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關文獻探討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對日本的酷文化內涵進行檢視和探討,並以此為基礎結合 Nye 的軟實 力觀點去觀察日本酷文化在軟實力面向上的應用情形,並延伸至日本透過其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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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資源為基礎所所提出的各種「酷日本政策」。
在進行本研究前,研究者先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進行回溯和探討,並將文 獻探討大致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及第二部份探討有關文化外交和軟實力的相關研 究文獻,第三部份則討論有關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上,第四部份則對日本的酷文化──
動漫畫文化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軟實力相關研究回顧
軟實力(soft power)是一個國家國力中相較於傳統硬實力的另一種特定形態,
因此欲對軟實力進行探討,則應以探討一國的實力做為出發點;此處所指的國家實力 係指國家在國際舞台上運用其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影響國際事件,使其結果合於己意的 能力(Huntington, 1993, p.22)。其中的有形因素包括領土、自然資源、人口等等,無 形的因素則包括有人民心理、領導者以及外交技巧、政府組織的效率等。
早期對一國實力的定義多半被定義在軍事力和政治力等較為傳統的剛性國力上,
但近年來隨著國際體系和情勢的改變,一國的民族凝聚力、國家制度和吸引他國的文 化力量等也都被視為是一種國家實力的來源,這類相較於傳統剛性國力顯得較不具體 可見的無形實力也開始受到關注並被廣泛討論,而 Nye 則於 1990 年率先提出軟實力
(soft power)一詞,將這些無形的權力作了一個總括性的分類定義。
Nye 於 1990 年時首度提出 soft power 此一名詞,於 2004 年時又出版《柔性權力》
(Soft Power)一書,抨擊美國於 2003 年出兵伊拉克的作法,並認為此一作法減損了 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魅力。Nye 並在書中指出,贏得和平比打勝仗要難得多,而軟實力 則是贏得和平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Joseph S. Nye, Jr 著,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
頁 35-41)。
Nye 認為,力量並不僅僅只有剛性力量此種單一的表現方式和面向,柔性的力量 並非軟弱的表現,而是另一面向的實力展現,Nye 並將軟實力定義為:一種懷柔招安、
近悅遠服的能力,而非強壓人低頭或用錢收買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一國的文化、政治 理想和政策若是能為他人接受及喜愛,則該國的軟實力便於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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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是一種相對於傳統剛性國力的概念,其是一種懷柔的力量,並非透過自己 直接的行動去改變或影響他人的行為,而是一種使對方自發性地去做自己希望對方完 成的事情的力量。因此,軟實力可以被概括定義為一種,不依賴強制或利誘手段,而 是以魅力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的力量。
Nye 並提到其認為軟實力的主要來源有三,分別為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
而當對方意識到軟實力資源所具有的魅力時,「軟實力資源」此時便能具現成為一種
「軟實力」。就文化層次而言,Nye 認為一國的文化若具有普遍性而對其他國家是具 有魅力的話,其在實施追求具有共通價值與利益的政策時便容易獲得其他國家自發性 的幫助(Joseph S. Nye, Jr 著,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頁 35-37)。而 Nye 在探討 有關一國的文化與軟實力發揮之間的關聯時,其在亞洲國家中則特別舉出日本作為例 子,並指出日本的企業精神、動畫電影和文學等等在歐美各國蔚為風尚,甚至在 1990 年代日本失去經濟強國此一光環後,其文化面的軟實力對全球國家的吸引力較之 1980 年代日本經濟極盛時期竟來得更為強大,絲毫不因日本經濟衰退而受到影響。
Morgenthau 則認為,在分析一國實力時,意識型態的影響力與軍事力量同樣重 要;其認為當今的國際政治角力不僅透過傳統的政治壓力和軍事力在進行,還包括了 對人心的爭奪。Morgenthau 在《Politics Among Nations》一書中將國家的權力組成劃 分為十二個大項,分別是:
(一)威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即在某些國際議題上使用一些政策或談判 姿態,令對手國相信自己具有某些重要的權力。
(二)意識型態(ideology):此指廣義的意識型態,包括政治、哲學以及道德信 念等概念,通常和其假想對手國的利益不一致。
(三)民族主義(nationalism):此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力根源。
(四)地理位置(geography):雖然在擁有先進導彈及核子武器技術的今日,地 理位置的重要性已大不如昔,但其仍具有一定之重要性。
(五)天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包含了糧食及各種礦產、原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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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業能力(industrial capacity):亦即一國的工業技術和產能的高低,可以 做為與他國比較的重要指標。
(七)軍事準備(military preparedness):包含科技、領導與軍隊素質。
(八)人口(population):一國人口的年齡層分布與總數量與其國家權力息息相 關。
