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新公共管理，丹哈特夫婦對於新公共管理強調的市場核心感到質疑，
提出新公共服務。他們認為，雖然市場模型和效率所包含的利潤概念對於私部門 管理實務有用，但是做為解決政府治理問題的手段就並不是那麼適用，公民應該 是民主治理中的參與者和主人而非顧客。新公共服務站在新公共行政的立場上，
一邊對於傳統公共行政提出修正，另一方面則堅陳市場機制的雖有其長處，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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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成為民主國家依賴的重心，對新公共管理進行了反思。
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植基在：民主公民主權理論（Theories of Democratic Citizen ）、 社區與 公民 社會 模型 （ Models of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行政（Organizational Humanism and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以及後現代公共行政（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其 理念在在強調政府應重視的是民主公民權，而非如同新公共管理一味的市場化、
追求效率最高。新公共服務的內涵可以分為七點（丁煌 譯，2004：40-41）：
一、服務公民而非顧客：
公共利益源於對話和共享價值而非個人利益的集合。因此，公務員不只是回 應客戶，更應著重於與公民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
二、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者必須幫助建立一個集體共同的公共利益，目標並不是快速解決方 案，而是創造共同利益、分擔責任。
三、重視公民權更勝企業家精神：
公共利益由公務人員和公民們共同努力來達到有意義的貢獻比較好，因為企 業管理者總是認為公共資金就是自己的財產。
四、思考具策略性、行動具民主性：
透過集體努力和合作的過程，政策和方案就可以更有效率的達到公共利益。
五、承認課責（accountability）並不簡單：
公務人員要注意的事情並不僅是市場那麼簡單，更應該關注法律，社會價值 觀，政治規範，專業標準和公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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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而非掌舵：
一個盡責的公僕應該是幫助公民表達並滿足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並非將整個 社會納入控制、導向未知的新方向。
七、重視人，而非僅僅是生產率：
如果公共組織和所有參與其中的網絡是透過合作和基於對所有人的尊重來 共同領導的話，長遠來說是有更大可能取得成功。
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市場核心概念批判圍繞著民主、參與的觀點，亦 即它並不像新公共管理那般認為官體體制一無是處，必須從事根本的變革，官僚 體系還是可以運用其他方式進行矯治，而過度的市場化只會繼續降低它的治理能 力。費德瑞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認為：如果一直長期使用政府再造來 做為主要改革手段，會消耗政府施行政策的能力、降低對民眾需求的反應力，這 所 帶 來 的 後 果 將 會 使 國 家 失 去 其 治 理 核 心 ， 變 的 空 洞 化 （ hollow states ）
（Frederickson, 1996: 268）。
承接著空洞化國家的想法，學界也指出新公共管理過度追求市場效率會減弱 政府職能、式微民主參與。學者吳瓊恩認為新公共管理把公民視為政府的顧客，
而非政府的「擁有者」（owners），將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單的以市場提 供服務買賣關係來陳述，大大降低了公民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與責任，難以培養 公民的主動積極精神或公民美德（吳瓊恩，2002）。許立一亦持相同觀點，認為 新公共管理堅守管理主義的基調，忽視了公共行政中民主參與治理的政治本質，
一味的崇尚新公共管理並無益於建構公正的社會。且針對新公共管理過度重視成 果導向，提出此種傾向可能傷害國家社會長遠利益的警語，並以公共性的追求來 提出反省（許立一，2002：60）。
在實證研究方面，學者間也做了許多研究來質疑新公共管理這些新右派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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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對於政府再造帶來的影響。主要的文獻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評估對於應用私 部門管理技術之後的政府組織是否真的達到績效標準，二是進一步的深入了解公 部門是否在提供公共服務時的確忽略了公共性。
第一部分有關政府機關績效是否有因為施行私部門管理技術而提升的研究 主要是針對公營事業民營化。以我國來說便是以各個銀行、中華電信公司、台灣 肥料或是其他提供公共服務措施民營化等為主要研究主體。在陳基國、謝明輝
（2005）對基隆港裝卸作業民營化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民營化後民間公司產 生的裝卸作業管理效果，淨裝卸效率的確存在，但卻反因其他因素而減少其對整 體裝卸效率的貢獻。林靜雯、俞嫆嫆（2005）以民營化前後的台肥與中華電信之 營運構面為例對其做績效評估，研究發現台肥和中華電信在民營化前後績效變動 大不相同，民營化除了法規組織面的變動之外、亦與政府委派經營者的心態與能 力有關，因此民營化並非是矯治政府組織的萬靈丹。沈中華和林智勇（2009）利 用 1992 年到 2007 年共 43 個國家的資料分析銀行民營化是否真的能夠改進銀行 的績效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在大部分情況下民營化的成效專在於管理與獲利能力 指標上，在部分民營化和高度開發程度國家樣本中甚至於幾乎看不到民營化效果，
因此得出也許銀行民營化不一定能提升其績效表現的結論。
除了民營化之外，全面品質管理、績效管理、平衡計分卡等等，亦成為公部 門以企業型政府為目標進行再造時經常使用的管理技術。然而，在引進私部門管 理方式的同時，學習的目的常常是為了改善提供服務的某方面缺點，但同時在其 他部分料想不及的缺失亦逐步衍生出來。學者蘇偉業研究便指出，公部門績效管 理的實行，往往造成績效評量無法反映組織真正績效的「績效悖理」(performance paradox)，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應付心理以及各種扭曲行為（蘇偉業，
2009a：116-119）。
第二部份關於民營化、契約外包等私部門管理手段忽略公共行政本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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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馨（2004）以我國電信事業民營化為例，探討其民營化的發展進程，並提出 一直以來民營化忽略「普及服務」的論點，再次闡述公共性在公共行政組織裡的 不可或缺。劉淑瓊（2001）有鑑於契約委託已被台灣政府宣示為福利服務輸送政 策主軸，便以社會服務民營化為主題，觀察是否契約委託制度可以在良性競爭中 產生效率，研究發現雖然民營化有其優點，但政府機關應如何證明資源運用的正 當性與對標的團體界定影響評估更是應注意的地方。
綜上所述，學者間對於新公共管理的精神以及其衍生的政府再造等等管理技 術，最主要的質疑點便在於其過於強調師法企業，結果導向的後果變成成了工具 理性的追求，忽略公部門更應崇尚追尋的公共利益。新公共管理崇尚運用私部門 手段，以競爭、效率、績效等市場導向的價值欲襯托出傳統公共行政的落伍，然 而由於政府再造的結果，其所獲得的改革成效反襯出它在公民精神、公民參與、
以及文官倫理面向的缺失，以致其鋒頭漸過（吳瓊恩，2002：177）。
透過市場誘因結構、契約控制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失效，也促使人們回頭思考：
什麼因素可以促進公共服務動機？對於新公共管理的反動，不過是更加證明了講 究控制、誘因的 X 理論在公部門的格格不入。私部門管理手段並非一無是處，新 公共管理亦非毫不可取，但當私部門管理工具落實時遭到扭曲，理想無法實行時，
從另一個角度－第三部門管理的視野來切入，或許能有不同的反思回饋。鐘擺的 擺盪，到了右邊的極端顯現出適應不良，又漸漸的往左進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