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研究成果
在緒論介紹本文研究架構和章節安排時，筆者曾以「兩個層次的對照檢驗」說 明本文的架構。在本文最後，筆者並不打算用同樣的方式將本文的內容進行重述，
而是希望回到問題意識，即「清代誣告到底是什麼？」依序指出這兩個章節各自的 討論是如何幫助筆者回答這個問題以及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筆者又獲得了哪 些額外的收穫。
首先，在第二章，我們討論的是清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對誣告的理解。在此，
筆者藉由清律本文、律後註解、註釋書、刑部官員案語等材料，從「條文、註釋、
立法」等三個面向分析指出，清代中央司法機關對誣告的規範為符合「不實、到官、
有心」三個要件的惡意訴訟行為。接著從「審案」的面向，藉由《刑案匯覽》誣告 門內涉及「疑賊致斃」和「誤執傷痕」等情節的案件，筆者發現雖然「有心」的判 斷時常取決於被誣告者是否無辜（全誣），但這並不是說兩者完全等同。在某些案 件中，刑部官員仍然以其他因素，例如「據實供明」與否判斷當事人的態度──此 外，雖然在另一些案件中，刑部官員即便判斷當事人非有心誣告仍然會以誣告相關 規定予以懲罰，但是這並不代表刑部官員「有心」只是影響量刑的因素，而是當事 人的不實控訴畢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例如被告死亡，或是屍體遭蒸檢等，因此即 便當事人非有心誣告，也只能酌情減等，不能輕易寬待──換句話說，綜合實踐和 規範的對照，我們可以確定「有心告官不實」就是清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對誣告的 權威理解。
而藉由此「誣告要件」的釐清，筆者的第一個收穫是修正既有研究將「誣告要 件」和「量刑因素」混同的問題。例如曾瀠逸認為：「清律不考慮主觀上是否有過 錯，是故意或過誤導致誣告，只會影響量刑1」的看法，就是沒有意識到「是否造
1 曾瀠逸，〈《駁案彙編》之誣告案及其量刑研究〉（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頁 12-15。
成嚴重後果」變數存在而產生的誤會2。同樣的，李文瑞也僅僅將「主觀惡性」作 為量減從輕的原則3，而沒有意識到「誣告要件」和「量刑因素」的區別，即不是
「因為惡性小，所以量刑從輕」而是「根本不是誣告，所以不用以誣告律治罪」。
其次，在第三章的前半，討論的是清代地方官員如何審理誣告案件。在此，筆 者藉由《淡新檔案》中 24 件「不實控案」的分析指出，清代地方官府在審理不實 控案時，首先會依據是否「涉及刑名指控」將案件區分為兩種類型，只有「涉及刑 名指控」而且是「有心誣告（索詐）」的時候，地方官員才會以「誣告／控」稱呼 當事人的行為，並且予以嚴厲懲罰；反過來說，如果是「沒有涉及刑名指控」的不 實控訴，地方官員雖然還是會依照是否「造成官府困擾」決定是否懲罰，但是即便 因此遭到懲罰，也不會被稱為「誣告」──換句話說，清代地方官員針對不實控案 其實有兩種審理模式，也就是涉及刑名指控的「誣告案件」以及不涉及刑名指控的
「捏告案件」。前者即是律例所稱的誣告，並且遵循中央的審理標準，在「不實」
和「到官」之外，還要考慮當事人「是否有害人之心」決定懲罰與否。
而藉由將地方的「不實控案」進行區分，筆者的第二個收穫是澄清既有研究對 清代誣告現象和解釋之誤解。首先，在現象的部份，正是因為沒有清楚區分「誣告 案件」和「捏告案件」的不同，許多研究者才會認為地方官員放縱誣告──然而其 所謂「被放縱的誣告案件」往往只是「捏告案件」，甚至是並未控訴不實的「謊控 案件」。其次，在解釋的部份，有學者把「捏告案件」的審理標準當成「所有不實 控案」的審理標準，因此認為地方官員只在乎情理的衡平4；也有的研究者，雖然
2 曾瀠逸的立論依據是《駁案彙編》中與「致屍蒸檢」有關的三個案例，但是這三個案例都有「致 屍蒸檢」的結果，而不像筆者在《刑案匯覽》和《大清律例彙集便覽》都有找到「蒸檢責任不在當 事人」的案例。
3 李文瑞，〈清代誣告罪的量刑原則〉，（陝西：西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5），頁 6-7。
4 五味知子，〈「誣姦」與貞節：以晚明至清前期的判牘為中心〉，《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7 期
（2009 年 12 月），頁 232-233、235。高峰雁，〈清代地方社會中的官、民與法──以清代地方官判 牘中的誣告案為中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07），頁 71-84。
意識到「誣告案件」和「捏告案件」的不同，卻沒有意識到兩種案件之間存在不同 的審理模式而認為清代地方審理不實控案的標準非常模糊5。而藉由「誣告案件」
和「捏告案件」，筆者得以統整前述兩種看法指出「捏告案件」也有明確的審理標 準，即考慮當事人關係和處境的「情理衡平」，以及是否造成官府困擾的「地方治 理」之考量；而「誣告案件」則是依照「是否有心（索詐）」進行懲罰，而且在較 嚴重的案件還會更多的使用律例相關用語。
此外，筆者更將討論回溯到「清代地方訴訟審理性質」的討論脈絡，並和「混 亂失序論」進行比較指出「是否審理」和「如何審理」的區別，亦即如果考慮「差 役傳喚不到、官員主動不追究、當事人和息銷案」等情形，我們確實可以說清代地 方官員放縱誣告。然而這樣的問題是，我們將忽略在獲得實質審理的案件中，地方 官員確實有其明確而且可預測的審理標準之事實。因此筆者主張，相較於「地方官 員放縱誣告」的說法，筆者提出的「由於官府效率的低落，地方官員是選擇性地審 理誣告，但是在獲得實質審理的案件之中，中央對律例的規範和解釋仍然是地方官 員審判時的重要指引」會是更加準確地描述。
最後，在第三章後半，我們討論的是民眾的訴訟策略。在此，不同於前面兩個 部分，筆者並未討論「民眾如何理解誣告？」的問題，而是延續前半段「誣告」和 其他不實控案的區分指出，「誣告圖准」的必要性並不大，還可能招致反效果。然 而這並不是說「為圖准狀而誣告」的論理毫無可取之處，實際上確實存在官員厭訟 和民眾圖准的現象，只是民眾實際為了圖准而做出的行為往往並非誣告，而只是
「捏告」和「謊狀」等等。此外，在不同的訴訟階段，民眾也各有不同的，或誣告 或僅僅是控訴不實的訴訟策略。
綜上，本文其實是以問題意識所欲探討的「誣告定義」為準繩，在回答「清代 誣告到底是什麼？」的問題之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再從官府到民間，將既有研究
5 朱恒，〈清代誣告的發生及治理——以地方判牘檔案為中心的考察〉，（天津商業大學碩士論文，
2018），頁 5-7
混淆「誣告／捏告／謊狀」所做出的，對清代誣告現象之描述，進行更細緻的修正 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