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領導行為模式分析後發現，配合各種不同變項來闡釋複雜的領導行為，並且已 成為領導行為研究的主流，而廖主民 (1996) 提及多元領導模式涵蓋研究變項相當廣 泛，且富有包容性，以下將以多元領導模式為主的實證性研究加以彙整。
一、 技能水準、球齡、年齡、性別差異與教練領導行為相關文獻
Chelladurai 的教練領導行為共分為訓練與教學行為、民主行為、專制行為、社會支 持行為、正向回饋行為等五個構面。在過去研究上顯示，層級較高、年紀較長、球齡較 長等的選手，愈喜歡的教練領導行為分別是訓練與教學行為、民主行為、社會支持行為、
獎賞行為，而對於教練出現專制行為，則均呈負面的回饋及評價 (黃金柱，1980；鄭敏
雄，1992；鄭松益，2001；Chelladurai & Carron, 1983; Garland & Barry, 1988; Mcmillin, 1990;
Sepa, Pataco & Santos, 1991)。另外，有一研究指出，在教練領導行為中，教練認為應有 的教練領導行為與選手知覺到的教練領導行為是專制行為，而同時也能有效的預測 (楊 純碧，1998)。因此，在教練領導行為中，除專制領導行為選手普遍接受度低之外，其 餘四個領導行為構面都有選手接受的情形出現。
在選手性別方面，對教練領導行為的喜歡上差異不大，男性選手較喜歡的教練領導 行為，分別為訓練與指導行為、正向回饋行為與社會支持行為 (黃金柱，1980；鄭敏雄，
1992；Erle, 1981)，女性選手較喜歡的教練領導行為，分別為民主行為、公私分明行為、
社會支援行為、正向回饋行為及訓練與指導行為 (鄭敏雄，1992；鄭志富、方明營，1993；
楊志顯，1998)，男女選手只有在正向回饋與訓練與指導行為的教練領導行為，兩者喜 歡是一致，在研究中也發現，教練的專制行為普遍接受度低。另一篇研究則指出，那些 退隊的球員比其他球員更感受到教練有專制行為的出現 (Robinson & Carron, 1982)。另 外，也有研究結果顯示，男性選手比女性選手更接受及喜歡教練的專制行為 (鄭敏雄，
1992；陳玉娟，1995；Chelladurai & Saleh, 1978; Erle, 1981)。由此得知，不同教練領導 行為都有男女選手所喜歡，只是在專制行為上的層面，選手的反應較不高。因此，僅有 少數的研究指出選手會接受專制領導行為，而對專制的領導行為，選手普遍是持反對立 場及接受度低。
二、教練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相關文獻
團隊凝聚力對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顯示有相關，在研究中發現，高中階段影響團隊 凝聚力的教練領導行為是獎勵及讚賞的行為，專科及大學階段影響團隊凝聚力的教練領 導行為是社會支持行為，而在體育科系中，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影響較小，其中 在專制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兩者在關係上無法顯示出 (陳其昌，1993；Westre & Weiss, 1991)。從研究得之，教練領導行為是能有效預測團隊凝聚力 (陳其昌，1993；莊豔惠，
1997)。因此，不同的教練領導行為會影響不同層級選手之團隊凝聚力且密切相關。
三、領導行為與動機氣候相關文獻
教練的領導風格會創造出不同的動機氣候 (黃英哲、季力康，1994)，依據文獻指出，
運動動機氣候對教練領導行為的研究顯示有相關，教練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內在動機 (莊豔惠，1997；何全進，2001)，只有在教練在專制行為無法顯示出 (何全進，2001)，
在研究中同時發現，選手若知覺到教練社會支持行為愈高時，動機就愈高 (馬君萍，
1999)。而運動動機是屬於工作取向，選手參與運動的內在動機較多，比較容易參與活 動，並且從中獲得自信和樂趣 (Seifriz, Duda, & Chi, 1992)。因此，教練領導行為會影響 選手的參與動機及目標取向。
四、教練領導行為與運動成績表現相關文獻
教練在訓練與指導行為、專制行為、民主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的成績表現，其中專 制行為、民主行為及關懷行為預測力的呈現是負值 (陳玉娟，1995；鄭松益，2001；Weiss
& Friedrichs, 1986)。而在教練領導行為上以正向回饋行為、訓練與教學行為，能鼓舞選 手並促其運動成績的表現，同時對教練的效能也有影響 (Horne & Carron, 1985; Gordon, 1986)。Chelladurai, Imamura, Yamaguchi, Oinuma, and Miyauchi (1988) 研究指出，日本選 手知覺的教練領導行為 (除獎勵行為) 與成績表現有關，而加拿大選手知覺訓練與指導 行為與成績表現有關，而另一篇研究指出，男子排球選手其在團隊年資較長者，則對成 績的滿意度較高 (鄭松益，2001)。因此，不同的教練領導行為皆能影響選手的成績表現，
其中在專制行為、民主行為及關懷行為的程度愈高時，選手表現出的成績勝率則愈低。
五、領導行為與選手滿意度相關文獻
研究顯示，教練的領導行為與選手的滿意度有關，選手知覺與喜歡的教練領導行為 有差距的現象，且兩者的表現都低時，會影響其滿意度 (Chelladurai, 1978, 1984)。教練 的領導行為在訓練與指導行為、正向回饋行為、關懷行為能有效預測選手對教練領導行 為的滿意度 (黃金柱，1980；陳玉娟，1995；楊純碧，1998；馬君萍，1999；鄭松益，
2001；Schliesman, 1987; Weiss & Friedrichs, 1986; Rimer & Chelladurai, 1998)，另一研究
則顯示，教練的專業經驗能力領導行為最能預測滿意度 (鄭敏雄，1992)。而在教練的專 制行為上與個人對教練的關懷行為上的預測滿意度是負值 (陳玉娟，1995；馬君萍，
1999；Chelladurai, et al., 1988)，同時若選手知覺到專制行為越低時，相對的滿意度也就 愈高。由此得知，能有效預測滿意度與預測結果是負值的教練領導行為並無一致的結論。
六、教練領導行為與其他變項相關文獻
在人格特質方面，Erle (1981) 指出，工作動機強的選手喜歡教練較高的訓練與指導 行為，而外在動機強的選手則喜歡社會支持行為；Chelladurai and Carron (1983) 指出，
認知結構較高的選手較喜歡訓練與指導行為與較低的專制行為，而感情衝動的選手則喜 歡社會支持行為。在運動項目方面，射箭、桌球及羽球選手比現代五項選手更喜歡訓練 和教學行為 (黃金柱，1980)；單項運動項目比團隊運動項目，較喜歡教練之民主行為與 正向回饋行為；從事非身體接觸性比從事身體接觸選手，較喜歡教練之民主行為 (楊志 顯，1998)。在團隊氣氛方面，教練的訓練與指導行為、民主行為、社會支持行為及正 向回饋行為能有效預測團隊氣氛中的工作團隊氣氛與社會團隊氣氛 (楊純碧，1998；黃 寶雀，2001)。在不同的國度方面，Chelladurai et al. (1988) 指出，日本選手喜歡教練專 制行為及社會支持行為，而加拿大的選手則喜歡訓練與指導行為；Hastie (1993) 指出，
不同國家的選手對教練領導行為無差異，因此，選手在不同的情境變項中皆與其中某一 些之教練領導行為有關，但在專制行為上顯示較不被選手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