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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中，將討論政府教育補助的意義，文中將就以下方向做文獻整理：
1. 高等教育收入多元化：將探討為何各國近年需推動高等教育支出來源 多元化之原因，並以增加學費、捐贈收入做為大學收入多元化之主要 應對方式，且深入探討若學校增加此兩項收入是否需擔心帶來的其他 影響，例如對招生人數之衝擊，最後探討收入多元化能否有效增加大 學經營效率。
2. 政府補助之必要性：先探討公共教育投資是否對政府有益，以分析政 府有無持續支持之必要，討論面相有教育之性質、教育是否有助於經 濟成長，及能否增加學生成績，並討論政府在援助高等教育、制定相 關政策時，需同時考慮哪些問題，最後由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每生 高等教育支出增減之原因。
3. 高等教育支出與政府其他支出項目之關係：首先，就教育部門內基礎 教育與高等教育支出之關係做分析，再針對高等教育與其他部門支出 支出之關聯做探討，以剖析兩項政府支出間是否有排擠等效果。
第一節 高等教育收入多元化
Poutvaara（2011）分析認為，20 世紀後半期開始，政治團體為獲得支持可 能主張過度的補助規模，此舉促使大眾增加高等教育需求，最終各國政府多需 承擔預算惡性膨脹之後果。
然近幾年，各國政府受限於全球經濟問題，財政赤字幾乎年年出現，逼使 各國政府不得不檢視其各項支出，提出撙節方案，其中，政府教育支出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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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非所有國民都可享受到的高等教育補助更是常被列為首位檢討目標；
因此主要教育成本負擔者由政府轉為家長和學生，近幾年幾乎已成為全球高等 教育發展趨勢，連以國家教育補助為支出主要來源的歐洲各大學也不得不被迫 實現收入多元化（Rozmus & Cyran, 2012）。
且Psacharopoulos & Papakonstantinou（2005）研究發現即使是號稱高等教 育免學費的希臘，學生為通過競爭激烈的大學考試，會花費政府預期外之私人 教育支出，政府實質上未減輕家計單位教育負擔，私人教育支出仍是大眾的必 需品，且收入彈性預估約為0.2 至 0.3，在貧窮家庭中，教育支出更是佔較大比 例，此結果可能促使政府重新思考，全面援助高等教育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收入多元有多種路線可走，提升學費收入為最可能之選項，增加 學生人數或學費應繳額都是可執行之做法，然前者因為大眾憂心學校可能收取 過多學生而降低教學品質，基本上較少成為討論標的，甚至各國因近年出生率 普遍下降，還需擔憂學費收入不增反降之可能。
而就政府是否應放任各校調整學費之議題，學者間有不同看法，Kemnitz
（2007）認為由政府監管高等教育學費才可最大化高等教育盈餘，放任各校自 由決定反而會降低大部分學生效用，讓學生獲得較政府監控、分配下更少之教 學補助；Fethke（2011）發現當學校支出來源全由政府補助及學費來源決定（補 助公式為內生），政府補助過少將可能導致學生福利下降，因為此時學校會相對 地提高學費；反之補助數依淨收入高低決定（補助公式為外生），則學費交由各 校自由決定反而會達成效率。無論最終學費高低決策權在何人手上，當決議調 漲學費時，大學皆需面對其對招生人數之負面影響（Hübner, 2012; Dwenger &
Storck & Wrohlich, 2012）。
高等教育另一資金可能來源為捐贈，Nagler（2008）認為大學接受一項重 大之捐贈後將提升其入學標準，並有可能降低學生扣除財政援助需繳納之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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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而捐贈對學生入學數的影響則需視學校是否重視他們而決定，可使學校目 標函數有效上升之學生類別將越受青睞。
實際上，就增加高等教育經營效率之觀點，收入多元化是否有益尚有待爭 論，以美國為例，公私立一流大學皆透過競爭賺取政府相關援助，並非依照政 府公式被動地獲取補助，故得保持學校高度競爭力（許添明，2009）；Sav（2012）
亦以美國數據分析大學是否具有低經營效率之問題，結果發現在不同假設條件 下，公、私立大學各有符合成本效益之時，但政府撥款增加將使降低私立大學 經營效率，卻會提高公立大學效率；但Kuo & Ho（2008）以台灣公立大學做為 成本效益分析對象，發現政府推行國立大學院校校務基金制度竟對成本效率有 顯著負影響。
第二節 政府教育補助之必要性
雖然各國政府現多擁有整體資源不足問題，但並不代表政府應全面放手高 等教育市場化，讓私人部門完全接掌教育量之決定，教育帶有教化民眾及利他 之理想目的（蓋浙生、劉秀曦，2005），簡而言之，教育可說是屬於殊價財（merit goods），政府應適當提供，大眾不可如此簡單定義教育補助存在意義。
且根據內生成長模型相關研究，教育基本上可提升人力資本，有助於經濟 成長，故政府仍應補助高等教育，不可全放手由私部門決定提供量，Kaboski
