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朝到明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第四節 明朝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以用南宋遺臣陳大震看到廣州外商雲集所產生的偏見與感慨，來窺知一二：
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為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
而業文擢第，及劣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 並海，依險阻以為固。秦漢以來，常為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為郡，
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 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湊也。羣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 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巿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
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 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鬬。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 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 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為非也。嫁娶 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
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
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楶所以日夜責躬自咎，
又痛為廣人惜之也。67
根據陳大震的敘述，「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 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雖然無法確切得知這個場景的具體事例，但是 至少可以看出在外商聚集地區的風俗民情，而司法訴訟案件應該也並非依循中國 人民所熟悉的審問程序。
第四節 明朝
一、明朝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在明朝的互市制度中，「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
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 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68可知明朝中國的陸路互市為
「東有馬市，西有茶市」，海路貿易則允許前來中國朝貢的貢舶攜帶貨物與中國 貿易。事實上，唐宋蕃坊與元朝中國時期蕃商首領統馭商港的情形，到了明朝則 不復見。「明初廣州合三城為一，有外國人不得城居之禁，洪武三十一（1398）
年四月禁廣東通番，番船及夷人無法如前代各朝一樣與中國人雜居於廣州城。至
67﹝元﹞陳大震，《元大德南海志殘本》附錄二，南海志輯佚，章楶撰廣州府移學記，頁 160。
68 《明史》，卷 81，食貨志 5，〈市舶〉。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永樂三（1405）年始置懷遠驛於城外十八甫以館外國貢使。」69學者黃文寬指出
「置懷遠驛於城外」可以說是明朝之後對外人的防備。事實上，明朝中國時期來 華外商和宋、元時期的外商，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差別，這是因為明朝中國的對外 貿易具有其特殊性，從而也造就了在華外商地位不同於以往。明朝的建立是基於
「驅除胡虜、恢復中華」70，而在朱元璋討伐元朝的檄文可以顯示，「中國」、「中 華」的概念被緊縮到充滿漢人本位色彩的華夷觀。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建國的環 境又受到北方元末蒙古貴族勢力（北虜）南方沿海的海寇（南倭）的威脅，因此 明太祖對外人的態度傾向警戒與保守。71
明朝對外貿易區分為陸路貿易的互市（馬市、木市、茶馬貿易）、海路貿易
（從對中國恭順的國家來航的貢舶貿易），以及使節團貿易。72陸路貿易主要是 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官營、私營貿易，大致符合中國向來的互市原則；海上貿易方 面，明朝中國繼承宋、元時代因中國生產力、造船技術發達與中國商船活躍於海 上等因素，持續存在著以中國與中國商人為中心的亞洲海上物資流通網路。然而 明朝中國海上貿易之特殊性，在於因應「倭寇」而祭出的海禁政策。明朝政府嚴 防倭寇而實施海禁，並且只允許對中國恭順、尊崇中國為上國的「貢舶」前來貿 易。換言之，有別於前朝除了官營貿易外還有繁盛的中外民間商船貿易，明朝中 國的海上貿易是結合了「海禁」與「朝貢」的「官方壟斷貿易」。73在海禁下，
明朝市舶司的服務對象不再是過去以民間性質為主的中外船隻，而是接待使節、
保管及轉運貢品、管理貢舶附帶貿易的交易等，而不具備宋、元時期市舶機構管 理中外民間商船的性質。74因此，在明朝能透過海上貿易而來到中國的外商，基 本上都是跟隨具有官方性質的「貢使」而來的使節團成員，因此明朝政府自然不 會將這些外商視為一般平民商販而直接以中國法律管束。
這些來到中國的外商，其身分通常依附在貢使之下，並且依照明朝海上貢舶 貿易的體制，隨同前來京師朝貢的使節入宿會同館，而且獲得准許在會同館進行 貿易，不予課稅。75事實上，在中國歷代王朝史上，外國使節為了謁見皇帝來到
69 黃文寬，〈宋朝廣州西城與番坊考〉，《嶺南文史》，第 01 期(廣州，1987)，頁 35。
