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與權力

上一節有關影展的文獻回顧中，不論國內、外，都可以清楚看到政府角色，

從提供經費、影展定位、與城市觀光結合，政府（尤其城市級政府）都是影展

討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角色在台北電影節歷史爬疏中也能明顯看到，因 此本節將釐清何謂影展中的文化治理，在台灣脈絡下又呈現哪些特徵？

Foucault 談論的治理性並非特定指涉國家機器，而是透過論述堆砌而成的 權力施展，對Foucault 而言，治理性是權力的中心，權力不是實體，也非單向 進行，它將一路擴散、滲透至整個社會中公私部門、國家機器、市場與市民社 會，因此討論文化治理時權力經常被放在中心位置檢視。而首位直指文化治理 核心的學者則是Tony Bennett (1988)，當時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真實世界 脫離，他認為需要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定位，讓文化研究更接近實用主義

(pargmatics)，繼而提出「文化治理」概念。Bennett 討論文化治理時援引不少 Foucault 的概念，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維安(police)等概念應用在文化 與社會的辯證關係中，藉以重新梳理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係，藉由博物館研究 (1998; 1995; 2000)為切入點，細緻談討文化治理在真實場域的形貌。

西方文化治理概念可追朔至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早期，當時文化治理 志於建立能增進國民素養的環境。1849 年時，當時的社會改革者 James Silk Buckingham 提出一項前所未見的企劃：建立一座模範城鎮 (model town)，此 計畫預計將該城居民打造為擁有更高生存狀態、具備良好文化水準的市民。

Foucault (1978 ;引自 Bennett, 1995)指出這種思維出現代表當時政府以家庭作 為形式典範，將自己視為「負責所有人的財富和舉止」的機構，監控和管理以 更細緻方式深入市民網絡中，從政府、家庭、深植入每個個人。儘管當時 Buckingham 的提案失敗，他卻顛覆往後政府與文化間的關係，二十年後，市 立博物館和圖書館真正出現在地方，某方面也算實現Buckingham 的提案。就 這樣，文化被帶進政府的管轄區，政府開始認為他們必須負擔提升人類內在 (the inner life)的責任，開始廣設公共空間，透過藝術、畫廊等教化人心，並意 識到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對市民心靈和道德健康的重要性 (Bennett, 1995)。

Bennett (1995)認為對政府而言，博物館主要意義為二：控制與薰陶，一 方面類似警察的功能，認為文化需要由政府出面輔導轉型、進行管制。另一方 面則是文化活動的普及，此想法源自十九世紀後半，當政府和文化關係以現代 化方式被緊綁後，現代化思維認為政府有義務將早期被視為菁英專屬的文化活 動，帶向平民階層，薰陶整個市民社會。此時政府更致力於「一段距離外的監 控 (work at a distance)」，透過自動、自我管控 (self-activating, self-regulating) 達到目標，新的政府管理形式透過文化管道形成，Bennett (1995)認為英國博 物館的出現便是為了薰陶工人階級，當時工人階級有嚴重酗酒問題，當時認為 博物館能幫助工人階級進行自我控制，選擇更道德、更高級、更精神層面的生 活。

上述的「文化」成為一種由上而下的品味定義，同時成為一種監控，文化 活動形構Foucault 所說的權力實行機構，透過合法、象徵符號資源讓大眾成為 服從的大眾，文化與權力巧妙結合，成為另一種政府統治手段。Bennett(1995) 分析文化技術與新型態權力間的關係，他認為兩者有許多雷同之處。Foucault 在分析權力時曾指出十八世紀晚期逐漸不再以斷頭台方式展現權力，監獄成為 更有效的運作方式，其改變更深植人心，能由裡到外滲透個體。

現代社會利用高級文化作為治理性權力，文化被視為有效監控方式，文化 是社會規約管理的獨特治理領域，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亦是治理的工作，透 過文化，權力以過往不同的方式施展在市民社會中。透過精緻化、普遍化、科 技化的方式，讓權力微觀無所不在滲入，權力的產生方式會不斷移轉、以不同 形式出現。現代權力不能再被單純化約為一種壓迫關係，是一種複雜機制，伴 隨新的權力技術、知識不斷演變（林淑芬，2004；范家豪，2007；

Foucault,1975／劉北成譯，1992）。

王志弘（2015）在討論台灣文化公民權一書《台灣文化權利地圖》中曾提 出幾個重要論點：文化權的界定與操作有多重內涵與模式、文化概念與實作接 脫離不了與政治、經濟及社會的關係、都市文化是治理與規訓權力運作的策略 性場域。他認為不論如何界定，文化常被挪用並體現於規訓紀律、生意牟利，

以及社會秩序，文化因此經常成為其他戰役的戰場，文化逐漸成為治理的安全 裝置，由於其無法被精準定義，成為各種利益考量不斷操弄的話語，只為達成 利益／治理目的。

一旦文化必須落實制定政策，也就是Bennett (1992)的說法”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這過程之間會有許多實際問題現身。Bennett 援引

Foucault 的 governmentality（治理性）概念，因此他特別在意知識與權力的關 係，從政策制定到落實，對文化的多樣想像必須找到折衷點，沓雜的紛亂辯論 必須整合成適用於政策的論述。這時各式說法的交錯開始成為目地性的論述鬥 爭，權力在這時不斷成為驅動著各種立場／利益團體的思考中心，因為治理就 是權力的分配，誰能治理誰就有權力，而論述的辯論過程就是搶奪權力／治理 的過程 (Bennett, 1992; McGuigan, 2004)。

文化治理中，知識會與權力相互效用，知識成為權力被落實的方式，文化 將作為權力滲透場域的個人，促成屈從主體化(subjected subjectification)、自 我治理(self-governance)，透過框架特定論述、議題控制場域中的個人以達到 治理目的。權力以Foucault 所說的凝視滲透社會網絡中，論述構成的文化以細 微方式鑽入實際運作場域，從國家、機溝、家庭，一路到個人身體，規訓方式 既精緻化又隱微化，無所不在滲入，原本外在的凝視將在高效率規訓過程逐漸 內化在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中，文化成為一種規訓，由那些「我說了算」的人

以看似合理的過程塑造（王俊斌，2008；王志弘，2014；Foucault,1975／劉 北成譯，1992）。

壟斷地租即可解釋論述鬥爭的形成過程，Harvey (2001)曾解釋「文化｣的 獨特性和真實性如何與壟斷地租力量相互糾結。文化中原本具有正面意涵的獨 特性、真實性、特殊性，構成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礎，資本家的挪用和藝術 家的創意這兩方之間，經常是片段但相當普遍的鬥爭。包含歷史建構的文化產 物和實踐以及特殊環境品質，都非常適合這類宣稱，這些例子就是論述建構和 鬥爭的最佳範例，尤其當牽涉商業利益時，文化成為爭辯不休的議題，過往的 典型作法是文化資本的捍衛者（博物館、大學、國家機器）拒絕溝通，建立起 文化的高門檻。

綜上所述，與其討論文化是什麼，不如討論「是誰在發言談文化」，他代表 了誰，他想達成什麼樣的目的，這樣才能避免陷入文化本質論的討論方式，拆 解出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