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一項 中央誣告規範之研究
有關傳統中國誣告規範之研究，早期研究者主要關注「中央層級」歷朝歷代誣 告規範之內涵和演變。根據時間先後大致呈現從普遍（通史）到特殊（斷代）再從 抽象（規範）到具體（實踐）的進程和轉向，以下將分成三個部份進行整理。
首先是「通史性」研究，有關注「誣告罪」規範演變的研究，例如沈國峰〈略 論誣告罪〉、唐景〈中國古代誣告罪綜論〉、趙萃文〈試論誣告罪之歷史、現況與規 制取向〉等研究3。也有關注「罰則」也就是「反坐」的研究，例如林向榮〈試論
＂誣告反坐＂〉、徐剛和范巍〈試論誣陷罪的量刑原則與“誣告反坐”的區別——
談刑法第 138 條的具體適用〉、袁文娟〈誣告反坐制度的法律價值研究〉等研究4。 然而此類研究大多是以現代法為基礎，將傳統中國的「誣告罪」作為比較和提供反 思的對像，較少深入針對古代誣告罪之內涵進行探討。例如沈國峰〈略論誣告罪〉
就是以「誣告罪」的內涵自古至今從未改變為前提，簡要介紹歷代法典所載的誣告 罪和反坐制度，然後便將重點放在相較過去的規範現代刑法具有哪些優越性的討 論之上。
其次是「斷代性」研究，例如蔡瑞煙〈明律之誣告罪〉、李華〈試論宋代誣告
3 沈國峰，〈略論誣告罪〉，《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1:3（1981 年），頁 15-20。唐景，〈中國古代 誣告罪綜論〉，《銅仁學院學報》，11:5（2009 年 9 月），頁 22-25。趙萃文，〈試論誣告罪之歷史、現 況與規制取向〉，《軍法專刊》，66:2（2020 年 4 月），頁 52-92。
4 「反坐」也就是「依照所誣之罪，決定所坐之罪」的懲罰方式，普遍認為是同態復仇思想的體現，
詳見第二章前言筆者對「誣告沿革」的討論。林向榮，〈試論“誣告反坐”〉，《現代法學》，1980:2
（1980 年 4 月），頁 14-19。徐剛、范巍，〈試論誣陷罪的量刑原則與“誣告反坐”的區別——談刑 法第 138 條的具體適用〉，《法商研究》，1993:3（1993 年 8 月），頁 68-69。袁文娟，〈誣告反坐制 度的法律價值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6）。
罪的犯罪構成及量刑原則〉、楊欽雲〈唐代誣告罪研究〉、趙巖〈清代惡意訴訟研究〉
等研究5。雖然相較於先前的研究，此類研究更關注古代誣告罪之內涵，但是大多 仍然僅止於關注靜態的法條文字，而並未考慮法律實踐層面的問題。
最後是同樣屬於「斷代性」研究，但是已經開始關注法律實踐層面的研究，他 們也因此發現實際判決和法條文字存在的落差。例如姚志偉〈清代刑事審判中的依 法判決問題研究——以《刑案匯覽》的誣告案件為基礎〉和〈清代誣告案件依法判 決情況的原因分析〉就以《刑案匯覽》的誣告案件討論了清代刑部官員「不依法判 決」的理由和手法6。朱聲敏〈從誣告案判牘看儒法矛盾及其調和〉也觀察到相同 現象，並試圖以「儒法之矛盾與調和」對其加以解釋7。不過相較於「為何不依法」
的討論，也有研究者認為，判決和條文的落差，並非「不依法判決」而是依法量刑 的結果，因此致力於找出其背後的標準。例如李文瑞〈清代誣告罪的量刑原則〉和 曾瀠逸〈《駁案彙編》之誣告案及其量刑研究〉等研究即是如此8。
在此三種類型的研究中，筆者較為認同第三類研究，然而不管對於「落差」的 解釋和立場為何，筆者認為既有研究的主張都有各自值得再商榷的地方。首先，對 於認為落差是「刑部官員不依法判決」者，其實僅僅是就律例未規定的情況進行討 論，例如「誣告人致死律」原本只規定「被誣告者」死亡的情況，而未提及造成其
5 蔡瑞煙，〈明律之誣告罪〉（臺北：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李華，〈試論宋代誣告 罪的犯罪構成及量刑原則〉，《宋史研究論叢》，2012:1（2012 年 12 月），頁 247-259。趙巖，〈清代 惡意訴訟研究〉（南昌：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3）。楊欽雲，〈唐代誣告罪研究〉（武漢：武漢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7）。
6 姚志偉，〈清代刑事審判中的依法判決問題研究——以《刑案匯覽》的誣告案件為基礎〉，《社科 縱橫》，2007:12（2007 年 12 月），頁 58-60。姚志偉，〈清代誣告案件依法判決情況的原因分析〉，
《黃石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2（2011 年 4 月），頁 39-42。
7 朱聲敏，〈從誣告案判牘看儒法矛盾及其調和〉，《創新》，2013 年第 3 期（2013 年 1 月），頁 68-72。
8 李文瑞，〈清代誣告罪的量刑原則〉（陝西：西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5）。曾瀠逸，〈《駁案彙 編》之誣告案及其量刑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
他人死亡的情形9。然而刑部官員針對「律例漏未規範」的情境進行補充解釋，是 否可被稱為「不依法」筆者認為還有待商榷（此外，不管是否理解為不依法，其討 論的都是「誣告之後」的處置，而未涉及本文關注的「誣告內涵為何」之問題）
