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研究之意涵與現況…

以下首先針對教育政策研究的意涵進行分析，說明政策研究的概念以及教育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第二，進一步從時間遞嬗之角度，檢視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 之間關係的演變。最後，則就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界說進行討論，以聚焦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教育政策研究的意涵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呢？教育政策研究能為政府的政策決策帶來什麼樣的利 基？此兩項議題是本節主要關注的核心問題，以下先就政策研究的概念進行說明，

再就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進行分析：

一、政策研究的概念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朱景鵬主任委員與其同僚在「政府機關研究發展 之現況與展望」一文中表示，政府機關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與社會情勢，以及 日益複雜的公共問題，政策的研究工作有助於政策問題的分析，與政策的規劃、

執行與評估，進而提升政府效能（朱景鵬、林嘉琪，2011）。他們針對政策研究 定義如下：

「政策研究始於社會議題或問題，會隨著研究過程中政策行動的發展而演化，同時 也會將這些可能的行動方案與決策者進行溝通。簡言之，政策研究強調對社會問題 提供行動導向的解決方案」（朱景鵬、林嘉琪，2011：p.20）。

這樣的論述基本上顯現出幾個重要概念：（1）政策研究的議題具有解決實務 的社會問題之應用導向；（2）研究本身隨著社會 / 政策脈絡環境而發展的動態 性；（3）形構出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的互動性。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定義，雖具 有工具性的應用思維，但也能兼具人員之間的互動性與政策研究的動態性特質。

研究除了可以為政策點出社會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以科學的方法提 出較為嚴謹的證據之外。學者吳定（2006），以政策規劃一詞來討論政策研究，

其觀點承上，並融入了：（4）使政策達至社會正義的深刻意涵；與（5）營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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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學習的前瞻性觀點，特引述如下：

「政策規劃不僅是政府提出方案解決社會問題、而政策規劃研究也不僅是以科學的 方法為政府找出方案選項，用以排除政治考量因素或以研究結論為盾而揚棄其他的 政策說詞。政策規劃以及其中的研究是為使規劃的過程達到程序的正義為基礎，進 而達成實質的正義，並營造一個政策學習的環境，使政策方案一方面可從執行的經 驗改進，一方面隨時監控未來的趨勢以提前因應。政策規劃研究機制最終的目標在 於逐漸擺脫單一問題反應式的作法，而朝向前瞻以及洞燭機先的政府行動」。

二、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呢？政策的研究工作有助於政策問題的分析，與政策的規 劃、執行與評估，進而提升政府效能。以下更進一步，將政策研究的功能推展到 教育場域的政策研究中。

教育場域中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教育決策本身對學生影響的不可逆性、教育 本身的複雜性，均增加了決策者在進行教育政策規劃過程中的困難度。加上近年 來，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績效的要求，迫使許多國家政府不得不在政策規劃過程中，

謹慎應用教育研究證據來設計教育政策與計畫。政府所支持的教育研究往往是帶 著濃厚的工具性期望，也就是希望教育研究的成果能夠促進教育改進，解決現有 的教育或社會問題。為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在擬定政策的同時，即需要研究 的協助（王麗雲，2006）。

翁福元（1999）提出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之間，在應然面上應該是一種「互 相為用」的關係。亦即，教育政策研究可以發現教育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以 供教育政策參考之用；教育政策則可以藉其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種種可資運用的 資源，以協助教育研究發現的推進，建構教育學科的科學性與專業性，提升教育 領域的研究水準。隱含在這種政策研究應用取徑背後的基本假設，其實是一種線 性的思維模式，期望直接藉由教育政策研究所提供的解方，來解決教育系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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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易言之，企望透過研究、發展與採用的線性模式來達成教育政策的目的。

另外Bates 等人（2011）認為，影響教育政策的四個重要因素中，就包含有 受研究證據的影響，以及受到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與主張所影響、無可避免地受到 意識型態的影響（政治的與教育的意識型態）、受到當代的社會結構與論述的影 響。而致力於以批判理論觀點分析教育政策的學者 Ozga（1999）在「教育場域 中的政策研究」一書中表示，教育政策研究脫離不了與教育目的的聯繫，她尤其 主張教育應以實踐「社會正義」為主要目的之一。這樣的觀點，也呼應了上開學 者吳定（2006）的想法。對於 Ozga 而言，教育政策研究是一個充滿爭論的地帶

（contested terrain），存在著衝突的、動態的本質。

總體而言，從上述第一、二點的文獻分析得知，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歸納 如下：

（一）能指出社會問題，描述當前教育遭遇之困境

（二）能以科學方法提出較為嚴謹之證據，敦促理論及實務相互結合

（三）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協助政策規劃有所參考依據

（四）能實踐社會正義，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五）能營造政策學習，精進各項行政措施以達成政策目標

