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5) I Cavalieri di Artù（1965），Fratelli Fabbri Editori 改寫出版。
(6) 《アーサー王物語》（1978），和田義臣改寫，小学館出版。
(7) 《亞瑟王的故事》（1980），黃得時翻譯，光復書局出版。
由於本研究比對的是故事情節中的情色元素操縱，所以選擇使用較為權威 的中文全譯本，應足以代替原文原作進行比對。此外，因語言能力所限，比對
時無法納入義大利文版本，所以仍以日中版本為主。
因此，本研究以《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為研究對象，探討日中改寫 本對於情色成分的處理，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並藉此觀察改寫當時日本
及臺灣兒童文學的價值觀。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為《三劍客》與《亞瑟王之死》的兒童改寫本，文本來 自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光復書局「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及其
日文源頭：講談社「世界名作全集」、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小学館「少年
少女世界文学全集」。這些文本不僅是從非兒童文學進入兒童文學的改寫作品，
也是翻譯作品。本研究藉由比對兩部作品的兒童改寫本，研究改寫者對於情色
元素的操縱。
佐哈爾．沙維特（Zohar Shavit）（1981）以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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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基礎，認為兒童文學處於文學多元系統的邊緣地 位，因此譯者較能自由操縱文本，但仍需遵從兩項基本原則：(1) 調整文本以
適合兒童閱讀且對兒童有益，符合社會期待；(2) 調整故事情節、角色形象、
語言使用，符合兒童的理解與閱讀能力。沙維特也認為，兒童文學的邊緣地位
可從文本限制的五個方面看出：
1. 依附現存模式：兒童文學譯本傾向依附於目標文學系統的文本現存模 式。若源文本的模式並不存在於目標系統，文本會受到更動以調整模
式，才能進入目標系統。
2. 譯文完整性：非兒童文學譯入兒童文學時，由於兒童理解能力及道德 規範的考量，可能會刪除許多部分，也可能不會保留源文本的完整
性。
3. 譯文複雜程度：許多兒童文學會簡化文本主題、人物性格、主要結 構。
4. 意識形態或價值觀改寫：為了讓文本成為意識型態的工具，譯者有時 會徹底改動源文本。
5. 風格規範：兒童文學用字文雅是出於說教作用，並試圖豐富兒童的字 彙。（Shavit,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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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四點與本研究的主題最有關聯，亦即非兒童文學進入兒童文學後，原作
中的情色成分可能因為道德規範與價值觀的限制而遭到改動。
本研究使用的「操縱」一詞源自操縱學派，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認為翻譯就是一種重寫，重寫就會進行操縱（1992，頁 9），而這種 重寫的動機可以是意識形態或詩學，例如遵循或反抗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
學。影響翻譯文學系統的三大要素分別是：
1. 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包括評論者、教師、譯者本身，他們能決定譯 文的詩學，甚至是意識形態。
2. 文學系統外的贊助者，包括有影響力的人物或團體、出版社、媒體、管 控文學與想法之散播的機構等，他們是能夠推動或阻礙文學作品傳播、
創作及重寫的力量（頁 15）。
3. 主流詩學，包括文學修辭、文學類型，以及文學與所在社會系統的關 聯。
譯者受到這三方面因素的影響，對文本進行操縱，包括增添、刪減、改寫，或
是原封不動地保留。本研究以「操縱」一詞統稱日中兒童改寫本裡譯者或改寫
者對於情色元素所採取的行為。
陳美貞的論文〈一九四五年來台灣兒童讀物出版業之演變－東方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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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2007）詳細描述東方出版社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各時期出版品的出版動
機、收錄作品類型、作者／譯者／改寫者背景等資料。其中與本研究最有關聯
的是「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簡介、出版緣由及改版沿革（頁 64-65）。而前總
編輯李黨的訪談紀錄也顯示，該選集為東方出版社的常銷書系之一，對該社有
極大的重要性（頁 25）。
邱各容的《臺灣兒童文學史》（2005）以及他與林文寶合著的《臺灣兒童文
學史》（2018）爬梳臺灣兒童文學的歷史沿革，書中以年代進行分類，整理了從
日治時期開始的種種發展與時代背景，並介紹各個重要出版社、刊物、書籍、
作家生平等，顯示各時期的不同特色，是了解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的重要文
獻。
賴慈芸的論文〈被遺忘的功臣：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者〉（2015）研 究東方出版社兒童讀物譯自日文的現象。東方在 1960 年代出版的四套叢書「世
界偉人傳記叢書」、「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亞森．羅蘋全集」及「福爾摩斯全
集」皆從日文改寫本譯為中文，而且書的封面、插圖、人物介紹與內容編排都