其次，對於認為落差是「合理量刑」者，筆者認為研究者太快地將現代法「構 成要件和量刑標準相互獨立，而且有嚴格先後關係」之觀念代入對傳統中國法的分 析之中，先入為主地認為清代刑部官員在斷案的時候，也是先判斷某案是誣告（符 合構成要件）再決定量刑的輕重而導致要件和量刑的混淆。例如李文端在解釋《刑 案匯覽》中【母被毆逼自盡其子懷疑告檢10】案時，就逕自認為本案是「誣告行為 間接導致遭屍檢的危害結果……因此量刑時從輕量減11。」而未考慮到本案最後的結 果是照「不應重律」而非「誣告律」完案，因此有可能不是「量減」，而是「根本 不是誣告」──至於兩者應該如何區分，筆者在第二章第二節討論《刑案匯覽》之 案例時將會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第二項 清代地方訴訟之研究
然而前述研究，不管是靜態（通史／斷代）或動態（條文／實踐），都還只是 停留在「中央的層級」，即便實踐和規範存在落差，往往也非常微小。然而如果將 眼光轉往「地方的層級」我們則可以看到非常不一樣的風景──在此筆者將暫時脫 離誣告，而對「清代地方訴訟」之整體研究進行介紹。根據林文凱的整理，隨著近 年來各類史料的整理與公開，此類關注「清代地方訴訟」的研究逐漸成為清代法律 史研究的主軸，並且發展出三種研究取徑12。其一是清代訴訟審理性質之研究，其 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日美學者關於「清代民事審判是否依照律例審理」的爭論，否定 說有滋賀秀三提出的「教諭式調解論」以及他的學生寺田浩明進一步提出的「冤抑
9 姚志偉，〈清代誣告案件依法判決情況的原因分析〉，頁 59。
10 （清）祝慶祺編，《刑案匯覽三編》（三）（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頁 1696-1697。
11 李文瑞，〈清代誣告罪的量刑原則〉，（陝西：西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5），頁 22。
12 林文凱，〈清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論檢討──「地方法律社會史」研究提出的對話〉，收入柳立言 編，《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頁 312。
／伸冤」論；肯定說則有黃宗智和他的「律例裁斷」論13。其二和其三則分別是法 律社會史研究，以及地方法律社會史研究。相較於第一類研究關注「靜態的」法律 裁斷邏輯，第二和第三類研究關注的則是「動態的」法律和社會的互動與變遷，只 是一者關心的是和整體社會之關係，一者關心的是和地方社會之互動。
不過筆者認為雖然只有第一種研究取徑被林文凱認為是關心「訴訟審理性質」
的研究，但是此三種研究取徑，其實也可以被理解為只是對「審理性質」不同層次 的關注。根據陳韻如的分析，如果從「審理性質」角度觀之，日美學者的主要分歧 是清代民事審判「依法／不依法」的爭論，而不管是整體的還是地方的法律社會史 研究者其實都是在「不依法」的前提之下討論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經過陳韻如的類 型化，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是採取「授權論」的中村茂夫和寺田浩明等人，他 們認為地方官「不依照律例」審判，是因為傳統中國本就不重視「依法審判」的價 值而更看重情理的衡平，其實地方官員不依照律例審判的行為是獲得皇帝授權的 行為；其二則是採取「混亂失序論」的蘇成捷和林文凱等人，他們認為地方官「不 依照律例」審判，是帝國官僚體系對末端控制力的不足，因此導致地方官員得以隱 匿案件不依律例判決和往上審轉，以規避上級的監督和懲罰14。
13 簡言之，滋賀秀三承襲日本傳統中國法學界的通說，將州縣自理案件視為民事案件，並主張在這 類案件當中，地方官員並不會嚴格依照律例進行裁斷，而是依據情理進行教諭式的調解。寺田浩明 則是在同意滋賀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討論「情理調解」的生成結構，亦即藉由「首唱／唱和」的結 構生成情理的內涵，並藉由「冤抑／伸冤」的結構進行教諭式的調解。相對於此，黃宗智則提出「積 極性原理」和「實踐與表達乖離」論，而認為地方官員在審判時雖然很少引用律例，甚至表明不願 意依法保護民眾權利，但是在實際審判時，其實還是積極地探究律例精神並保障民眾的權利。滋賀 秀三著、王亞新等譯，〈清代訴訟制度之民是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於王亞新、梁 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 19-53。寺田浩明著，
王亞新等譯〈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 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 191-265。寺田浩明著、王亞新譯，〈明清 時期法秩序中的「約」的性質〉，《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2），頁 136-181。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14 陳韻如，〈「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
總而言之，不管是依照「研究取徑」還是「審理性質的層次」劃分，我們都可
總而言之，不管是依照「研究取徑」還是「審理性質的層次」劃分，我們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