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的比較

一、翻譯難題

Pavlović (2007) 的研究指出譯入與譯出母語時所遇到的難題類型很類似，稍有 不同的是譯出母語時會遇到較多字詞轉換上的難題，而譯入母語時則是會遇到較 多句法與篇章上的難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在譯出母語時，受試者的確面臨較 多字詞轉換上的難題，不過在譯入母語時，受試者並未較譯出母語時面臨更多句 法上的難題，仍然是以字詞理解難題佔大宗。筆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中英文相較 Pavlović 研究的克羅埃西亞語，型態變化(inflection)較為簡易，所以受試者比較沒 有出現句法與篇章上的難題。

然而在比較兩組受試者譯入與譯出母語的難題分布後，筆者發現對英文母語受 試者 E2 與 E3 而言，轉換與理解難題的差異在譯入與譯出母語時並無明顯分別；

相反的，在中文母語受試者中卻十分明顯。

筆者推測這可能與受試者使用兩種語言的機會多寡有關。本研究中的英文母語 受試者 E2 與 E3，雖然自小在英語系國家長大，在家中或在學校使用中文的時間 其實並不亞於英文。相較之下，中文母語受試者使用兩種語言的機會則可能較不 平均。

至於母語和非母語受試者共同面臨的專有名詞轉換、原文句型轉換與搭配詞選 擇難題，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皆為受過 3 年翻譯所訓練的學生，翻譯能力應十分相 近。控制此一變項後，母語和非母語受試者在上述難題分布上便無差異。因此，

筆者推測這些難題可能與背景知識、對題材的熟悉程度比較有關，與母語為何較 無關係。

二、翻譯策略

就難題解決策略而言，對所有受試者來說，最常用的幾個策略是 Gerloff(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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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儲存與提取策略(storage & retrieval)、一般性搜尋與選擇策略(general search & selection)、文本脈絡化策略(text contextualization)。在本研究中，受試者 使用語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策略的次數相當少。筆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 Gerloff 的研究對象是外語學習者，所以對外語的理解還停留在文字表面的層次，而翻譯 所的學生雖然也算是外語學習者，但在語言的掌握上高出一般的外語學者許多，

所以可能已將語言分析內化到翻譯過程中。在原案中，通常是面臨複雜句型時，

才會明確使用語言分析策略。推論與推理策略通常用來解決原文理解的問題。在 每個詞都看得懂的情況下，受試者會傾向採用此策略推定詞與詞、句子與句子之 間的關係。

儲存與提取策略是一種向外尋求解決方案的策略，通常在譯入母語遇到理解難 題，或是遇到專有名詞轉換難題時使用。一般性搜尋與選擇策略是一種向內尋求 解決方案的策略，通常在遇到句型轉換難題，或原文特定說法轉換難題時使用。

而文本脈絡化策略則是一種檢證判斷的策略，通常會合併前兩種策略使用。

此外，筆者分析受試者所面臨的翻譯難題及解決策略後，認為前人所提出的翻 譯策略較著重於「字詞」層面的翻譯策略，而較少關注「句子」層面的翻譯策略。

筆者認為這可能與兩位研究者所研究的翻譯語言有關。英文與法文的句法結構，

相較英文與中文來得接近，因此在轉換上，可能較不需有大幅度的調動。

然而在本研究中，受試者在處理兩種語言的句型時，卻經常面臨翻譯難題。最 為明顯的就是下面兩個例子：

美國爆發次級房貸危機之後，連帶引發金融風暴，影響所及，全球經濟無不受 到衝擊。(中譯英原文第二段)

The market crash of 2008 that plunged the world into the economic recession from which it is still reeling had many causes. (英譯中原文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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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受試者在處理中譯英的句型之所以遇到難題，可能與中文的主旨語突 顯(topic-prominent)性質有關。相較於英文的主詞、動詞、受詞的基本結構，中文 的句子有時並不需要主詞，也無關係子句或明顯的連接詞串聯。因此在譯入英文 時，大多數的受試者無法直接將中文的句法套入英文中。

受試者所採取的策略多為跳脫原來的中文句型，指認出一連串句子的主詞，並 選擇主要動詞以符合英文主詞突顯(subject-prominent)的特性。筆者借用語言學的 分類，將受試者翻譯此類中文句型的策略，歸類為「主詞突顯」策略。

另一方面，受試者在處理英譯中的句型之所以遇到難題，可能與中英文句法分 支方向不同有關。英文屬於右向分支(right-branching)的結構，而中文屬於左向分支 (left-branching)的結構。以上述的例子來說，英文可以使用關係代名詞“from which”

向右延伸來形容主詞，中文卻沒有這樣的句法結構。一般而言，對於主詞的形容 必須置於主詞左邊。

受試者在面臨此難題時，採取的解決策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遵循中文的語法 結構，將形容詞子句的內容移到主詞左邊：

