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之探討
第一節 文明衝突的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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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之探討
第一節 文明衝突的爭辯
在後冷戰世界，文化同時擁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分道揚 鑣的人民，卻因文化而凝聚再一起，兩德和兩韓是最現成的例子，兩岸三地的中 國人也將踵武這種模式。(黃裕美譯，1997：7) 根據杭廷頓的推論，冷戰後因意 識形態分裂的同一文化將重新聚合，而因意識形態而被強迫綁在一起的不同文化 將產生分裂。在後冷戰時期，文明衝突是否將成為未來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亦 即，以杭廷頓的說法，除了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至上與自由主義的互利共榮外，
國際關係中，尚另存在著因為文明間異同而影響著國際關係局勢的因素，且其重 要性將會與日俱增，以此概念繪製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示意圖 如圖 2-1。此外，杭氏對未來的預測較為悲觀，認為文明間的衝突將大於合作，
其此部分則與現實主義角度相近。
圖 2-1，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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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應該定義，何謂文明？對此杭廷頓指出，文明和文化都指人類整體 生活方式，文明不過是文化的擴大，兩者都涉及「價值觀、規範、制度及思考方 式，據此某個特定社會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賦予根本的重要性。」《文明衝突與世 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定義的「文明」，是一種文化領域，是某種歷史總和，
是一個特定民族發揮其文化創造力的特定過程，是血緣、語文、宗教和生活方式，
是價值觀、信仰、制度和社會結構，是最廣泛且長久延續的文化實體，歷經政治、
社會經濟甚至意識形態的變動而生生不息(黃裕美譯，1997：35-38)。
杭廷頓引述愛德華(Edward A. Tiryakian)觀點指出，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 素中，最重要的應推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文明和世界最大 的宗教信仰幾乎融為一體。即使同文同種，如果宗教信仰各異，也可以彼此兵刃 相向，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印度次大陸是典型的例子。文明是最廣義的文化實 體。(黃裕美譯，1997：35-36)
杭廷頓另引述湯恩比(Tynbee)與梅爾科(Melko)對文明的概念為：「文明包含 但無法為其他要素涵蓋，文明是整體性的，有某種程度的整合，如果文明是由國 家組成，這些國家彼此間的關係，必定比非屬於此一文明的國家間的關係要密切，
他們也許更常打仗，但也更常建立外交關係。他們在經濟上更互相依存，也有更 多共同的美學和哲學潮流。」(黃裕美譯，1997：36)
文化同質性助長不同國家人民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異則加深了衝突 與裂痕。(黃裕美譯，1997：169)分裂的國家如果在領土上跨越不同文明間的斷 層線，在維繫其團結統一時尤其棘手。(黃裕美譯，1997：181)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文明或文化間的衝突，國內學者蔡文輝指 出：「人們常常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己的文化才是好的，才是高人一等的。這 種心理在人類學裡通常稱之為『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1.可幫助提高社 會或團體的士氣…2.可用以反抗社會變遷…3.保護利益團體現有權勢。」(蔡文輝，
2001：85) 社會學衝突理論觀點認為，社會變遷是不可避免的，社會是不同目的 和觀點的團體與團體間的鬥爭，衝突可激起社會變遷。(蔡文輝，2001：161)
在描述文化與政治間的權力關係的論述除文明衝突論之外，還有奈伊(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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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e)的「軟實力」論述，奈伊將軟實力簡單地定義為透過吸引而非強制或者利誘 的方式改變他方的行為，從而使己方得償所願的能力。而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主要存在於以下三種資源中：1.文化 2.政治價值觀 3.外交政策。(Nye，2006) 因 為文化與異文化間本身具有魅力，而「軟實力」可以讓別的國家追隨它，崇尚它 的價值觀，學習它的榜樣，進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從軟實力的觀點切 入，文明衝突或許可視為欠缺軟實力的國家或團體對具備強勢軟實力國家或團體 的一種反彈。
福山(Francis Fukuyama)談到伊斯蘭教文明容易對其他文明產生衝突的宗教、
歷史、政治、經濟因素2：「沙特阿拉伯 10 年級學生指定使用的教科書裡說：穆 斯林必須互相忠誠，並把非信徒視為敵人…他們在美國花數億美元建造學校和清 真寺…使賓拉登及其追隨者能收買一個國家─阿富汗，作為基地訓練整整一代阿 拉伯狂熱分子。這一點美國也有責任，因為他在蘇聯退出阿富汗以後也離開了，
沒有承擔起在那裏建立一個穩定而溫和的政治秩序的責任…貧困、經濟停滯和中 東的獨裁政治…對政治極端主義是易燃物品。」
在提到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文獻中，學者豪威爾指出：「重點並非 是否我們向伊斯蘭文明或其他文明開戰，而是他們是否對我們從事文明戰爭？根 據杭廷頓教授的理論，我們應該回答：1. 恐怖分子如何定義他們自己？ 2. 恐怖 分子是否對美國政府、軍隊或文化發動攻擊？」(Llewellyn D. Howell，2003：180) 豪威爾又指出：「恐怖分子對美國華爾街、雙子星大廈及軍事設施的攻擊，是否 意味其嘗試攻擊『美國文化』的象徵？另外，許多塔利班神學士認定美國回應 911 恐怖攻擊而進攻阿富汗，是一個文明在對抗另一個文明，一種對伊斯蘭教全 體的攻擊。包括總統在內的許多美國人，在回應 911 攻擊時希望『上帝(God)』
保佑美國、罹難者及克敵制勝，而這『上帝』是西方的，不同於伊斯蘭教的。甚 至有美國高階官員以『十字軍聖戰(Crusade)』來稱呼對抗恐怖分子的戰爭。」其 實文明的衝突早已深入人心。(Llewellyn D. Howell，2003：180)
