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研究架構
綜合前述討論可知，既有研究的主要問題在於，它們並未清楚界定所討論的
「誣告」案件之內涵。這就導致，不管是它們用來計算整體比例，還是用來分析官 員民眾行為的案件，都有可能根本不是律例所規定的誣告案件，而只是「某種他們 以為是誣告」的案件而已。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釐清誣告的定義以確定分析之對 象，然後才能對清代誣告現象有正確的認識。
對此，筆者將藉由「兩個層次的對照檢驗」進行分析。第一個層次是藉由中央 層級「條文、詮釋、立法、審案」四個面向史料進行分析，以確立清代中央司法審 判機關對「誣告」的權威理解。第二個層次是「中央」和「地方」的對照，將前述 針對中央層級所做的考察與地方層級的審判實態進行對照，以了解清代地方縣衙 在審理誣告案件的時候，是否與中央的審理模式存在差異。此外，不管是否存在差 異，筆者也將附帶討論地方的審理模式是如何影響民眾的訴訟行為。
第二項 名詞定義
在此界定兩個重要名詞以利後續討論。首先是誣告，為了區別「律例所稱的誣
告」以及「既有研究所稱之誣告」以免混淆，本文後續提到之「誣告」皆是指具有 司法解釋權威之中央司法審判機關所稱的誣告，即「有心告官不實」的訴訟行為；
而對於不管是官箴書或者學者所統計的案件，將會依照「不實」和「有心」兩個要 件，將其分別稱為：誤告、捏告、謊狀。所謂「誤告」是指雖然有不實成份，但是 並非控出有心，所以並不會被認為是誣告，而只是誤告。其可能的用語包含「懷疑 誤控」或是「控出有因」等等；所謂「捏告」則是也有不實成份，而且是有意為之，
但是因為沒有害人之心，所以也不會被認為是誣告。但是不像誤告值得體諒，這種 情形往往還會遭到地方官斥責，其他用語還有混告、曉瀆等等；所謂「謊狀」則是 包含內容並未有不實成份，只是無關乎案情，或者不符合應有的告訴程序的案件，
官箴書習慣將其稱為虛詞或是謊狀40。此外，有時候為了討論方便，筆者也會以「不 實控案」指涉還不確定是誣告、誤告、捏告的案件。
其次是圖准，筆者認為所謂「圖准」必須被限定在「因為官員厭訟，而擔心原 本的正當訴求不被受理，所以只好誣告圖准」的情形。這是因為，從最寬泛的角度 來說，誣告必然是「為圖准狀」而誣告（如果不捏造罪名，我們根本不可能憑空控 告他人）換句話說，民眾之所以誣，就是為了要告。所有誣告者都是擔心官員不會 准狀而誣告，如此一來「圖准」這個概念也就毫無意義。因此，後續本文所討論的
「圖准」僅限定於「因為官員厭訟，而擔心原本的正當訴求不被受理，所以只好誣 告圖准」之情形。
第三項 取材範圍
為了要貫徹「兩個層次的對照檢驗」的分析架構，本文將會涉及三個方面的史 料。其一是中央規範面的官方法典和註釋書，其二是中央實踐面的案例集，其三是 地方司法審判機關，即地方縣衙的訴訟檔案，以下分別介紹之。
首先在中央規範面，因為清律承襲自明律，明律又修改自唐律，因此在律例釋
40 有必要注意的是，此處的「謊」並非有悖於事實，只是並非當事人真正在意的案情關鍵。只是因 為「並非真意」所以說是「謊」，而不一定有違背客觀事實的成份。
義的部分，除了清律之外，筆者也會參考唐代和明代的法典和註釋書，以及後世學 者對唐明律的比較研究──其中又以王樵、王肯堂父子的《律例箋釋》、沈之奇的
《大清律輯註》、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為筆者的主要參考資料。而在清律的條 文本身，除了官撰的《順治三年奏定律》、《大清律彙集便覽》等書，筆者也會參考 吳壇的《大清律通考》和薛允升的《讀例存疑》等書了解律例條文的修訂演變。此 外，筆者當然也會參考清代刑部官員在律例修訂時的現身說法，吳坤修的《大清律 例根原》和黃恩彤的《大清律例案語》都是寶貴的資料來源。
其次在中央實踐面，筆者主要的資料來源是祝慶祺和鮑書芸等人所編的《刑案 匯覽三編》，這是因為清代實行「審轉」的制度，重大案件都將送到中央司法審判 的最高機關，也就是刑部進行覆核。雖然有些重大案件會直接由督府提奏皇帝，但 是實際上仍然會交給刑部研擬判決41。而為了讓各級地方司法官員接受並理解刑部 的「審核結果」，刑部官員不只要針對有問題的案件撰寫「部駁」，更要針對疑難案 件撰寫「說帖」供下級官員參考，這也使清代刑部成為全國最權威的法律知識生產 中心42。筆者所參考的祝慶祺和鮑書芸等人所編之《刑案匯覽三編》即是專門收錄 說帖的「刑案彙編」形式專書，其中說帖佔了全書近五成43──不過有必要說明者 是，《刑案匯覽三編》主要有兩個版本，其一是祝慶祺和鮑書芸所編，後由臺灣成 文出版社和北京古籍出版社，集合包含《刑案匯覽》、《續增刑案匯覽》、《新增刑案 匯覽》等三書而成的版本，收錄自乾隆元年至光緒 11 年的案例；其二是沈家本所 編《刑案匯覽三編》從道光年以後之案例，本文所用的是祝慶祺和鮑書芸的版本，
並非沈家本所編之版本44。
41 那思路，《中國審判制度史》（臺北：正典出版社，2004），頁 302-304。
42 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臺北：
