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結構與建構:技術研究的取徑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生成。在本文看來,此一取徑確實為理解當代技術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 具,但與早期結構性觀點相同的是,它仍舊未能細緻地探究日常技術實作的過 程。甚至,在轉向關注於技術物建構生成的過程時,它也失去了早期結構性觀 點總體批判的視野與力道。 

        循此,在最後,本文將指出無論是「結構」還是「建構」的取徑都不適於 用以理解技術化生活形式中行動電話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在根本上它們都未 能掌握當代生活中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性」特徵。本文主張,在「技術化的 生活形式」之中,人、技術與世界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連,其中不只是「技 術」作為系統宰制著人們,也不單純是人與技術間「對稱性」的建構生成,而 是可以表示為「人─技術─世界」11的相互關連性。亦即,「技術」在中介人與 其生活世界之關係時確實有其結構性的作用與影響,但同時它卻也不是就其自 身成為其所是,而總是在人與其生活世界的相互關連中才得以清晰地浮現。從 此一相互關連出發,本文將提出一個新的技術研究取徑與理論視野。 

二、 結構與建構:技術研究的取徑 

就如同社會理論傳統一直以來都有著「結構」與「建構」觀點的差異,過 去技術研究的取徑中也相繼地出現過這兩種不同的分析視野。在理解人與技術 之關係的問題上,它們各自都有著重要的貢獻。本文在此不擬全面地討論這兩 個取徑各自的發展、脈絡與內容,而是就這兩個取徑各自所持的主要觀點與分 析視野加以討論,並說明何以它們都不適用於分析當今技術化的生活中行動電        

11  從底下的討論中我們會慢慢看到,一方面,「人─技術─世界」所表示的是今天我們的日常生 活總是在「技術」的媒介中才展開的,同時,每一種技術物也總是在某一特定的實作(文化)

脈絡中才成為其所是。換言之,「技術」並不被看作是客觀、自在的事實,但也不是可隨意建構 的「文本」。另一方面,「人─技術─世界」這樣的表示方式也是相對於「技術→人」或「人→

技術」單向的視野。換言之,我們認為,在技術化的生活形式之中,人、技術、世界三者之間 存在的是交互作用的建構關連,而不是單向的「結構」或「建構」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話所帶來的影響。 

(一) 技術作為系統 

首先,在早期技術研究的結構取徑中,研究者們往往採取一種鉅觀文化變 遷的分析角度。對於他們來說,探問的起點或是最終的問題往往是,人類的技 術在這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轉變,以及,相應地這些技術的 變遷又對人類社會自身造成了什麼影響。而總括言之,在他們看來,現代技術 發展所導致的後果往往是對於人類生活總體的支配與控制。就如同 Jacques  Ellul

(1964: 78‐79)所指出的,大抵上,人類技術的發展自十八世紀以後就逐漸與傳 統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過去那些舊有的技術特徵逐漸消失了,Lewis  Mumford

(1972:  81)所描繪的那種與其他文化元素和諧地交織在一起的「工具」12不復 存在。一方面,技術開始深入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各個部分,它不僅在多樣 化與追求完美的可能性上不斷地擴展,同時,也在空間上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另一方面,技術發展、演化的速度也逐漸脫離了人們的生活步調,這種 加速意味著技術不再適應於人,而是開始反過來要求人的適應。Ellul(1964:  6)

將這樣的發展看作是「技術」逐漸具有了實質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技術不 再只是外在於人的工具或機器,而是成為了我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另一方面,

技術不僅僅已將我們的世界轉換為一個人造的世界,也不只是快將傳統的自然 環境給吸收、消除,同時,技術的實質化更意味著,我們正目睹著一種新的技 術倫理與價值的創造、一個道德上一致的命令與價值體系逐漸發展成形,而它

       

12  所謂的「工具」,在這些早期的技術研究者們的討論中,意指的是那種有限地被使用的、同時 也是被涵括在總體文化架構之下的技術物。(Ellul, 1964: 66)也就如同 Mumford(1967: 9)所說 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技術從來就不曾脫離整體的文化架構,人總是在整個文化體系之中 活動。換言之,作為「工具」的技術也就可以被想像為只是涵括在一個更高階序的文化整體之 下的元素。更簡單地說,也就是在這個傳統的階段中,作為「工具」的技術乃是於社會之中的 其他文化元素交織融合在一起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文明的整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將取消並取代傳統的道德與價值體系。(Ellul, 2008[1962]: 137) 

另一位早期重要的技術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 也以另一種方式說明了這一 轉變。Heidegger(1977:  324‐325)將現代技術的本質稱為「座架」(enframing,  Gestell),也就是對於自然與人的強求與限定之總體。在他看來,現代技術不同 於 傳 統 工 具 的 地 方 在 於 , 它 是 以 一 種 強 求 的 方 式 不 合 理 地 要 求 著 自 然 。

