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與金曲獎

本節探討金曲獎與文化治理的關係，首先釐清文化治理之定義、模式，其次 分別從國內的社會脈絡、語言政策與音樂相關政策逐一析論文化治理，並從中提 出相關研究啟發與問題。

壹、文化治理

一、文化治理的定義

在探討文化治理的定義與思考本研究主題與文化治理關係之前，本研究認為 必須先區隔「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之差異，才能真正辨識文化治理的意涵。

「文化」本身即是一個難以清楚定義的概念，相較於其他領域(如經濟、公共建 設等)文化政策也就顯得更為模糊與難以釐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認為對於「文 化政策」不應冒然下定論，因為各國文化不同，自然文化政策就不盡相同。例如：

國外學者 Toby Miller 與 George Yúdice 認為文化政策則是以體制的支援來引導美 學創造力和集體生活方式（蔣淑貞、馮建三譯，2006：1），國內學者蘇顯星（2002：

4）指出文化政策在公共政策領域裡是指政府對於國家文化事務所制定及施行的 政策，即具公權力特性的國家機關對於文化發展的規劃與推動文化建設的國家政 策。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則認為所謂「文化政策」是指一種有益是且謹慎的作法、

行為來進行國家整體考量、其目的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所有資可利有的物質與人 力資源整合，以符合社會的文化需求，而文化應重視個體的實踐並結合社會與經 濟的發展，包括科技整合、經濟生活等(梁賢文，2000：13，引自蔡軒軒，2003：

8、)。

然而，劉永逸（2008：14）指出「政策」一詞，在現代公共行政管理學中，

不只指涉國家或官方的作為，亦包含公私合夥的「治理」行為，使用「治理」的 概念更能掌握當代文化政策的趨勢走向。Pierre & Peters 認為治理就是「集體利 益的表達和追求」(謝宗學等譯，2002：13)。行政學上，吳瓊恩(2006：156)指出 治理是將個人偏好轉化成政策，治理的概念涉及公眾對特定問題或行動結果可能 產生影響，治理涵蓋的範圍廣泛，不限於政府內部範圍的管理，注重組織間的互 動關係。王志弘(2003)則統合 Foucault 的「統理性」(governmentality) 之概念與 Barker 對統理性之界定後，提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根本意涵在於視

其為文化政治場域，亦即透過再現、象徵、表意作用而運作和爭論的權力操作、

資源分配，以及認識世界與自我認識的制度性機制。文化治理的機制涉及資源分 配與社會控制以及過程的象徵化、美學化和正當化。

簡言之，從上述「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定義可知，兩者最大之別在 於「文化政策」乃單指由國家或具有公權力之機關所制定於文化層面的相關發展 計畫，而「文化治理」則應探討出各項計畫、措施背後所指涉其中之影響力為何，

諸如是由國家一手主導或是受民間力量所形成之決定，因此，在不同的政治、經 濟與社會發展下，各種勢力都會有所消長，而發展出不同模式、主軸的文化治理。

二、文化治理的模式

(一)就國家角色而言－「直接」與「間接」干預

廖世璋綜理國內各階段發展資料後，對文化治理初步分為「直接干預」與「間 接干預」兩種模式：

直接干預：包括 1938 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1946 全國第一屆省展、1948 年成立 台灣文獻會、1974 年「國家文藝基金會」、1977 年「十二項建設」之第十一項計畫、

1979 年文藝季、1980 年成立之「行政院文化獎」、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1990、

1997 及 2002 年之全國文化會議、1991 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1990 年補助各縣市文 化基金、1993 年文建會獎助申請之相關要點、1998 年文建會發表文化建設白皮書、

1998 年全國陸續成立地方文化局等。

間接干預：包括 1926 年之「新文化運動」、日據及戒嚴時期的語言教育政策、1947 年憲法之文化條文、1951 年報禁、1955 年戰鬥文藝、1964 年戰鬥文藝、1964 年於 外雙溪設立故宮、1966 年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廖世璋 2002：163）

本研究發現「直接」與「間接」之別乃在於政策內容上之差異，「直接」乃是 指國家藉由設立權責單位、制定法規、政策白皮書、官方設展等，直接對文化加 以規範的方式稱謂「直接干預」，「間接」則是國家藉由興建硬體設施、文化週邊 媒介（如：語言使用、報禁與推行全民風潮運動等）加以影響文化發展，然而無 論「直接」或「間接」干預都是由國家所主導，較難從中看出民間活動之真實發

展與影響力。

（二）民間力量之匯入

Pierre & Peter 提出今日治理型態，向上移轉至跨國國際組織、向下移轉到 地方政府或地域團體，向外移轉至非政府組織及企業，包括所謂的民營化與市場 化（引自彭渰雯等，2006：91）。此外，文化治理的角色與管道可以有多種模式，