（2009）發現教育可貢獻 24％的工資成長；Akyola（2005）認為儘管教育補助 會產生逆選擇問題，鼓勵準備不足的學生報讀高等教育，但政府補助仍瑕不掩 瑜地可降低民眾教育投資風險，然其中政府需注意的是，教育質量才是一個國 家經濟增長速度的決定因素，而非數量（Breton, 2011）；除對經濟成長之研究 外，適當教育補貼更具有減輕稅收扭曲的重要作用（Bovenberga & Jacob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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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dhary （2009）則研究美國密西根州的學校財政改革政策「Proposal A」
是否對教育的投入和學生成績有正面影響，其發現大部分因改革增加的財源都 用於提高教師工資，並減少每班學生數，此舉竟對部分學生成績有正面影響。
在高等教育和經濟活動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質量已是各國主要戰略 目標、甚至是各方政治團體角力的戰場（Mihalcioiu, 2011），各國無法將高等教 育發展置之不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增加本國專業人力資本，需不斷增加高 等教育投資，以保證高等教育質量具跨國可比較性及符合國際標準（Rena, 2010）。
但針對政府是否需提供教育補助，以下學者持反面看法：
Ionita & Iatagan（2009）認為僅在歐洲可有效藉由教育投資增加競爭力，
進而確保國家持續發展，且各國依據背景不同自有其最適教育政策（Cosma &
Schneider, 2011），不須主張一樣的高等教育融資方式；Nakajima & Nakamura
（2009）則認為富裕家庭的教育支出會阻止貧困家庭擺脫貧困，教育反而更加 促進家計間的不平等；且教育不一定可增加該國、地區之專業人力資源，若高 等教育非為規模報酬遞增，則公共開支和畢業學生外流情況將呈現正向關係，
教育投資並無法使該國受益（Ionescu & Polgreen, 2009）。
若考量失業問題（Sequeira & Martins, 2008）、政府教育支出可能產生的排 擠效果（Blankenaua & Simpson, 2004），教育補貼亦有對經濟成長產生負影響之 可能，故政府在做出相關教育補助決定時須思索相關影響效果。
另外，Haupt（2012）認為選民屬性會影響政府教育支出決定，當熟知孩子 需要教育的父母增加，他們的政治力量可能會使每生高等教育補貼在一開始擴 張，但補助增加也會使其他父母開始希望孩子接受教育，進而讓高等教育需求 增加，此情形下政府維持相同的補助額之成本將過大，最終每生補助將因學生 數增加而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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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等教育支出與政府其他支出項目之關係
高等教育支出為政府總支出之一部分，在政府總支出固定的情況下，高等 教育部門必定與其他部門有競相爭取支出之問題，而政府應主要支持哪項支出，
學者們有不同論點，本節將先針對教育部門內之支出競爭，即高等教育、基礎 教育間之關係做探討，接下來則針對教育部門與非教育部門之情形做分析。
（一） 與其他教育項目
政府教育支出可大致分為補助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於政府總預算有限制 情況下，兩大部分的教育支出本就會有所增減，政府該如何由中決定最適分配 是一項大難題，針對政府應主要支持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各專家學者有以下 看法：
大部分學者認為基礎教育應較受重視，基礎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Su
（2004）認為政府應優先支援基礎教育，沒辦法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知識基礎，
又怎麼可能培養出好的高等教育畢業生；Arcalean & Schiopu（2010）分析美國 基礎教育（K-12）和高等教育間的公、私部門支出相互作用，及對經濟成長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整體教育公共支出增加將排擠私人捐款總水平，並增加家 計單位投入到基礎教育的資源比例，且在公共預算規模固定不變情況下，政府 投資基礎教育越多資源會使私部門增加對教育之投入，而其中大多是投資到高 等教育，故不論公共預算規模，為使經濟成長最大化，政府應投資較多資源於 基礎教育。
而另一派學者對於基礎教育及高等教育之分配持有較中立的看法，認為在 不同條件假設下，分析結果將不一樣，Blankenau（2005）和 Blankenau & Cassou
& Ingram（2007）皆同意當政府支出規模偏小時，應先支持基礎教育，當規模 達一定後才可逐漸增加對高等教育的補助，且前者不否認當政府補助學費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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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府教育支出增加才可有效提升經濟；Abington & Blankenau（2013）亦利 用疊代模型思考教育造成的重分配結果，當政府累積人力資本時，投資基礎教
時，政府教育支出增加才可有效提升經濟；Abington & Blankenau（2013）亦利 用疊代模型思考教育造成的重分配結果，當政府累積人力資本時，投資基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