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多元系統

埃文－佐哈爾提出了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埃文－佐哈爾 認為，文化、社會、語言等皆是由相關的元素組合而成的系統，而這些系統又是 由多個有所交集或是有所重疊的系統所組成，故稱為多元系統。但是，各個系統 的位置並不平等，相互的關係也並非固定不變；有些系統處於多元系統的中心，

有些處在邊緣，各個系統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改變位置，因此系統間相對的位置 也跟著產生變化，位於邊緣的系統可以往中心邁進，原本處在中心的系統也可能 往邊緣移動。將此一多元系統論套入文學的領域，便可將文學這個多元系統劃分 為各種系統，例如兒童文學系統、翻譯文學系統等等。根據埃文－佐哈爾，當翻 譯文學位在整個文學系統的邊緣時，翻譯會依附於現有的「二級模式」（secondary models），亦即整個文學系統中的保守力量，譯者在翻譯時會遵循譯語文學中已

確立的規範與模式，產出易於譯語讀者接受的文本；反之，若是翻譯文學位居文 學系統的中心，首要重視的便是「充分性」（adequacy），意即盡量忠實呈現原文，

避免將原文裡帶有明顯文化差異的部分做修改，目的是要讓原文不經更動地出現 在譯文讀者眼前。此時，這樣的譯文或許與讀者距離太遠，一時之間難以接受；

然而，一旦這樣的譯本逐漸為讀者接受並留存下來，則能更加豐富翻譯文學的整 體內涵。

台灣出版的《動物農莊》譯本，最早出版於一九五六年，進入台灣文學系統 時是以成人為讀者的譯本，到了九○年代才開始出現漫畫版、兒童讀物版，甚至 是二○○○年之後大量出現的中英對照英語學習譯本。一般說來，台灣的兒童文 學被認為始於一九四五年²²，該年為台灣光復，也恰巧為《動物農莊》終於在數 家 出 版 社 拒 絕 出 版 後 的 面 市 之 年 。 以 一 九 四 五 年 為 始 ， 可 劃 分 為 萌 芽 期

（1945-1963）、成長期（1964-1979）、發展期（1980-1987）以及多元共生期（1988 至今）（林文寶等箸，《臺灣文學》 263-304）。結束日本統治、光復之初，接受 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民開始學習國語，一九四五年創立的東方出版社，即為協助政 府推展國語文教育為目的，翻譯、改寫外國文學名著及中國通俗小說，並搭配注 音符號，是台灣兒童讀物發展的濫觴。另外，萌芽期重要的兒童報刊還包括《國 語日報》、《學友》、《東方少年》等。此時期發展以官方推動為主導，推廣語文學 習，諸多的作品來自翻譯日版，或是改寫古籍與民間故事，以及具濃厚說教意味 的故事性童話。成長期始於台灣經濟起飛，至台灣各縣市正式籌建文化中心。此 時期台灣省教育廳獲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成立「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推 出《中華兒童叢書》，運用現代兒童讀物編輯理念，「大膽使用圖片，強調空間留 白，以及採用近乎正方形的 20 開本和全面彩色印刷」（273），除了兒童讀物編輯 的提升，也代表了西方美式文化對台灣兒童文學的影響逐漸增強。除了政府的推 動外，民間亦有兒童文學創作獎的設立、建設附有兒童閱覽室的圖書館等。尤其

22 林文寶曾於《兒童文學學刊》第五期之〈臺灣兒童文學的建構與分期〉一文中，列表說明林

良、邱各容、陳木城以及洪文瓊等人所做的臺灣兒童文學分期，皆以一九四五年為起始年。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在台灣接受完整教育的年輕一代，開始踏上兒童文學的第一 線，不論在創作或是編輯方面，都呈現了新的樣貌。台灣兒童文學發展期始於一 九八○年高雄市兒童文學寫作學會成立，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此時期的兒童 文學社團紛紛成立，包括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台灣省兒童文學 協會」等，論述性刊物也逐漸出現，大致可分為童詩論述與綜合論述兩類。多元 共生期為一九八八年至今，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報禁解除，兒童文學 界呈現明顯的國際化趨勢，翻譯作品持續增加，過去以美日為主，逐漸來自德、

法、意等國的作品也開始出現，專屬兒童的《兒童日報》也創刊，日本福武書店 也進入台灣，象徵台灣的兒童讀物出版開始轉變為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並且台 東師範學院亦於一九九六年成立台灣第一所兒童文學研究所，顯示出台灣兒童文 學已經逐漸脫離邊緣，台灣兒童文學理論也朝向學術化、專業化邁進。

從台灣目前對兒童文學研究的專著論述來看，多以史料彙整及兒童文學活動 的紀錄為主，林文茜於〈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的研究現況與課題〉一文指出目前 研究的問題點，認為應更加著重在兒童文學作品本身，探討作品特質，了解各時 期的風格特色，才能「具體且客觀地分析兒童文學發展」（184-185）。不過，從 出版數據、事件活動等紀錄來看，多少也能推論出翻譯與改寫外國作品的發展狀 況。根據洪文瓊所做的分期兒童讀物出版量分析，可看出兒童讀物的編譯作品偏 多，從早期大量向日本出版社購買版權，逐漸擴大取材國家，而兩岸交流日益頻 繁後，大陸作品的採用亦增加，而在本研究所分析之《動物農莊》兒童譯寫本中，

出版日期最新的新手父母版與幼福版，版權即分別購自韓國與北京，說明擴大向 不同國家取材的趨勢。

早年的台灣兒童文學，確實處在台灣整個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被賦予語言 教學的目的，配合政府的推動，拓展國語的學習。並且，「兒童文學生命寄託」

於「兒童圖書或期刊」（洪文瓊 2），購買者並非實際消費者，亦不是日常必需品，

故在經濟發達的情況下，兒童圖書市場才可能活絡，因此若以台灣經濟發展的時 期來看，「顯然台灣是到八○年代以後，人民才有較高的所得可供支配。而從民

間消費結構來看，『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也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躍過百 分之十」（2），並且從國小圖書館的普及、幼稚園的數量以及日本福武書店的來 台來看，「台灣真正有比較成熟的兒童圖書市場是在八○年代以後」（3），而我們 若以此來檢視《動物農莊》的兒童譯寫本，則可見到從九○年代、所謂漸有較成 熟兒童圖書市場的時期開始，牛頓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推出漫畫版、東方出版社 於一九九三年推出列於「世界少年文學精選」的譯寫本，開啟《動物農莊》進入 台灣兒童文學系統之門，這樣的時間點，或許可以推論為因為原作推出時為一九 四五年，並不被視為是兒童文學，除在電影、舞台劇等不同媒體上的呈現外，在 改寫上也無特別需要，進入台灣文學系統之後，經過社會發展、經濟提升、童書 漸受重視，對於題材的接受也越趨多元，故被視為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動物農 莊》，漸漸以不同的包裝、修改，投入了兒童文學的市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