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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狀況。而從立法層次來看，國際承諾的法制化與內化的過程，則展現國家 行為者不僅遵守國際規範，也解釋國家行為者為何會遵守的核心價值。最後，從 非政府層次切入，可以探究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政黨與知識社群，在國際社 會化中所扮演傳遞理念、信念及價值的角色。總結來看，不同層次的媒介，對國 際社會化的影響也不同，在國際社會化的過程中，跨國關係與互動形式、國內政 治的結構和溝通媒介，是國際規範或者國際力量如何發生作用的關鍵因素。於 是，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一方面研究全球政治層次上，跨國行為者在國際關係 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則重視國家層次上，國內官僚機構、利益團體以及政黨，在 外交政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國家的行為不僅是國家行為者單獨 的表現，更涵蓋國家內部各行為者間，議價與妥協的表現。
第二節：國際社會化的分析層次
一、行政層次68
國際體系是國際社會中成員間互動行為的表徵，特徵大部分決定於國家行為 者的類型，而國際社會維持穩定的前提，在於國際秩序的建立與實踐，國家行為 者，才能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將國際社會的信念與規範，內化到國家內部的政治 系統內，因此，國際體系的鞏固與分裂，就成為影響國際社會穩定與否的關鍵。
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呈現各國實力相對均衡，且相互競爭的局面，在多極國 際體系之中，存在著多個強權國家，潛在衝突也較多，嚇阻的作用較難展現，因 此，強權國家之間的衝突更有升級成為危機的可能性，區域性的衝突亦可能演變 成為全面性、大規模的衝突，而處於多極體系下，權力均衡也較難以達成。但是，
68學者王啟明認為，行政層次並非侷限於國家內部的行政部門，在跨國關係的互動下，
除了考量國家結構，還必須分析國際社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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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爭的恐懼，加上國家行為者之間多重管道的互動，以及議題領域的交迭，國 際社會成員為了在複雜的互動網絡中維持穩定，開始追求集體的合作模式，以強 化國際社會的和諧狀態。也就是說，在多極國際體系中，制度性的國際機制運作，
將使得國際體系能維持穩定，也更能凝聚國家行為者之間的共識，強化理念的傳 遞，開展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建立互惠性的互動，展開國際合作。
國際權力或規範要影響目標國家內政治情勢發展，首先必須涉入目標國家的 政治體系結構，並能在特定議題上，獲得執政政治聯盟的支持，才能影響該國的 決策。湯馬斯‧力瑟卡本(Thomas Risse-Kappen)將國內結構定義為，「一個國家 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結合兩者的政策網絡。」69此一概念包含了政治與社 會制度中的組織機構與運作慣例、法律與慣例的決策規則與程序，和在政治文化 內涵的價值與規範。他將國內結構分為六種型態：國家控制型、國家主導型、僵 局型、統合型、社會主導型、脆弱型70，他認為不同的國內結構型態，國際權力 或規範的影響程度也有不同。例如，若目標國家的國內結構屬於國家控制型，則 國際規範或理念，將由決策機制發揮權威性的作為，會完全反映決策組織的意 志，再將結果傳達給社會組織結構遵行。
當國際社會出現重大議題爭執時，各個國家常透過國家領導人或決策者之間 的集會，針對問題提出看法與建議，藉由決策者彼此的會談，減低因資訊不足產 生的誤判，也強化國家行為者間實質的合作契機，建立國際社會和諧共存的基 礎。因此，隨著國家之間互動與交往日益深化，國家領導人與政府決策者所召開 的國際會議，就更具有決定國際秩序與維繫國際社會和諧與權力配置的影響力。
於是，高峰會議形成的共識，經常是國際社會或國際組織建構規範的重要基礎，
細節與實行的要點，也常透過政府間會議予以強化與完備。所以，透過跨政府會 議的召開，可以延續各國領導人之間的合作氣氛，將議題領域的探討化為實際作
69 Thomas Risse-Kappen, “ Introduction,” in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Cambridge , Englan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20.