麥田出版，2001 ），頁 148-152。
43 邱澎生，〈淺析《刑案匯覽》的知識史〉，（中研院史語所「審判史研讀會」報告，2004 年 6 月）。
44 有關刑案匯覽的版本問題，筆者在 2008 年的兩篇碩士論文中都有見到討論，其一是黃琴唐〈民 國初年親權法制的開展—以大理院的司法實踐為中心〉（臺北：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最後在地方實踐的部份，筆者聚焦於「清治臺灣」地區進行討論，其中涵蓋臺 灣清治末期淡水廳、新竹縣、台北府三地的《淡新檔案》，由於其檔案的完整性和 取得的便利性45，使其成為筆者選取資料的首要考量。當然個別地域和地方檔案之 特性必然會有所不同，例如前述黃宗智之研究指出淡新地區和巴縣寶邸的差異46。 但是筆者相信只要留意檔案之特殊性，我們仍然可以從特殊中觀察到普遍的規律
47。當然，如果未來還有機會，筆者也希望能夠使用其他地方檔案做為史料進行更 全面之研究。
第四項 章節安排
最後說明本文的章節安排。包含緒論在內，本文將會有四個章節。第二章和第 三章分別對應「兩個層次的對照檢驗」的第一和第二個層次。第二章將處裡中央層 次規範面和實踐面的對照，第三章處裡地方層次的審理模式並和中央層次進行對 照，第四章則是總結和延伸討論。
具體來說，第二章將會分成兩個部份，前半段利用律文、註釋書和刑部官員按 語等史料，從「條文、註釋、立法」三個方面分析清代「誣告罪」的內涵；後半段
2008），頁 29。其二是莊以馨〈情罪平允的法律世界－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案件為中心〉（臺北：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29-30。後者的作者莊以馨更有親自到北京大學考察，就 當時的資訊而言，沈家本的版本正由北京大學李連貴教授主持點校，並預計於該年出版。但是迄今 (2020 年)筆者並未見到該版本問世，反而是有見到鳳凰出版社於 2016 年出版的《沈家本輯刑案匯 覽三編》，但是筆者並未能獲得該書確認內容，特此說明。
45 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計畫，〈資料庫介紹：淡新檔案〉，2020 年 6 月 5 日，網址：
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ndex.htm
46 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頁 137-161。
47 同樣是使用個別檔案觀察整體共性之研究並不少，例如滋賀秀三著，姚榮濤譯，〈清代州縣衙門 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收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八）
－法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522-546。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著，〈清治時期傳統 中國的審案機制〉，王泰升編，《台灣史論叢法律篇：多元法律在地匯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9），頁 57-107。陳韻如，〈「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 案中的姦拐故事〉，《中研院法學期刊》，2019 年特刊第 1 期（2019 年 10 月），頁 379-387。
利用紀錄刑部官員裁判實踐的《刑案匯覽》等史料進行分析，ＯＯＸＸ，從而得出 清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對誣告的權威解釋。第三章同樣分成兩個部份，在前半段筆 者將利用《淡新檔案》中「被官員認定控訴不實」的「不實控案」分析地方官員認 定和審理誣告的標準為何？然後將此標準和中央的標準進行比較，以釐清地方官 員是否放縱誣告──有必要注意的是，就如討論名詞定義時筆者所強調的，此處
「不實控案」並非指涉嚴格意義的誣告，而是包含誤告和捏告在內的籠統稱呼，這 是因為在進行分析之前，筆者無法確定地方官員對於「誣告」的判斷標準，是否和 中央官員相同（不只有「不實」還需要「有心」）因此必須針對所有「不實控案」
進行討論；在第三章後半段，同樣是利用《淡新檔案》為史料，筆者將依據「訴訟 階段」對民眾進行誣告時的各種考量進行整理和討論。
最後，第四章則是總結前兩章的內容，並扣回「清代誣告到底是什麼？」的問 題指出，各個章節的討論是如何幫助筆者回答這個問題，以及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 時，筆者又獲得了哪些額外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