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變數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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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實證變數假設

如前所述，除了本研究之主要解釋變數，財政分權變數和其平方項之 外，本文歸納出其他可能影響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效率的變數， 其他解 釋變數分別為各省市地區的人口密度與各省市地區人均實質GDP。此外，

針對區域間不同的特性，本研究以西部區域為參考區域，在模型中加入兩 個分別代表東部與中部區域的虛擬變數，以控制此一區域特性的差異。本 研究亦加入時間趨勢變數，來分析地方政府效率與時間，是否存在顯著的 關係。以下針對上述幾項的變數，加以說明其何以被認為對於各省市地方 政府效率，具有重要影響與預期之影響方向。

首先，針對本研究所定義的財政地方分權變數進行說明。本研究所定 義之財政分權指標，是為了衡量各省市地區財政自主性的指標，指標越大 代表財政地方分權程度越高。如前所述，中國於 1994 年實行「分稅制」

後，各省市都要將稅收部分上繳中央，而本文的財政分權變數分子即為各 省市地區自留自用的稅額，分母則為自留自用的部分加上中央對地方移轉 性支付；如前所述，在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後，雖然每年上繳中央 政府的總額沒太大變化，但是地方可使用的稅額卻大幅上揚，若以本研究 所定義之財政地方分權指數衡量下，總體而言，地方財政的權限在實施「分 稅制」體制後呈逐年提升的趨勢。而因根據相關文獻發現，財政分權變數 和地方政府效率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的關係，故在本研究將財政分權變 數之平方項加入實證模型，以了解財政分權程度對地方政府效率實際的影 響為何。

在 Bird 與 Vaillancourt（1998）的研究認為，地方財政分權具有助於促 進地方發展、強化地方政府與居民責任、提升支出效能、總體經濟表現較 佳以及地方經濟愈趨繁榮等優點。此外，Bahl and Linn（1992）、Bi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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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ich（1993）這三篇文獻也相繼指出，地方財政分權化或是財政權力的 下放可以促進公部門效率的改善。Oates（1972）認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 優勢，更能代表該區民眾的偏好，由中央向地分移轉財政收支權力將更有 利於提高經濟效率。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Gordon（1983）發現，

適當的集權能發揮中央政府的規模經濟優勢，可以避免同級政府間財政競 爭的外部性成本。而 Bardhan and Mookherjee（1999）指出，財政分權會導 致地方腐敗進而降低地方政府效率。

而以中國為背景下，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效率造成正面影響之相關文 獻，分別有劉長生、郭小東與簡玉峰（2008）、駱永民（2008）、秦川譚鵬

（2010）等人。然而，在趙文哲（2008）之實證研究則發現，在引進時間 變數後，財政分權對各省市之技術效率分別會造成不一致的影響效果，發 現在 1994 年前財政分權有效提升技術效率，但在 1994 年後財政分權卻對 技術效率造成負向的影響。而對於財政分權程度對地方政府效率造成負面 影響的文獻，則有劉小勇（2009），其發現除財政自給率衡量的財政分權 指標外，其他財政分權指標衡量的變數對不同投入組合下衡量的政府效率 都呈現出顯著的負向影響。

結合上述理論文獻對於該議題的不一致結論，提供了本研究對於絕對 中央財政集權化與完全財政地方分權化，可能是對地方政府效率而言最有 利的兩種極端的思考。因此，本研究特別加入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

探討財政地方分權與地區性經濟成長是否存在非線性關係。在開始進行分 權時，地方開始獲得部分的財政權力，地方政府開始有能力針對該地區之 實際需求提供公共服務，可能是體制尚不夠健全、同級政府間的財政競爭 或是地方政府腐敗，進而降低該地區之政府效率。隨著分權的進行，這種 狀況會一直持續到地方政府效率最小化的臨界水準（critical level）。然而，

當分權程度越過此臨界水準後，地方政府擁有主導該地區決策的力量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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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可以針對該地區之實際需求提供公共服務，以提 升該地方地方政府效率。意即，財政地方分權化與地方政府效率間可能呈 現一個 U 型的非線性關係，故本研究預期財政地方分權變數的影響方向將 為負向，而加入分析的財政地方分權變數平方項，則預期為正向。

接著，當地區的人口越密集的同時，則象徵有越多的公共服務需要政 府執行，Grossman（1999）認為管理和監督成本與地區的人口密度呈負相 關，也就存在規模經濟的問題，這意味著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區，地方政府 提供公共服務越容易出現規模經濟效率，進而導致效率的提高。而在 De Borger and Kerstens（1996）亦指出人口密度對地方政府的效率值，有著顯 著正面影響。而為了探討該地區的人口密度是否會促進地方政府效率的提 升，於是在本研究加入了該變數，並預期其對地方政府效率造成正面的影 響。