70 Ibid., pp.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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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可以透過跨政府的技術官僚，或是相關部門決策者的集體會議，對不涉及 重大議題的技術議題共商解決之道，避免衝突的加劇，開展新的合作契機。也建 立起各國的決策菁英階層溝通的管道，透過會議將理念與觀念相互傳遞，並藉由 會議達成規範的運作成效建立互信，在彼此會議的討論過程中，展現主流價值的 勸服效益，強化互惠關係，使國際合作深化。
二、立法層次
當高峰會議與跨政府會議達成共識，化為實際約束行為的時候，國際條約或 國際法承諾便隨之產生，國際條約、國際法以及國際規範的法制化，被視為在國 際社會中，國家及其他行為者進行互動與交往時，具有約束力與法律地位的一套 國際規則，能發揮維持國際社會秩序、解釋國家及其他行為者互動基本規則，和 約束國際社會成員遵守既存規範的功能。然而，國際法、國際條約或是國際協定 的規範，都是文本形式的法律義務，透過國家之間的談判達成，國際條約簽訂程 序包含幾個部分71，例如，派遣人員代表國家從事談判、談判、條約文本的認證 與簽署、批准、多邊條約的加入、對多邊條約簽字、批准與加入時提出的保留、
生效與國內公布、登記與國際公布以及終止等，透過國際條約產生的過程，可以 凝聚各國的共同利益，並藉由實質條約賦予的義務，強化國際合作。
國家選擇遵守國際法或者國際規範的原因，除了道德上的義務外，還可能出 於懼怕國際社會其他國家的懲罰行動、希望維繫國家聲望，以及國際與國內法制 制度的連結等，72而這些表面行為背後的意涵，就是國家利益與認知的形塑，和 國家互動中所產生內化規範的制度。國家行為者遵守國際法的規範是基於自身的 利益考量，對於國家而言，提升國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而國際建制，
則是國家商議利益的場域，國家能合理期盼透過法制規則與國際法，降低彼此的
71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2000），頁 170。
72 Robert O. Keohane, “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 Politics within a Framework of Law,” America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Law Process , Vol.86 (1992) , pp.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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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提供爭議解決的管道，並提供足夠資訊，降低誘發報復行動可能性，
達成國際的共同目標。另外，建構主義者認為，對國家的認同是由社會建構的，
為學習、知識、文化實踐與意識型態的產物，因此，法律規範建構出合法性認同，
透過具支配性制度，擴展及合理化對行為者的支配，也就是說，國家行為者服從 國際條約與國際法的規範與義務，不僅是對於法律內容表示贊同，更是對國際社 會的認同。另外，隨著國家行為者彼此的接觸，與涉及的議題領域日益增多，彼 此的互動也愈加頻繁，而議題領域的交錯，更深化了國際互賴，於是，國家間產 生爭議與衝突的情況，也因為深化的互動與互賴，使得和平解決爭端成為常態，
強化了國際合作。也就是說，互動模式與互賴網絡，使得國家間產生制度化的運 作，進一步促成制度的建立，使國際規範更能在制度的運行下，成為國家行為者 服從的規範與義務。
國際力量或規範在某一國內展現影響力，除了透過國家內部制度性管道外，
還必須依賴內化作用，使國際規範在國內取得合法性，其中，相關行政機構的協 調、立法機構的立法以及政治菁英的支持等，都是促使國際力量與規範內化與取 得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國際規則藉由內化的作用，讓國際規範包含於國家內部的 法制範疇之中，使法律規範由國際層次延續至國內，讓國際規範被國家服從與遵 守。總結來說，國際法或國際規範，之所以被國家服從與遵守，主要是國家基於 利益的協調、對於法律正當性的認同、國家間互動與互賴關係的交疊，以及國際 法與規範由國際層次內化到國家內部的法律制度等因素所致。
三、非政府層次
雖然國內結構提供外部力量發揮影響力的管道，但是，在外部力量形成影響 力的過程中，連結媒介則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國際社會化中，國際規範、信念 被目標國家內化的關鍵。根據詹姆斯‧羅森諾(James N. Rosenau)的定義，「連 結意指一個系統內部所產生，能導致另一個系統做出相應反應的週期性行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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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73跨國連結媒介，為了達成特定政治目標，會負起溝通內部政治，與外部 政治環境的任務，使得價值、規範、新觀念、政策方案、商品以及服務，能跨越 國界進行傳遞，例如，跨國公司、國家內部涉及跨國交流的官僚機構、跨政府聯 盟、大眾傳播媒體、工會、商會、利益團體、政黨以及知識份子，都扮演強化國 與國之間理念、政策與制度交流的中介角色。
非政府層次中的連結媒介，包含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政黨以及知識社群 對於國際社會化的影響。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劃下休止符，戰爭與 和平不再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唯一焦點，環境與生態保育、人道救援、人權、全 球治理等議題，已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重心，許多非政府組織也就順勢而
非政府層次中的連結媒介，包含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政黨以及知識社群 對於國際社會化的影響。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劃下休止符，戰爭與 和平不再是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唯一焦點，環境與生態保育、人道救援、人權、全 球治理等議題，已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研究的重心，許多非政府組織也就順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