70 ﹝明﹞宋濂，〈諭中原檄〉收錄於《國史鏡原》(臺北：時報出版，1986)，頁 98。
71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 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 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收入《明朝開國文獻》第三冊，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國立北平圖書館原藏本，1966。
7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42-62。
73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64-65。
74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54。
75 〔明〕李東陽纂，申時行重編，《大明會典》，卷 108，禮部 66，朝貢 4，朝貢通例。，收入《元 明史料叢輯第二輯》第十四至十八冊(，臺北：文海，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1984)，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中國首都，途中都會攜帶貨物在中國境內進行貿易。當外國使節進入中國境內，
王朝派出地方官或陪官負責接待、護送至首都，而在前往首都的途所停留的館舍，
使節團通常都帶著本國商品與當地商人進行貿易。使節貿易通常是因為個人利益，
用以補貼沿途費用或為該國當局利益籌謀，76而且使節貿易之舉行，就在使節居 住的館舍驛站（例如都亭驛、會同館等地）進行。以宋朝為例，宋朝將外國使節
（如西夏）安排在京師的都亭驛等處，並且採取「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77與「規 免市徵」78之態度，允許外國使節團攜帶大量貨物，在使節團來到京師之際中國 商人進行免稅交易。對中國來說，給予使節在館舍進行貿易，不僅具有懷柔遠人 的精神，也是提供到訪京師的外國使節補貼團費的一種方法，而這種做法一直延 續到清朝。
從史料來看，明朝涉外法律的史料中，可直接參考的是明朝的律法。對照唐、
宋律法，可知明律除了在標題上將「化外人相犯」修改為「化外人有犯」之外，
對「化外人」的定義也不同以往，而是「外夷來降之人，及收捕冦散處各地方者 皆是。言此等人原雖非我族類，歸附即是王民，如犯輕重罪名，各譯問明白，並 依常律擬斷，示王者無外也。」79也就是說，明朝政府將化外人視為歸附的王民 或來降者，並且一律適用中國法律。綜覽明朝刑律，正因為外人都是「王民」，
並無對外人的特殊優待，也不存在同類自相犯的法律；此外，對於來華的外人亦 無什麼特殊規定，所有犯罪者，一律按明朝法律判處。或許是因為明朝對外通商 僅開放官方性質的貿易，加上明朝華夷之防的思維下，甚少有中外商人之間的司 法案件（唯澳門有葡萄牙人居留，然其性質特殊，容後節詳述），以致明朝中國 在處理涉及外商之司法審判的判例並不多，較常見的案例通常是涉及外國來使的 犯罪問題。試看一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使入貢，已至甯波府。凡番使入中國，不 得私載兵器、刀槊之類鬻於民。具其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 刀槊之類，籍封送京師。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踏海波，跋 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有賫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 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刀槊之類，在民間不許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 送官。上曰；無所鬻則官為凖中國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
1588-1589。
76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7。
77 《宋史》，卷 186，食貨志下 8，〈互市舶法〉，引自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篇三種》第 5 冊(台北：景文出版，1979)，頁 4563。
7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 月乙未條，頁 1902。
79 《大明律例》卷一，《名例》，化外人有犯條，引自〔明〕鄭繼芳等訂正，洪啟睿等校，《大明 律例集解附例》第一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 344-3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明成祖永樂元（1403）年，日本使節違反中國禁令，攜帶刀械兵器在民間買賣。
禮部尚書李至剛（1355-1426 年）建議成祖查禁沒官，但明成祖認為中國對來朝 的使節給予貿易特權，具有補貼盤纏的意涵，因此對使節特別寬容。此一案例可 以證明明朝對具官方身分的使節，其司法審判自然不會依照一般對外人適用中國 法律待之，而是「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足見明朝 政府對使節之待遇不能與一般外來民人相論。另外，憲宗成化四（1468）年十一 月，「（日本）使臣清啟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啟，奏言犯法 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 者益無忌。」 80成化十七（1481）年七月，暹羅、蘇門答臘兩國貢使回國途中，
私買貧民子女載運私鹽，並從事不法之事，明朝當局查獲後並未以明朝律法直接 對使臣判刑，而是告知兩國國王依其法律治罪，並且曉諭國王更換使臣，明確告
私買貧民子女載運私鹽，並從事不法之事，明朝當局查獲後並未以明朝律法直接 對使臣判刑，而是告知兩國國王依其法律治罪，並且曉諭國王更換使臣，明確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