另外，當一個地區的所得越高，也就代表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越 好，而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象徵了較充足的物質和優秀的人力資本，進而促 進地方政府效率的提升。駱永民（2008）等研究亦支持上述觀點。因此，

為了瞭解地方政府效率是否會因該地區人口所得增加而提升，本研究將人 均實質 GDP 加入實證模型中加以分析，並預期其為正面的效果。

又因各區域間不同的特性，對地方政府效率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力，因 此，本研究以西部區域為參考區域，在模型中加入兩個分別代表東部與中 部區域的虛擬變數。東部與中部區域，就整體而言較西部區域具有較高的 地方政府效率，因此本研究預期東部、中部區域虛擬變數，與地方政府效 率間具有正向的關係。最後，本研究加入時間趨勢變數，來分析地方政府 效率與時間是否存在顯著的關係，並預期其對地方政府效率有著負向的影 響。以上所述各項實證變數的說明，以及其對於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效率 的預期影響，列於表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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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本章小結

從過去的文獻中，我們發現影響地方政府效率的因素眾多，但在研究 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效率的文獻卻相當缺乏。有鑑於此，本章先於第一節 對本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介紹。接著，於第二節建立本研究的實證模型，並 詳細說明實證資料的來源。至於依據本研究實證模型設立之實證變數假設，

將在第三節中加以陳述。最後，第四節為本章內容之小結。

一、研究方法說明

本研究之設計採用結合了橫斷面與時間序列特性的追蹤資料，其不但 擁有橫斷面資料可以表達不同樣本之間特性的優點，又保有時間序列資料 的動態性質。此外，追蹤資料也可以降低估計上的偏誤、減少共線性的問 題以及提供更完整的訊息等好處。又因本研究採用DEA衡量中國各省市地 方政府效率，而估計出相對效率值介於0和1之間，故以其為本實證模型之 應變數時，需採用Tobit迴歸模型為本研究實證模型。而Tobit迴歸模型是用 來估計具有連續（continuous）性質，並再某一範圍自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 關係，其中「某一範圍」的意義為應變數的樣本具有上限或下限，或是兩 者兼具；而樣本受限的狀況將會破壞了原先線性（linearity）的假設，以致 於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eares，OLS）不適用應變數受限制的狀 況 ， 故 Tobit 迴 歸 分 析 的 實 證 結 果 相 較 於 OLS 迴 歸 分 析 法 更 具 有 效 性

（efficient）以及一致性（consistent）。

二、實證模型設定與資料來源

在實證模型設定這部份，因本研究採用DEA衡量1996-2008年間，中國 31個省市地方政府效率，而其估計出之相對效率值介於0和1之間，故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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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預計採用Tobit迴歸實證模型來探討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效率與其他解 釋變數間的關係。

在回顧眾多相關實證文獻後，本文歸納出幾個重要的解釋變數。除了 財政分權變數和其平方項之外，尚納入了各省市人口密度與人均實質GDP，

以上都是極具研究價值的解釋變數。另外，本研究亦加入時間趨勢變數，

並且以西部區域為參考區域，在模型中加入兩個分別代表東部與中部區域 的虛擬變數，控制此一區域特性的差異。除了時間趨勢變數、東部與中部 區域的虛擬變數外，以上的解釋變數皆採落後一期來計算，以避免變數間 存在因果關係（causality）與解釋變數內生化（endogeneity）的問題產生。

實證資料來源方面，衡量中國31省份的個別財政分權程度，其所需的 資料來源主要可從各年《中國財政年鑑》取得。而本文欲使用1994年實行 分稅制後的資料，對最近一次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效果進行實證估計。然 而，部分資料的獲得僅可從1995年開始，因此，該變數之資料範圍自1995 年至2007年止。另外，採用DEA估計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效率之所需數據 資料，分別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財政年鑑》。最後，在建 立實證模型的部分，除了財政分權和其平方項外，其他解釋變數之資料皆 來自各年《中國統計年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各省市地區中，以重 慶、四川的資料蒐集上最為複雜，1997年以前的重慶與四川各項相關資料 乃於各年《重慶統計年鑑》、《四川統計年鑑》中取得，或經估算而得。

三、實證變數假設

經過嚴謹的模型設定後，本研究緊接著為實證變數進行假設，並預測最後

的實證結果。而地方財政分權變數之平方項、人口密度、人均實質 GDP、東

的實證結果。而地方財政分權變數之平方項、人口密度、人均實質 GDP、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