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親密關係暴力諮商實務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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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心靈支持是當事人復原的重要資源。助人專業的內涵包括對於暴力受 害復原過程的全面性理解，如此較能提供給與當事人力量和更多資源的介入

（Anderson, Renner, & Danis, 2012）。某部分的親密暴力受害者，可能時常向醫院 尋求藥物治療，但並非針對暴力事件做討論和治療。因此醫院也可能傾向轉介到 心理健康治療機構（HCPs），後續轉介的機構處遇包括：親密暴力的診斷、安排 諮商與安全機制的評估（Morse, Lafleur, Fogarty, Mittal, & Cerulli, 2011）。 如果心 理助人者可以辨識、處理暴力事件相關的其他議題，或許也有助於減少自殺案例

（Devries et al., 2011）。個案遭受暴力經驗的安全機制評估，以及後續接受的諮商，

是心理助人者專業必經的內涵，在過程中會面臨哪些考驗呢？本節將整理過去「通 報的議題」和「諮商過程的處遇脈絡」相關文獻來作探討。

一、 通報界線的議題

親密關係暴力在目前的諮商工作上，屬於危機個案的類型，必定會考慮到是 否通報的議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2009），以及根據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全國法規資料庫，2011），當個案或學生出現暴力或疑似 性暴力危險時，須通報至當地主管機關及校安中心。

另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提到該法的保障範圍為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 者（全國法規資料庫，2009），因此，假如心理工作者遇到的是未有同居情形的案 主時，除了通報校安中心外，在倫理上，諮商心理師專業倫理守則第八條提到，

必須要啟用預警的責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12）。

預警的責任條例提到，心理師必須應向其合法監護人、第三者或有適當權責之機 構或人員預警。但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也沒有提到其他相關罰則（陳若璋，

2009），在預警的責任上，是不是容易被忽視呢？陳若璋（2009）指出通報配套的 困境為，這些條例只規定必須通報，但通報之後又如何？條例並未提供督導機構 後續的回饋和處理措施，以便諮商中心和學校人員有應對的措施，以至於通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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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義務，而非能得到對等的支持網絡系統。

也因為這樣的模糊地帶，加上倫理守則的案主受益權優先的先決條件之下，

「是否通報」，在某些臨界點模糊的案例上成為諮商師個人專業判斷能力上的考 驗。在理想狀況下，下定決心報案等於打開通往恢復社會生活之門。然而實際上，

這個決定可能讓倖存者捲入一個待她/他冷漠、甚至敵對的體系中（引自施宏達、

陳文琪譯，pp. 255，2004）。

二、 諮商處遇內涵

過去的研究已經整理出了一些關於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處遇策略，像是：（1）

培育受害案主之自主性及賦權歷程；（2）與受害個案擬定及演練安全計畫；（3）

了解受害者問題與需求之多樣性；（4）提供接納了解和非批判之態度與經驗；（5）

理解抗拒的意義；（6）隨時評估案主的改變速度，了解改變對案主的影響；（7）

暸解暴力背後的心理需求，辨識並改變暴力循環；（8）協助暴力關係受害者去發 展一個新的、更正向的伴侶關係；（9）培養和罪惡感、害怕、焦慮、悲傷情緒共 處的能力；（10）增加與受害者的朋友發展工作關係的策略，讀者可以參考（沈 慶鴻，2001；王沂釗、陳若璋，2011；Pearson, 1991; Murray & Kardatzke, 2007; de Bocanegra, Rostovtseva, Khera, & Godhwani, 2010; Anderson, Renner & Danis,

2012）。以上九點是過去專家們，透過理論和實務的整合，整理出來的親密暴力 諮商處遇。但在實務工作上，心理工作者在執行這些處遇時，可能會遭遇哪些困 境呢？Tetterton與Farnsworth（2011）提到心理助人者首要注意「世代價值觀」的 差異，因為價值觀往往決定做決定的關鍵。在心理工作會談中，心理助人者怎麼 去看這個議題？自己本身和該議題的相關經驗為何？這些在後續的諮商關係會有 哪些交互作用呢？以下文獻將針對「評估脈絡、當事人的抗拒、諮商關係的運用、

性議題的討論」，來作為諮商處遇內涵困境探討。

(一) 當事人危機狀態、暴力脈絡情境的評估

諮商工作者比較熟悉的是如何關心受害個案、提昇其自我價值及自主性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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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使用資源等作法，同理、陪伴、支持的諮商關係，也是最易發展的處遇原則。

但在危機評估中，多數工作者不敢直接詢問及處理暴力，或者不熟悉受害者的安 全計畫擬訂與實施。對施暴者背景相關的知識、理論、危險評估方式、及處遇計 畫等皆不熟稔，亦僅有少數者使用結構式的客觀評估工具（王沂釗、陳若璋，

2011）。然而Cattaneo與Chapman（2011）探討了13位實務工作者，研究呈現某部 分的實務者認為強加評估架構在過程中，會影響工作的品質。研究也發現在不同 的個案脈絡，會使用不同的技巧來應對，有些人根據自己對於危險評估的敏感度 覺察來決定工作的速度；另外也有人會根據獲得的深度資訊，去客製化評估的標 準。但研究發現專家最大的觀點差異，在於「受害者的數量是否被最小化」的爭 議。

