬於權有勢上層階級。資本主義雖有助於中產階 級體認個體的獨立性與主動權，讓他們擁有獨立思考與行動的能力，但絕大部分資 本主義的新自由對他們來說是種威脅，新自由剝奪了原本穩定社會結構所帶來的歸 屬感與安全感，使人陷入對陌生的「自由」的恐懼。對於新自由的恐懼是可想而知 的，如同 Fromm 提到的脫離初始連結，個體化發展的過程是越來越強烈的孤獨感（劉 宗為，2015，52、69-70、115-116）。

新興的宗派出現，不是為滿足上層階級心靈的需要，而是要安定中產階級的焦慮 不安（劉宗為，2015，85）。路德宗派與喀爾文宗派的創始者，熱切的強調人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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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帝的絕對主權；試圖將社會大眾從以人為本的極端，拉回以神為本的宗教思想。

創始者看似極其敬虔之心，然而，Fromm 認為是將對於上層階級的嫉妒與敵意的情 緒投射在上帝身上，抑或是自我毀滅的貶抑，來抒發敵意（劉宗為，2015，112）。 將如何解釋路德宗與喀爾文宗是以將對於上層階級的嫉妒與敵意投射於上帝與 自我毀滅的方式呢？如同 Fromm 所說的，若要研究宗教主張的心理學意涵，我們可 以研究創立教義者的性格結構，從他的人格中，找到左右他思想方向的特質；另一 是了解追隨者的心理動機（劉宗為，2015，86）。從前述的歷史脈絡，我們了解文藝 復興的既得利益者是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不但在社會資源分配上有限，更要承受新 自由的恐懼，強烈的孤獨感使得他們渴望心靈的依靠。然而，此時的中產階級，因 為個體意識的高漲，是不願再投回天主教與封建社會的轄制，他們尋求一個新的連 結，來解決他們的隔離感。

這樣的心願，不只是追隨者的心理動機，更是創始者內心最深沉的渴望。因此，

我們要進一步探究創始者的人格特質，從人格中，找到中產階級義憤的解答。

貳、 路德教派

路德是權威性格的代表，他由嚴厲的父親帶大，童年生活感受不到愛與安全感，

這使得他的人格飽受煎熬。他憎惡權威，同時又戀慕權威。從 Fromm 對於權威性格 的解釋，路德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是，完全地放棄自我，以連結上帝為首，獲取自 我所欠缺的智慧與力量；換言之，透過尋找新的連結，好代替初始連結。除此之外，

在路德受虐的傾向中，是透過沈迷自我批判與自我毀滅的方式，放棄掌握自己生命 的任何可能（劉宗為，2015，87、168-169）。

路德的心中瀰漫著無力與軟弱感，使得他與上帝的關係的基礎，來自於無力感而 產生的順服。雖然，路德自稱這種順服，是愛的順服，是自願的順服。當我們探究 背後的心理機制，路德使個人覺得自己毫無價值，透過自我毀滅，擺脫個體對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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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疑惑，好成為上帝的工具或媒介，參與上帝的榮耀。他不再陷入我是誰？應該 做什麼決定而困惑？他的價值決定於他多少程度順服於上帝之下（劉宗為，2015，

95-96、100-102、181）。由此可見，路德雖欲幫助中產階級的信徒，掙脫社會結構的 宰制；然而，卻使他們服膺於一個更抽象與專制的次等連結。

參、 喀爾文教派

喀爾文認為人應該自謙自卑，完全順從上帝的力量，不應自覺是自己的主人；

與路德宗派同樣強調人的微不足道與無力感。然而，路德所處的貧富差距大且動蕩 不安的德國社會，喀爾文所處的日內瓦相對穩定，相對缺乏來自鄉村的農民與城市 的窮人，喀爾文宗派吸引的是教保守的中產階級（劉宗為，2015，103-105）。

「得救預定論」是喀爾文教義的核心思想：上帝不只預定哪些人獲得最終將救 贖，也預設哪些人已受到地獄的詛咒。這樣的核心思想，更增加了中產階級的無力 感與孤獨感；然而，如同路德的解決之道，他們透過更強烈厭惡自己，好拿掉自我 意識，服膺於次等連結。然而，他們要如何確認自己是上帝所預定進入永生的呢？

Fromm 提到弔詭的是，喀爾文與其教徒都深信自己是上帝所預定的選民，他們透過 營造美德的生活，遵行上帝的指示，永不懈怠，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好確認自己在 未來握有進入永生的入場卷（劉宗為，2015，105-108）。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喀爾文的性格是父性的依戀，缺乏接受無條件的愛的能力，

轉而投身於格律、秩序等理性原則，透過錯誤地犧牲自由與自我毀滅，尋求安全感，

這是種強迫式的精神病態（劉宗為，2015，42-43、58-59、63）。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喀爾文主義所帶來的行動，是進行狂熱的活動，好克服對 自己身份的疑惑與無力感。Fromm 提到這並非來自內在創造性人格的力量與自信，

而是焦慮感的逃避。我們可以輕易地在恐慌症病患的行為，看到這樣的心理機制—

而是焦慮感的逃避。我們可以輕易地在恐慌症病患的行為，看到這樣的心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