(九)國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每個國家均不相同,故不易評估其重要性。
(十)國民士氣(national morale):為戰爭時期的重要關鍵要素。
(十一)外交素質(quality of diplomacy):即一國對外政策的品質,難以衡量,
但對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表現最為重要。
(十二)政府素質(quality of government):一國如何施展政策、集結資源以及 發展工商業的成就與政府素質有極大的關連,但此項目同樣不易衡量
(Morgenthau, 1985, pp.86-181)。
而探討比較二者之間對權力或實力的論述可以發現,Morgenthau 在此十二大項 中所提及的意識型態、外交素質及政府素質此三大項則與 Nye 所提出的「軟實力」論 點極為相似; Nye 認為軟實力主要的來源分別為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而 在 Morgenthau 的論點中,一國的意識型態會對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產生影 響,Morgenthau 對於軟實力來源的概念在本質上與 Nye 的觀點極為相近。而在外交 素質此一面向上,Nye 認為軟實力能夠運用在大眾外交上發揮作用,此點與
Morgenthau 強調外交素質的重要性也相互吻合;但在政府素質此一面向上,二者間 的看法出現比較不同的地方,其最主要的差異點則在於 Morgenthau 在對政府素質的 討論中並未包含外國人民對一國政府的觀感,其主要著眼於一國內政問題上,而 Nye 則認為,一國的國內及國外政策呈現在外國人民眼中所帶來的觀感和認知會對政府素 質此一表現產生很大的影響(Joseph S. Nye, Jr 著,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
Huntington(1993)認為國際衝突不再來自於意識型態,也非來自經濟,而是來 自於文化。Huntington 在其所著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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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也指出,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 序正在成形,具有文化臨近性的社會之間會彼此合作,而不同的國家會往領導其文明 的核心國家凝聚,由此論點可以看出 Huntington 同樣強調文化的力量將越趨重要,而 文明則是文化的擴大(Samuel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1997,頁 35);Nye 所提出 的軟實力論點也同樣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二者論點間的些微差異在於 Huntington 習慣 使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詞,而 Nye 則皆使用「文化」(culture)此一說法。
McGray 於 2002 年發表了〈日本國民酷總值〉(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一文,
此一探討日本大眾文化魅力及吸引力的文章也與 Nye 所提的軟實力論點相呼應;在該 篇文章中,McGray 高度評價了有關動漫畫、流行音樂、電玩遊戲、時裝及美食等日 本的大眾文化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文章中指出,「國民酷總值」(Gross National Cool)
也是軟實力的一種表現型態,與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樣能夠作為衡量一個 國家實力的指標(McGray, 2002, pp.44-54),文章中並指出日本是一具有「國家酷
(National Cool)」的文化大國。
在 McGray 發表了此篇文章之後,其所提出的 Gross National Cool(GNC)的概念 開始進入日本社會,引起了廣大的討論,甚至對日本的政策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2008 年時日本更正式將其廣受海外注目的大眾文化納進了外交政策之中,推行動畫外交,
日本外交史上首次任命動漫人物為該國的外交大使,由具有高人氣的動漫人物哆啦A 夢擔任日本的「動畫文化大使」,前往世界各地介紹日本。
McGray 所提出的「國民酷總值(GNC)」的概念不僅影響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其 在文章中對日本的文化大國形象描寫和論述也使得外國媒體紛紛開始關注起日本的 大眾文化,2003 年時華盛頓郵報便曾報導,儘管日本自 1990 年代後便飽受泡沫經濟 瓦解後的長期經濟不景氣所苦,但其依然以「在世界中最酷的國家」此一形象復活出 現,而日本之所以能以「文化超大國」此一身份存在和活躍的原因就是其擁有豐富的 大眾文化。
聯合報(2013)報導指出,日本政府與民間企業即將合資設立規模約 80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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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台幣 250 億元)的「酷日本基金」,藉此支持海外的日本電視台,並提供如字幕 翻譯、配音等經費補助,並將在在新加坡設立專屬日本的電視台,專門播送日本動畫 節目,期望透過此一措施能將日本文化更大規模的向海外傳播擴散,從而吸引外國民 眾對日本的興趣。
二、文化外交相關研究回顧
在相關文獻中,大眾外交與文化外交此兩詞語經常出現混用的狀況。大眾外交一 詞首先由 Edmund Gullion 於 1965 年提出,其後便被廣泛的使用,各國政府及學者常 因不同狀況或考量而會使用其他諸如媒體外交、文化外交、非正式外交等名詞稱之(卜 正珉,2009,頁 36-39)。除有許多相近的代用名詞之外,各機關和各學者對於大眾外 交的定義也皆不盡相同,故而很難為大眾外交賦予一個統一的定義。
在相關文獻中,大眾外交與文化外交此兩詞語經常出現混用的狀況。大眾外交一 詞首先由 Edmund Gullion 於 1965 年提出,其後便被廣泛的使用,各國政府及學者常 因不同狀況或考量而會使用其他諸如媒體外交、文化外交、非正式外交等名詞稱之(卜 正珉,2009,頁 36-39)。除有許多相近的代用名詞之外,各機關和各學者對於大眾外 交的定義也皆不盡相同,故而很難為大眾外交賦予一個統一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