由於 2008 年市場崩壞造成至今尚未停止的全球經濟衰退……

(中文母語受試者 C3) ↑關係代名詞 ↑主詞

第二種，也是大多數受試者所採取的方式，便是使用視譯訓練中常見的「順譯 切句」策略，將英文複雜的關係子句切斷，再利用中文的主旨語突顯特性，串聯 各個小單位。

2008 年的市場崩盤使全球經濟衰退，至今仍持續低迷的狀態。這是由許多原 因造成的，其中一項因素就是數學。(英文母語受試者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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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在中英互譯中，句型的轉換對譯者而言是很大的難題，但在前人所提 出的分類中，卻沒有相對應的翻譯策略。在分析本實驗受試者的原案後，筆者認 為「主詞突顯」策略與「順譯切句」策略或許可以較為貼切的描述譯者所採取的 解決方式。

三、翻譯過程與翻譯品質

Pokorn (2005)的研究觀察母語為斯洛維尼亞語或英語的受試者，在譯入與譯出 母語的翻譯品質。結果顯示，翻譯的品質並不取決於譯者的母語，而是譯者的個 人能力、所採取的翻譯策略，以及對文本的語言、文化和所涉及領域的了解程度。

本研究受試者的翻譯品質結果與 Pokorn 的發現一致，也就是中文母語受試者做英 譯中的翻譯品質不見得較英文母語者來得好，且反之亦然。在英譯中的翻譯品質 評估中，雖然得分最高的是中文母語受試者 C5(93%)，但第二名卻是英文母語受試 者 E2(88%)。就所面臨的翻譯難題和採取的策略而言，兩組受試者的狀況十分類似，

唯獨在特定原文說法的轉換或選擇難題上有所差異。母語受試者可能會因為譯法 較自然而在表達分數上獲得較高分，但筆者認為這不足以對整體的譯文品質造成 太大的影響。

既然受試者在放聲思考原案中所報告的難題和採取的策略都類似，而且從英譯 中與中譯英的品質評量結果與難題點分布來看，得分與難題數量的相關係數僅為 -0.12 和-0.11；P 值分別為 0.46 和 0.68，未達統計顯著。也就是說，難題點多的段 落不見得是得分較低的段落，而難題點少的段落也不見得分數較高。這可能代表 受試者所採取的翻譯策略，確實解決了所面臨的翻譯難題。那麼真正影響翻譯品 質的因素，就不是這些受試者意識到的難題。筆者推斷，可能是受試者在未標記 的處理過程(unmarked processing)下意識所做的決定。

換句話說，受試者在某一段的得分較低，不一定是因為所採取的策略無法有效 解決難題，而是因為受試者根本未意識到譯文有問題，自然也不會在口語報告中 提出來。以英譯中第 3 小段為例，得分最高的中文母語受試者 C4 與得分最低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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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母語受試者 E3 在“Yet as we learned so painfully three years ago”一句都沒有遇上 困難，但很明顯的，中文母語受試者 C4 的譯文明顯自然許多。

但是，我們從三年前慘痛的經驗得知 (中文母語受試者 C4) 但，就從三年前慘痛的經驗裡所學到 (英文母語受試者 E3)

首先，在書面文體中，「但」一字很少單獨出現，其次，受試者 E3 的第二句 缺少了主詞。筆者認為若要改變譯者未標記的處理過程，建議還是得先熟悉翻譯 主題，並了解某一概念如何在兩種語言表達，以及提升兩種語言整體的程度。

四、與過去翻譯方向研究的關係

Pavlović (2007) 指出在協同翻譯時，受試者在譯入母語時，傾向在內部成員間 尋找答案，其暫定的解決方案較為流暢，且自我監控的能力也較譯出母語高。本 研究的實驗雖然採取個別翻譯的形式，但母語譯者亦是傾向使用一般性搜尋與選 擇(General search & selection)，向內尋求解決方案，與 Pavlović 的觀察類似。

Marmaridou (1996) 認為在譯入母語時，受試者採取字面導向策略的比例很低，

因為受試者已有相應的母語概念結構(conceptual structure)，用來生成意義。然而，

在譯入外語時，便比較難維持意義導向的策略，因為受試者的外語概念結構無法 完全或直接的啟用，因此受試者傾向翻譯字面。在本研究受試者的原案中，筆者 發現中文母語受試者在做英譯中時，往往會用中文將原文的意思換句話說重述一 遍，再開始翻譯。筆者認為這個現象與 Marmaridou 所提出的現象雷同，可能是中 英文互譯與希臘文英文互譯共有的特色。

在比較不同翻譯能力的翻譯過程研究當中，文獻指出資深譯者較傾向採取較高 層級的整體策略，亦即較注重譯文的整體風格與讀者的感受，而新手譯者則較傾 向採取較低層級的局部策略，亦即較注重特定字詞的翻譯。Bernardini (2002) 認為 過去在區分翻譯能力時，往往採用翻譯資歷作為區分標準，但她認為這個標準牽 涉太多變項，因此建議或許可以改用同一位受試者較習慣與較不習慣的翻譯方向，

作為區分翻譯能力的標準。根據本實驗的結果，筆者發現受試者在譯入與譯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