諸如透過傳統的「官僚體制」、「透過市場」、或是今日治理強調的透過「網絡」

和「社群」（彭渰雯等，2006），易言之，今日的文化治理，國家並非絕對的宰制，

亦有可能尚有其他影響力指涉其中。而王志弘承繼其對文化治理的定義，指出文 化治理並非單純官方事務，可依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習見區分，將文化治理模 式放在都市政權、經濟產業構造和民間/市民社會形構的關係來看，強調文化治 理是展佈於整個社會過程裡的機制（王志弘，2003：131）。

本研究發現王志弘所提之都市政權、經濟產業構造和民間/市民社會形構此 此三者若置入本研究之主題脈絡，則「都市政權」可代表「公部門（即國家/政 治）之力量」，例如金曲獎的政府主辦策劃單位為新聞局在此活動中扮演哪些角 色？「經濟產業構造」在本研究則可視為包括「音樂生產者(唱片公司)及音樂人

（創作人、歌手等）」，而「民間/市民社會」可用以指稱「市民社會的民眾」，或 稱「音樂市場的消費者」。進一步而言，此三者的關係可粗略地將文化治理分為 以下四種模式（如表 2-6），並藉由此四種模式論述國內社會發展、語言政策及音 樂相關政策與文化治理的對應關係。

表 2-6 四種文化治理模式

文化治理模式 影響力

政府官方優先導向 政府官方

政府官方與經濟產業融合導向 政府官方+經濟產業

政府官方與民間社會融合導向 政府官方+民間社會

多元並重導向 政府官方+經濟產業+民間社會

貳、社會發展與文化治理之轉變

一、國內社會發展脈絡

廖淑容、古宜靈及周志龍認為（2005）文化政策的分水嶺、不同時期的文化 觀，都與當期的社會發展情境有關。劉阿榮（2006）則指出廣義的社會發展可視 為整個國家及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因此，本 研究以下所探討的社會發展採用較為廣義之範疇，以歷史為主軸、以文化為主 體，輔以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之重要事件。

詳言之，1945 年戰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台灣雖然免於共產黨之統治，但 是於「反共」氣氛及面對內外緊繃之局勢之下，1949 年政府宣佈戒嚴，政治透 過黨組織進行操控，以政府中的憲警和情報機關為暴力壓製工具，形成特殊的「黨 國體制」(廖宜方，2004：208)，戒嚴期間，政治乃是民眾無法表達意見的一大 禁區。在社會文化方面，國民政府於此期間主要為凝聚中華意識，嚴厲控制思想、

言論與自由，而文化政策方面也成為服務政治的一環，各項建設大多以國家主導 為主。社會上也呈現較為保守風氣型態。

1970 年代後至 1980 年代，國內經濟逐漸起飛，從原本的農業社會走向工商 業社會，政府也逐漸開始重視文化建設的工作，此時期的文化建設，主要在於現 代文化硬體建設方面，1977 年「十二項建設」，其中加入「文化」項目，如建立 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等，乃是國內文化政策上重要 的里程碑。而在此期間，政府主要仍著重於推動精緻藝術文化。

1980 年代的中後期是國內轉型的重要分水嶺，隨著 1987 年解除戒嚴、開放 報禁、黨禁，政治形態越趨民主化，社會風氣自由化，民間社會的力量亦得發聲。

許多民俗文化得以發聲，蘇顯星（2002：88）便指出因國家機關管制逐步鬆綁，

大眾媒體多元化開始表現出有別於官方文本的型態。1997 年第四次修憲，多元 文化乃成為我國之基本國策之一，至此，國內的社會風氣自由開放，而面對民間、

或經濟發展所生的文化活動，如：文化節慶、史蹟保存等，蔚為當代風氣。

除了上述的概要分析，國內已有相當多研究針對國內的「文化政策」做出不

同分期及探討（如：李亦園，1985、翁誌聰，2002、蔡軒軒，2003、劉永逸，2008 等），其中曾提及民間活動而不單單呈現政府管制者包括：

（一）蘇顯星（2002）將文化政策發展對應民間社會文化活動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 50－70 年代戰鬥文藝與中華文化復興時期，第二階段為 80 年代為文 化政策形成與發展時期。第三階段則是 90 年代為文化政策調整與挑戰時期，政 治民主化，政治以法令、經費主導，文化則朝向地方化，而蘇顯星指出前期台灣 社會聯結性力量活躍而多元，後期社會力量受制於國家力量的節制與牽引，民間 力量逐漸沒落。其認為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是影響國內發展的兩大力量來源，

前者是指在一個政治體制下以政治力主導台灣發展方向的力量，後者則是指構成 台灣社群的族群所具有之特性及其自主發展動力（蘇顯星，2002：35）。

（二）王志弘（2003）的〈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

一文，以台北市為例，剖析台北市改為直轄市以來，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質和轉 變，該文將台北市文化治理分為三個階段，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主要文化 治理主軸與模式為「精神建設」：中華道統與道德領導權的建立，1970 年代至後 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為「富而好禮」：文化建設、精緻藝文消費與自然遊憩的倡導，

1990 年代迄今則為「多元文化政治」：歷史記憶重塑、地方意象塑造、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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