與日文版相似，例如「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主要源頭是講談社「世界名作全
集」與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儘管如此，或許是因為戒嚴時期的政治氛圍對
日本並不友善，當時東方出版社沒有揭露他們與日本的關係，這幾套書上都沒
有註明日文改寫者與日本出版社的名稱，中文譯者翻譯時也會盡量消除日文與
日文改寫者的痕跡。文中也提到當時依賴日文文本的出版社不只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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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小型出版社也有依賴日文文本的痕跡，連光復書局在 1970 年代出版的幾套
「世界文學」系列叢書也譯自日文，其中就包括「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
簡捷的論文〈從東方出版社三本「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作品看譯者的操 縱〉（2016）研究了東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三本作品《茶花女》、
《埃及豔后》、《王子復仇記》，皆譯自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原作都不是兒
童文學作品，卻被選擇改寫成兒童讀物。該論文仔細比對中文版與日文版，發
現原作中含有許多「兒童不宜」的元素，改寫者往往會進行「淨化」，主要的操
縱其實不是中文譯者做的決定，而是日文改寫者；這三部改寫作品對於流血、
死亡、暴力等情節較能接受，卻明顯改動男女關係與女性角色，例如《茶花
女》改變瑪格麗特的形象、《埃及豔后》安東尼與姑婁芭女王的複雜關係改為對
婚姻的承諾、《王子復仇記》刪除了婚姻有爭議的母后一角，這些操縱使改寫本
中的男女關係更為保守，性別角色也趨向傳統價值的刻板印象（頁 109）。本研
究探討改寫作品對於情色禁忌的操縱、淨化，正是發想自簡捷的論文。
孟令函的論文〈「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兒童文學傑作選」的附文本研 究〉（2017）比較這兩套選集的附文本如序言、人物介紹等，分析文本內容、譯
者背景、翻譯策略、出版者的文化背景、所代表的文化勢力。該論文發現，雖
然兩套選集的目的都是提升臺灣少年少女的語文能力，但「世界少年文學選
集」隱含了濃厚的教育目的與期許，這種現象應是源自日本兒童文學界，因為
源文本是 1950 年代的講談社「世界名作全集」與偕成社「世界名作文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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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當時日文兒童文學界的價值觀；而「兒童文學傑作選」則重視趣味性、幽
默感與想像力，希望讀者閱讀故事後能思考，但不會特別強調故事本身的教育
性，且選錄的作品多為美國作家專門為兒童創作的故事，代表的是美國的文化
勢力（頁 106-107）。可見雖然 1960 年代臺灣有許多外國著作的翻譯與改寫，但
不同文化勢力也帶來了不同的策略與價值觀，產生了更加多元的兒童文學讀
物。
如前文所述，「世界少年文學選集」與「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都譯自日 文改寫本。日本戰後開始出現許多世界名著改寫作品，但這項議題在日本並未
受到重視，千葉大學教授佐藤宗子多年來持續深耕這塊領域，2008-2010 年的研
究計畫「少年少女向け名作と『教養』形成--児童文学における翻訳叢書が果
たした役割」（少年少女名著讀物與「教育」養成──兒童文學翻譯叢書的角
色）與 2011-2014 的研究計畫「戦後の少年少女向け翻訳叢書にみる『西洋』
と『東洋』――教養形成の追究」（戰後少年少女翻譯叢書中的「西方」與「東
方」──教育養成的探討研究）聚焦在為日本青少年改寫的世界名著，探討改
寫作品出現的原因與動機、傳遞的價值觀、產生的影響等面向，從研究計畫衍
生的幾篇論文對於本研究相當有啟發。佐藤在〈全集・シリーズという〈器〉〉
（所謂全集、系列這樣的「形式」）（2002）中提到，日本從明治時期開始就積
極西化，而戰後於 1950 年代經濟開始好轉，且當時提倡培養兒童的「世界公
民」素養，因而流行出版品質精良的套書、叢書，「世界」、「名作」是兩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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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希望能推廣給全日本的少年少女閱讀。不過，翻譯手法分成兩派：一派是
「再話」，即改寫作品使其適合兒童閱讀，例如講談社「世界名作全集」
（1950-1961）、創元社「世界少年少女文學全集」（1953-1956）；另一派是「完訳」，即 選擇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完整翻譯，例如岩波書店「岩波少年文庫」
（1950-1961）。這股「世界名作」潮流至 1970 年代才停止。佐藤在〈分岐点にたつ
「教養」的翻訳叢書──小学館「少年少女世界の名作文学」の意味〉（位於轉
捩點的「教育」翻譯叢書──小學館「少年少女世界的名作文學」的意義）
（2013）討論「和文和譯」的「再話」改寫作品。所謂「和文和譯」，是先將外
文譯入日文，再經由潤飾成為適合兒童閱讀的文本。隨著戰後日本的經濟改
善，兒童文學也逐漸發展，進入「商品化」的時代。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創作
領域，也出現在翻譯領域。因為經濟狀況高度成長，書籍內容出現「和文和
譯」，印刷技術進步，兒童讀物變得更加精美，叢書的需求量也增加。她認為這
譯」，印刷技術進步，兒童讀物變得更加精美，叢書的需求量也增加。她認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