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影展為出發，聚焦於創辦至今18 年的台北電影節，其定位和屬性 與其他影展不甚相同。台北電影節源自中時晚報電影節，承接其精神，設定了
「年輕、獨立、非主流」的定位，並設有全台唯一針對台灣電影的獎項。它同 時卻也與政府關係密切。台北電影節的主管機關及經費來源皆與台北市文化局 密不可分，形成其特殊的之處，舉凡工作型態、形式流程等。
影展研究必須先瞭解到影展場域的複雜，舉凡電影人、媒體、國際影壇等，
牽一髮動全身，尤其與產業保持緊密關係。然而如何選擇與產業的關係將扣連 回「工作者自身的態度」，工作者對「電影」、「影展」的想像將影響其建構延伸 出去的產業關係、或選擇的做事方法、企劃方向等。
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場域中的工作者，希望了解在這些特殊定位下，台北 電影節如何逐漸成為文化治理的場域，工作者在其中又是如何自我定位，場域 規則如何與個人工作者相互影響。
研究發現影展工作者有強烈特質，他們多半因為熱愛電影願意付出更多。
尤其影展是高度密集忙碌的工作，常需在短時間內投入大量心力。但也因為喜 歡電影，工作者多半帶有其執著。然而影展需要高度分工、緊密合作，因此不 同職位容易因出發點或各自理念產生分歧，需要大量溝通、協調，及培養合作 默契。人的特質在影展中佔有重要角色，如何培養工作默契也是影展工作中重
要課題。然而影展工作者因為其特殊聘用制度，經常呈現高度浮動。許多影展 職位都僅為六到八個月的短聘，其他時間則流連於不同影展或其他電影工作，
因此被稱為「影展的遊牧民族」。
短聘制度是典型彈性勞動，尤其文化工作屬於抽象生產，彈性勞動狀況氾 濫。這除了是資方控制成本的方法，也與文化工作的型態相關，許多關心文化 工作者處境的研究都指出工作者因為投注熱情，願意領取不足額薪資，或將彈 性生產制度視為掌控自己命運的方式（Banks, 2008／王志弘等譯，2016;
Hesmondhalgh, 2002）。工作者喜歡電影、想要實踐理念的特質在此卻助長自我 剝削。
儘管有上述情況，始終不乏電影愛好者因為喜歡自由，願意接受這類短期 聘僱。然而此特點卻與台北電影節重要特色相互矛盾。台北電影節經費有過半 數來自台北市文化局，其又隸屬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下，必須遵守嚴格 的公文、核銷請款流程。換言之，工作者必須處理公文、核銷，且程序容易因 為層層關卡而延宕。工作者不僅必須揣摩上意請示業務，還必須考量到隨時被 打回的可能。原以方便管理為出發的行政流程，卻吻合Foucault(1991)談論的治 理性，Foucault 所提出的治理並不特定指涉國家機器，而是由不同論述推砌而 成。治理除了由外向內，同時也進行主體化，成為由內向外的規訓。繁瑣的行 政程序不僅大量消磨工作者精力，還增加業務能被順利完成的風險。看似單純 的公文流程，卻成了箝制工作者的主要原因，使工作者降低改變求新的意願。
原本帶著對電影的滿腔熱情進入該場域，卻在日復一日地行政消耗中，成為規 訓被動的主體。在此，文化治理的對象由Bennet(1995)所定義的大眾或台北市 民，轉為內部的工作人員與工作內容。
尤其台北電影節還受議會監督，因此議員的任何索資都要配合，活動籌備 流程已經分秒必爭時，還要花心思應付議員要的過去十年全部資料，成為(雪上 加霜或火上添油)的消磨耗損。在這樣的機關屬性下，「文化」進而成為以數字 票房衡量的單位。當「文創是門好生意」的氣氛高漲，議員以數字、票房等衡 量活動成效，造成行政體制箝制影展的發展機會。過去研究經常以「藝術」、
「商業」之爭評斷文化治理或文化政策，在台北電影節案例下，更顯著的現象 是「藝術與行政」之爭。
當文化局和議會都對台北電影節的功能不甚清楚，台北電影節定位困難將 增加，政府對台北電影節的想像也相當有限，資源分配和策略始終無法定案。
尤其台灣政務官高度不穩定，一旦長官異動，過去政策都可能被否定，一切必 須重頭再來。對內部同仁又是一大消磨。也加深台北電影節領導位置的考驗，
許多受訪者都表示當團隊有好的領導者，不僅助於團隊彼此溝通，維持舒適的 辦公環境，更重要的是，帶領團隊往一致的目標前進。影展工作者因為對電影
和影展都有各自的定見，需要有人能統合，找到彼此能接收的方向、平衡點，
才有辦法往前進。然而短聘制度加上繁瑣行政已經不利一般影展工作者穩定回 鍋，異動的高層人士對台北電影節的管理者更是一大考驗。
除此之外，台北電影節還必須面對許多內在的矛盾，例如其在國際影展間 的地位，以及影人容易視其為跳板的無奈。同時必須考慮如何跟產業結合，然 而台灣電影並不容易推廣，這對台北電影節來說也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影展不是只放影片的文化活動，需要考慮許多相關的網絡、領域，還牽涉 工作者本身對電影、影展的定義，此外台北市文化局的態度也佔有重要角色。
最基本的自我定位對台北電影節來說幾乎是最困難的目標，然而沒有清楚的定 位，將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耗損，除了容易分散資源，也增加品牌建立的困難。
若不試圖從定位問題出發、解決行政制度和聘用造成的問題，結構與工作者將 不斷相互耗損，難以作出有效的改善方式。
綜上所述，如何協調繁瑣行政與工作者之間的平衡、留住人才、清楚的自 我定位、當局的支持，這幾點對台北電影節來說幾乎是必須妥善處理的當務之 急。另外還有許多更抽象、更高層面的問題，是台灣電影產業與台北電影節都 無法立刻解決，卻必須花心思思考的命題。
本研究期待透過歷史爬梳、深度訪談，了解影展中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概 況，以及可能性，此目標也許還是過於廣泛。另外，本研究選擇以更後設方法 討論「電影美學」、「文化」如何形成，並沒有處理「電影本身」的美學問題，
例如片單有哪些、為什麼選這些等。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選定特定主題深入研究。
此外，影展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尤其台北電影節至今已十八年，本研究卻礙 於研究者時間與精力限制，截至論文完成前僅訪問13 位工作者，也未能訪問到 台北市文化局的說法，在討論「如何以台北電影節作為治理方法」時，若有有 關當局的說法，也許可以做更完整的陳述和分析。另外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嘗試 將過去十八的實質文化政策（甚至更大方向的國家政策）內容、目標，與台北 電影節的走向相比較，更可以看出台北電影節在政府政策中所佔的位置為何。
另外由於筆者隸屬於行政組，因此切入角度也與行政制度較為相關，也許從不 同面向切入可以發現其他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