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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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實很小。相反地，在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國家面對安全威脅，例如，俄羅 斯帝國野心的重新崛起，或是國家境內民族衝突等問題發生時，卻無法單獨解 決。這些威脅到中、東歐國家的完整與政治穩定的問題，都需要歐盟和其他的西 方社群組織來協助解決。另外，中、東歐國家在經濟層面上，也很依賴歐盟，中、

東歐國家對歐盟進出口的貿易總額，在 1990 年代就占了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以 上，歐盟國家資金的流入，更是中、東歐國家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因 此，這種不對稱的互賴關係，賦予歐盟對中、東歐國家強烈的吸引力，和強勢的 談判能力，數據顯示，在獎勵強化策略實施下，於1990 年代間，大部份的中、

東歐國家，在鞏固民主、區域穩定，和國際合作等方面，都發展得相當順利。反 而是與歐盟互賴關係，和本身易傷性都較低的國家，像是發展較遲緩的東南歐地 區國家，和一些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單獨使用獎勵強化策略，並不能促使這些 國家改善民主情況，歐盟成員國政府，也因為國內輿論的壓力，不願意付出額外 的支持或懲罰，去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知，歐盟與中、東歐國家特殊的不對稱 互賴關係，是歐盟願意擔負起國際社會化任務的重要因素。

第三節：群體效應

國際社會化的媒介大多是國際組織，而組織成員國會被組織的整體環境影 響，改變在國際社會化中的思維邏輯，例如，國家的政治偏好，和成本利得計算，

因而使國際社會化的過程與結果產生變化。也就是說，國際組織的整體環境會產 生群體效應，影響行為者在國際社會化中選擇的策略，改變可能採取的行動。另 一方面，群體效應可能使國際組織採用政治上的成本利得計算，而選擇自利的社 會化策略，也可能相反地，在國際組織無法獲得經濟、安全或是權力等利益時，

增加國際組織推動國際社會化的意願，提升國際社會化行動的密度。另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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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也會提醒國際組織，在推動國際社會化時，應該保持與國際規範的一致性，

因而限制了國際組織優勢的談判力量。以下就以歐盟為例，對群體效應改變行為 者決定背後的思考邏輯、運行的機制，以及群體效應是否對不同行為者，或是不 同議題領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思維邏輯

建構主義者認為，國際組織的策略行動常被自身的整體環境限制，而有不同 於理性主義者的選擇產生。這是一種社會互動的結果，不只單純考量在物質面的 談判成本利得計算，例如，行為者偏好的集合、行為者的談判能力，或是行為者 的成本利益計算，更是國際組織特徵的反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際組織的特質 與行為者彼此互動的頻率，這些都會限制行為者一味去追求自己個體的利益，也 會減少行為者使用自己的物質力量。因為，國際組織的特質會替合法化的標準下 定義，然而當組織中的行為者想達到政治目標時，就必須將合法化標準納入考 量。同時，組織中行為者之間的高度互動，會產生軟性、非正式的機制，使行為 者遵守組織所設的標準，以彌補國際組織無法建立中央機構去統一執行規則的缺 憾。¹¹⁶

歐盟的思考邏輯歸納有以下變項：第一、是責任感，歐盟自認為有社會化組 織外部成員國家的責任，因此，在對外關係中，尤其是對處在群體地理區域之中 的非成員國家，提倡構成群體的價值和規範，是不可或缺的政策行為。在與中、

東歐國家的關係中，提倡民主和人權一直是歐盟最堅持的政策原則，也是建立或 加強彼此更緊密關係的重要關鍵，所以，歐盟在政治利得很低，甚至為零的情況 下，能繼續推動社會化，群體效應就扮演了提升活動層級，或者降低標準的決定 性角色，當然，社會化活動的類型或密度，還是會因為國際社會化帶來的成本與 利益不同，有所差異。第二、是違反規則的程度，目標國家違反規範的程度，會 影響歐盟選擇社會化策略的自由，越大規模的歐盟組織規範被違反，會造成歐盟        

116 Ibid., p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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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家越大的道德壓力，使歐盟成員國家在成本很高的情況下，仍然必須出面 干預。因為，當規則被違反時，歐盟推動社會化的成本會增加，所以，當有大規 模違反基本人權的情況發生，就很有可能引起歐盟大規模的反制行動，這種情況 下就是群體效應提升了採取社會化行動的必要性，超越了單純成本利得計算考量 的最好例證。

第三、是合法化條件，歐盟必須將所給予的獎勵或是懲罰，與合法化條件相 連結，也就是說，歐盟不能仗恃對目標國家相對優勢的談判力量，就隨意使用或 者改變既定標準，對目標國家做出承諾或給予懲罰，為了歐盟獲得行動的合法 性，所以給予目標國家獎勵與懲罰的條件，都必須與構成歐盟的組織規則一致。