福山認為，現代民主是基督教人類普遍平等教義的世俗版本；西方文明中的
2 福山。2001/12-2002/2。〈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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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強加在其他文明中造成了文明的衝突3：「美國人往往相信，他們的制度和價 值觀─民主、個人權利、法治和以經濟自由為基礎的繁榮─代表著普遍的願望，
如果有機會的話，全世界人民將最終共享這些制度和價值觀。」
從微觀面向來觀察文明衝突時，我們可以發現，文明衝突表現在地方或微觀 層次時，「文明斷層線衝突」(fault line conflicts)會產生於不同文明的鄰國之間，
或同一個國家不同文明團體之間，而文明衝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尤其普遍。
在全球或宏觀層次，「核心國家衝突」(core state conflicts)發生於不同文明的主要 國家之間。(黃裕美譯，1997：282)
而杭廷頓的理論係屬一預測未來可能發生事件的理論，在理論提出的當下無 法提供實證研究之數據，但隨著時間經過，許多研究陸續發表，其中有符合文明 衝突的論述，也有認為文明衝突不存在者。
針對文明衝突論的批判指出，文明衝突論可能提供恐怖分子合理化的藉口。
馬可‧克黑朋 (Marc Crepon)認為，一旦我們從只考量惟一因果關係理論基礎上，
嘗試分析近年的歷史和當前的衝突紛爭，結果無異於給予此一最簡便的解釋方式 某種特權。更嚴重的是，這樣一來，這種解釋變成最具破壞力的意識形態與政治 的工具。文明衝突理論無異提供恐怖分子絕佳的利器，因為，這樣的詮釋恰是正 當化恐怖活動最好的辯護之詞。(李鳳新譯，2005：43)其批判並指出，文明與文 明間的界線相當模糊，而且歷史已明證，人類文明的進展就來自於文明與文明間 的交互融合與交流，我們在文明境界的邊境地帶，目睹到文明間最廣大的滲入、
穿透過程，不是正好與所謂的文明正面衝突論相反嗎？杭廷頓所不想正視且拒絕 理解的，就是伊斯蘭世界的「某些東西」成為西洋文明的一部分─如同西洋文明 的「某些東西」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一部分一樣。正是這「某些東西」從一方通過 另一方這件事使得恐怖分子大發雷霆。由於文明之間混和交雜的異質化，正是歷 史的真實面，恐怖分子只有以恐怖的手段來封鎖並阻止它。(李鳳新譯，2005：
47-48)。
3 同前註，頁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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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的預言」(Bruce Russett, John Oneal, Micharlene Cox. 2000：589; Nicolas Charron, 2004：121)。在看待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問題上，羅伯賴特 (Robert Wright)認為：「『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其實是一場非零和遊戲的兩造，換言之，兩者的利益具有正相關性。理由是，凡是對穆斯林大眾有好處的事，便
(Bruce Russett et al., 2000：587，轉引自 Berger, 1996) 另以中國及蘇聯、俄羅斯 宗教信仰人口比例變化來看，自俄、中擁抱共產主義後，無宗教信仰人口大幅提 明」間的衝突(Bruce Russett et al., 2000：592-598)；惟羅賽特等學者仍坦言5，若
4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As Huntington acknowledges, the political cultures of Germany and Japan changed radically after 1945 from their prewar fascism, in both cases becoming democratic and substantially anti-militarist. Yet both Germany and Japan remain deeply rooted in their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s (Berger, 1996).”
5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Of course, if the clash thesis is simply a prophecy about what may happen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would immunize it to any current empir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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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ett et al., 2000：590, 602)。接續羅賽特等人於 2000 年的以經驗主義的量化研究後，學者尼古拉斯‧夏 隆(Nicholas Charron) 於 2010 年以新的數據如低度衝突(low level)的國家間軍事 爭端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資料加上高度衝突(high level)的戰爭 (War)資料，做出的量化研究數據支持著杭廷頓的「文明衝突」推論7；其亦引述 學者福克斯等(Fox and Sandler, 2004)的研究，比較了種族衝突中因文明不同所帶 來的宗教及分離因素，福克斯等學者發現8：「即便在冷戰後，文明差異並不一定 會增加種族衝突的機率及暴力性」。韓德森(Henderson)在 2005 年的研究則指出，
同一文明內部的衝突反而比不同文明間的衝突情形更為顯著。然而，突西西斯尼 (Tusicisny, 2004)的研究則顯示了，文明間的差異，特別是伊斯蘭與非伊斯蘭團體 間的衝突機率在冷戰後顯著增加，他也發現文明斷層線可比起其他研究更能準確 預測暴力衝突的發生。」(Nicholas Charron, 2010:111-112，轉引自 Tusicisny, 2004:498)。
夏隆的研究指出9，文明斷層線的國家較非文明斷層線的國家更容易發生衝
6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We did not consider acts by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terrorism, to
6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We did not consider acts by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terrorism,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