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脈絡有些可能並不是很明顯。若心理助人者如果僅將親 密關係暴力界定為「關係適應」問題，未能覺察其間像徵暴力的特質，很可能會 受個案表面之求助原因所誤導，未能顯現有效的諮商效果（王沂釗、陳若璋，

2011）。情境的影響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年輕女性會持續一段虐待式的關係，背 後是很多因素影響的，讓女性停留在虐待關係裡的關鍵，很可能是她在那段關係 發生時，所面臨的處境（張淑茹、劉慧玉譯，pp. 129，1998）。

除了上述心理工作專家的評估角度外，有幾個關鍵議題也會影響心理助人者 和遭受約會暴力的對象工作，像是「當事人對專家的約會暴力陳述內容」（Murray

& Kardatzke, 2007）。陳怡青等人（2012）透過自陳量表，了解心理助人者、加害 人、被害人，三方對家庭暴力行為進行不同面向的了解。發現加害人與被害者對 暴力與控制的自陳並不一致，因此仍需進一步探討雙方觀點的分歧與加害人暴力 自陳的淡化或否認現象。暴力事件是否有客觀事實，或者只有單純的個人主觀事 實，這些又是如何影響心理工作呢？是接下來研究者研究將探討的部分。

(二) 當事人抗拒的心理狀態

「抗拒」一詞最早是精神分析的治療概念。Morse等人（2011）去探討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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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暴力當事人，接觸心理健康治療機構的處遇經驗。結果顯示只有一半（51%）的 案主向機構透露親密暴力的狀況。Lloyd與Emery（2000）呼籲心理助人者不要忽 略約會暴力受害者的抗拒。揭露約會暴力關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當事人可 能面臨是否要保守秘密的壓力。

(三) 諮商關係的運用

如果案主的主訴困擾出現在治療會談中，該議題也可以在治療關係中直接來 處理（Vandenberghe & da Silveira, 2012）。

1. 客體關係理論

Janzen等人（2010）邀請了24研究參與者被要求去回想一個關於有助於諮商關 係發展的重要事件。研究也檢視了依附關係的狀態和諮商關係的關連性。研究結 果支持了Bowlby的安全依附假設，安全依附的案主（低焦慮、低逃避）的案主提 到了較多探究問題性質的介入；不安全依附者（低焦慮、高逃避）的案主提到了 較多支持性的介入。了解案主的依附型態，對於心理助人者的介入和諮商關係的 建立是有幫助的。

2. 人際互動歷程分析和治療

在親密暴力個案的處理過程中，和個案互動的時間長度會有多久呢？或許需 要視不同的案例而定。例如有時候案主的個人議題在長期關係中才會呈現，短期 的治療可能較難碰觸到該核心議題；某些案主可能在短期關係內可以運作得很順 暢，但在長期狀態之下，會不斷的去破壞彼此的關係，甚至案主的核心議題也會 無形中的去破壞很多良好的關係，像是跟家人、朋友、親密關係和治療關係

（Vandenberghe & da Silveira, 2012）。在諮商中，心理助人者遭遇這些現象時，可 以辨認出來嗎？如果辨認出來的關鍵是什麼？那個當下又可以做哪些介入呢？

3. 溝通分析學派之三角關係概念

Berne（1964）在《人間遊戲》(Games people play)一書中提到拯救三角的概念

（rescue triangle），便指出「受害者」在拒絕接受拯救時，「保護者」（例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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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可能會轉成「施虐者」的角色。所以在受害者離開施虐者時，治療師最好不 要太汲汲鼓勵患者遠離對方，否則，一旦他/她與施虐者恢復聯繫時，他/她極可能 覺得難以再面對治療師了。比較好的方式可能是協助案主整合愛與恐懼兩種極端 的存在，有助於她/他們整合自己對於伴侶的矛盾感情（引自張淑茹、劉慧玉譯，

pp. 139，1998）。而不是只有鼓勵案主盡快離開恐怖情人而已。

4. 反移情的現象

心理助人者在提昇個案的安全議題的同時，也須要當心倫理上的議題，像是 注意自己的反移情反應，並且不要壓迫個案一定要離開暴力關係（Kress, Protivnak,

& Sadlak, 2008）。在 Morse 等人（2011）的研究就發現約七成（71%）的案主感 覺到治療師鼓吹他們離開這段關係。

治療師聽了患者的創傷故事，重新勾起自己過往的創傷回憶。除了遭受替代 性創傷之外，治療師也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人際圈出現更不信任他人，甚至影響 到自己的親密關係，對人類的現況更加悲觀。經驗豐富的治療師在心理受創傷者 面前，突然感到絕望的情況並非罕見。治療師不但對受害者的無助感同身受，對 受害者的憤怒也是，會從經歷一個極端，飄盪到另一個憤怒的極端，像是遷就於 發怒的患者，或者是先發制人的發怒（引自施宏達、陳文琪譯，pp. 219, 221, 224，

治療師聽了患者的創傷故事，重新勾起自己過往的創傷回憶。除了遭受替代 性創傷之外，治療師也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人際圈出現更不信任他人，甚至影響 到自己的親密關係，對人類的現況更加悲觀。經驗豐富的治療師在心理受創傷者 面前，突然感到絕望的情況並非罕見。治療師不但對受害者的無助感同身受，對 受害者的憤怒也是，會從經歷一個極端，飄盪到另一個憤怒的極端，像是遷就於 發怒的患者，或者是先發制人的發怒（引自施宏達、陳文琪譯，pp. 219, 221, 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