(Heidegger, 1977: 320‐322),而這意味著,所有事物都能夠即刻地被取用或是接 受進一步地配置。以這樣的方式被安置的事物,在 Heidegger 看來,便成為了失 去了自身特性的「持存物」(standing‐reserve)。循此,我們可以看到,Heidegger 藉由「座架」所要揭露的同樣也是現代技術已成為一種具有自主性與強制性的 實在,它框構、限定、配置著人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它只將世界呈現為 某一種樣子,將所有的客體都化約為效率、計算與秩序原則之下的「持存物」。 

        因此,簡單來說,對於這些早期關注於技術現象的學者們來說,現代技術 的發展也就意味著一個普遍地籠罩、支配著人類的、具有某種自主性的「技術 系統」或是「座架」逐漸地成形了。就是在這樣的核心的觀點之下,這些研究 者們批判著「技術」對於人類的支配與影響。在他們看來,今天,技術已絕非

「中性」的事物。因此,在探討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時,我們不再能單純地 將其歸咎於使用者的意圖。如同 Ellul(1964:  141)所指出的,當我們認識到技 術系統的自主性時,我們將會發現技術並不是沒有方向、特質與結構的中性物 質。換言之,技術內在自身有其決定性,它既獨立於使用者的意圖與目的,同

時也無法輕易地被消除。13這也正是為何 Heidegger(1977)在探問現代技術的 本質時,一開始就駁斥了將技術視為是中性工具的通俗觀點。在 Heidegger(1977)

看來,這樣的觀點並沒有錯,但它卻也沒有真正地掌握到現代技術的本質。現

13  Ellul(1964: 125‐126)甚至認為,這樣一種無所不在的技術系統就好像是帶有著一種「極權主 義」的性格。換言之,於其中,即便是人自身也無法倖免於其統治。就如同 Ellul(1964: 115)

所指出的,最終,在宣傳(propaganda)、教育等精神技術的發展之中,人的心靈也技術化了。

術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則是反過來關注於「技 術事實」的形成。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採取「建構」觀點的技術研究不 再將「技術」當作是解釋一切問題的起始因,而是如 Pinch 與 Bijker(1987:  24)

所說的,將其視為有待解釋的對象。這種採取了「多向模型」14與「對稱性」15原 則的建構生成觀點,確實提供了一種有別於結構取徑鉅觀文化批判的分析視野。

例如,「人」的角色在其討論中獲得了更多的關注與重視。正如同 Bijker(1992: 76)

所指出的,在 SCOT 的模型中,相關的社會團體(relevant social groups)是分析 的關鍵起點,甚至可以說,技術物並不存在於由不同的社會團體及其成員所構 成的互動脈絡之外。同時,在探討一項技術事實的建構生成時,各個相關社會

       

14  所謂的「多向模型」,也就是認為那種從設計、生產、銷售到使用的單線性、簡潔有序的技術 發展圖像不僅是過於簡單,它更是錯誤的想像。(Bijker, 1992: 75)在技術的社會建構論看來,一 個技術物的發展過程應該被描述為變異與選擇的交替(alternation of variation and selection)。也 就是說,一方面,在技術發展的過程中,經常都不是只有「一種」技術物,而是有著各種不同 的變異形式;而另一方面,技術物的發展與最終的穩定化也就涉及了一連串的選擇過程。 

15  所謂的「對稱性」原則也就是源自於科學社會學的「強綱領」,就如 Pinch 與 Bijker(1987: 22‐23)

所指出的,過去,當人們在討論技術物的創新與發展時,往往會傾向偏好成功的技術案例,並 預設技術物的成功即是它後續發展的原因,但實際上,這種「不對稱」的分析焦點忽略了技術 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細節。而 Pinch 與 Bijker 的目的即是要去打造一種技術社會學,它對待技術就 像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待科學事實那般,遵循著對稱性、不偏倚的解釋原則。也就是說,不論 是成功或失敗的技術都應該以相同的方式來加以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團體之間的相互「徵召」,以及各類的修辭宣稱也都是研究關注的焦點所在。16

(Bijker, 1987: 182‐184) 

        然而,這種「社會」建構的轉向卻也成為此一取徑最大的問題。由於在分 析技術物的建構過程中,技術物變成了被解釋的對象,甚至是可以透過「修辭」

加以「轉換」的東西,這使得技術物本身的特性在建構的取徑中「消失」了。

而這讓技術研究的建構取徑就好像只是跳到了早期結構觀點的另一面:從強調

「技術→人」變成關注於「人→技術」。因此,一種更為「激進」的建構論逐漸 地在這樣反省的聲浪中浮現。以 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 等人為代表的「行 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開始強調「一般化的對稱性原則」

(generalized principle of symmetry)。也就是將「強綱領」中的對稱性原則予以 延伸,使得科學與技術事實的探究不只是能夠以同樣的社會原因進行說明,同

(generalized principle of symmetry)。也就是將「強綱領」中的對稱性原則予以 延伸,使得科學與技術事實的探究不只是能夠以同樣的社會原因進行說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