歐盟的組織規則是以自由規範為基礎，所以人權、法治、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等條 件，就是目標國家獲得合法性的唯一標準。由此看來，群體效應也能提昇歐盟本 身遵守組織規則的程度。第四、是公平與公正，歐盟必須依照獲得合法性的條件，

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目標國家，必須使用同樣標準的政治條件，公正地評估每 一個候選國家遵守規則的情況，也不能因為某個國家本身的特定條件，改變既定 的標準，同時，也應該用公正平等態度對待歐盟的成員國，不能以較嚴格的標準 看待歐盟外部的國家。最後，是成員資格，在國際社會化中，當歐盟外部國家的 行為，與歐盟的組織規範越趨於一致，越接近獲得歐盟成員資格的時候，群體環 境的影響就越明顯。也就是說，當歐盟外部目標國家，越接近歐盟成員資格的時 候，歐盟審查或者評估目標國家的標準與過程，就會越來越仔細，越強調規則標 準，以及實施標準的公正性，因此，目標國家違反規範的行為會變明顯，更不敢 違反國際規範，進而促使國際社會化早日達成。¹¹⁷

117 Ibid., p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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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對象

國際社會化涉及歐盟成員國和外部國家，但由於歐盟內部成員國必須受限於 歐盟的整體環境，例如，歐盟的相關法規、歐盟的群體共識，或是歐盟各個成員 之間的相互監督等，所以，透過使用語言上的行動，和社會影響的策略，目標國 家或是利益相關的內部成員，可以迫使歐盟內部的成員國，採取與歐盟組織規範 一致的行動。另外，一般而言，國際社會化與社會化媒介本身的構成規則密切相 關，而組織的構成規則，不僅具有高度且無可爭議的合法性，也通常是組織內成 員所共同認定，違反組織的構成規則，都會引起群體內部成員的高度關切，所以，

群體內部成員，必定會受到群體環境相當大的影響，¹¹⁸而群體外部的國家受到群 體整體環境的影響，相對地就比較小。這種影響程度的差異，造成歐盟運用本身 力量時的矛盾，一方面，歐盟對目標國家擁有優勢的談判力量，但一方面，又被 符合組織規則，和維持與組織規範一致性的要求所限制。

然而，處於群體外部擁有較少物質力量的目標國家，在與歐盟談判協商的過 程中，卻沒有歐盟規範性和社會性的道德包袱，因為它們還不是歐盟的一員，不 會受限於歐盟先前做出的規範性承諾，也不像歐盟內部成員國家一樣，受到彼此 間社會性監督的影響。因此，目標國家在政治上的自利考量、策略性成本利得計 算，和談判能力，並不會明顯地被規範性的作為，例如，合法性、國內民意接受 度，以及群體認同所影響。於是，要成功地社會化目標國家，歐盟就必須擁有相 對優勢的談判力量、給予獎勵或懲罰的可信度、監督目標國家的有效機制，或是 降低目標國家採納規則付出國內成本。¹¹⁹

另外，群體效應也會因為議題或政策領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在歐 盟組成規則的議題上，牽涉到越多關於歐盟宗旨的基本原則，就越容易挑起合法 性爭議，因為歐盟組成規則，常和歐盟集體認同相掛勾，所以歐盟不能放任行為 者以歐盟宗旨為藉口，合理化追求自利的行為。所以，和技術管理、預算運用和        

118 Ibid., p.23. 

119 Ibid.,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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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補貼等議題不同，在與組織章程、成員資格和民主與自由權利相關的問題 上，政策協商談判，與最後產出結果的過程，都會涉入高度價值判斷。也就是說，

群體效應，會突顯議題在應然性，或者是實然性，群體特質，與政治現實的落差。

例如，對奉自由價值為圭臬的歐盟而言，當自由規範被自身的成員、其他區域組 織，或者是非成員國家有系統且大規模挑戰時，歐盟就越敏感，而促使行為者做 出改變行動的規範性力量就會越大。¹²⁰

三、影響機制

群體效應會透過三種主要機制，影響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和集體選擇的結 果：第一、是「語言說服的行動」，歐盟本身有一套關於偏好和政策合法性的解 釋論述，國家可以根據這套論述，對自己選擇的行動做合理化解釋，這時候國家 的行動選擇，已經超越單純的談判協商，例如，策略性地交換資訊、使用威脅和 給予承諾等，更進一步，國家會用歐盟的整體特質做為藉口，來合理化自己的行

群體效應會透過三種主要機制，影響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和集體選擇的結 果：第一、是「語言說服的行動」，歐盟本身有一套關於偏好和政策合法性的解 釋論述，國家可以根據這套論述，對自己選擇的行動做合理化解釋，這時候國家 的行動選擇，已經超越單純的談判協商，例如，策略性地交換資訊、使用威脅和 給予承諾等，更進一步，國家會用歐盟的整體特質做為藉口，來合理化自己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