然而，是否教育政策研究真能協助政策發現問題、提出解答、改善政策研究 的發展呢？我們可以先從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關係的時間演變分析，來瞭解教育 政策研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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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的演變

對於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互動關係進行歷史分析的文獻發現，幾十年來教育 研究在教育決策中的角色隨著不同年代而有所變化（潘慧玲，1999）。國內外文 獻業有相關文章與研究，進行自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研究與政策決策之歷史 回顧（OECD-Secretariat, 1994; 何美慧, 2002; 潘慧玲, 1999; 謝美慧, 2000），本 研究另外就2000 年代以後之發展進行補充說明。

一、一九五○、六○年代

在1950 與 1960 年代，普遍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教育研究，能提供科學 與理性的基礎來解決問題；知識可用來形塑較完善的公共與教育政策。社會科學 研究受功能論模式主導，認為研究可以產生事實（facts），運用知識來解決問題，

這使得量化研究獲得了受欽賴的正當性，實徵研究在教育決策中佔有主導變革影 響的信心（OECD-Secretariat, 1994）。此時期的教育帶有濃厚的實證取向，強調 研究的實際效果與解釋力，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呈現直線理性的關係，研究者成 為解決問題的專家，教育研究被視為可以直接做為決策的依據（謝美慧, 2000）。

二、一九七○、八○年代

1970 年代由於大量的教育研究生產出來後，社會科學家期待自己所進行的 研究能夠為政府所用，但這樣的希望開始幻滅，開始轉而探討政策研究未能被使 用或是被誤用的問題。另外，也對於研究在規劃社會政策中所應該何種扮演的角 色開始進行檢視（潘慧玲，1999）。

另外，1974 年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針對教育研究的定位及其與政策的關係進行研究，

該研究旨初兩項重要的問題：（一）研究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楚；（二）教育 研究與教育決策之間缺乏清晰線性的關係（OECD-Secretariat, 1994）。

此時，一方面針對上述的困境尚未能適當地克服與處理，導致了對於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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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失望，也引發學界對於教育及其社會功能適切性的討論。另一方面，社會科 學界逐漸興起各種不同的典範（paradigm），尤其是質性（qualitative）與詮釋性

（interpretative）研究的興起，使得更多研究人員使用行動研究、民俗誌、詮釋 學與現象學取徑進行教育政策研究。自此，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的線性關係受到 質疑，無論是教育決策者、教師、甚至研究者本身都對研究能夠解決教育問題的 功能產生質疑（OECD-Secretariat, 1994；潘慧玲, 1999），教育決策單位也不若以 往對教育研究抱持充分的信心（謝美慧，2000），此種對於教育研究的信心危機 一直蔓延至八○年代。

三、一九九○、二○○○年代

大約自八○年代末期、一九九○年代時，教育研究價值性的爭論逐漸趨緩，

此乃歸功於部分評鑑研究的學者持續努力於保持研究者、決策者與實務工作者的 關係聯繫（潘慧玲，1999）。學者探究的重點由教育研究的有用性，轉為如何加 強研究系統的效能，以增益決策的品質。

許多 OECD 的國家裡，教育研究機構開始以不同的型態出現並發揮其影響 力。有的是於教育部中設置研究機構，如西班牙；有的則是設置與教育部關係緊 密的研究機構，如法國、德國與荷蘭。另外，大部分國家在大學中設有教育研究 機構，對於政策形成與建言提供重要的功能，例如英國教育部於倫敦大學教育學 院設置的「政策及實務證據資訊整合中心」（EPPI-Centre），或是其他支持教育革 新的公私立機構，如美國的地區性研究實驗室（OECD-Secretariat, 1994；潘慧玲，

1999）。

從學術界的專書出版可以發現，在一九九○年代，對於政府與教育研究之間 應營造什麼樣的關係、應扮演何種角色的議題，有著積極的討論。諸如：Anderson, 和Biddle 於 1991 年所編的 Knowledge for Policy: Improving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以及 Tomlinson 和 Tuijnman 於 1994 年奠基於 OECD 研討會議彙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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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for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等書。隨著研究典範的 變遷，關於教育研究證據的討論也越加受到重視，尤其是難以進行大範圍推論的 質性研究如何能影響政策，更是受到教育研究學者的關心（Hammersley, 2002）。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for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等書。隨著研究典範的 變遷，關於教育研究證據的討論也越加受到重視，尤其是難以進行大範圍推論的 質性研究如何能影響政策，更是受到教育研究學者的關心（Hammersle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