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柏克的政治思想及其國際政治理論之應用
第二節 柏克與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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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並未全面被種族等級制度（racial hierarchy）所佔據，仍保有古老的階級秩序觀 念。這種建立在貴族制度之上的社會階級劃分方式，同時涵攝各種社會制度、並確保 社會秩序，一直以來都是英國政治的基石，亦是柏克所大力捍衛的英國傳統。印度與 英國看似差異極大的兩個文明，其本質卻是極為近似的，這種親近感正是構成一個社 會──帝國社會──的必要元素。
第二節 柏克與自然法
柏克對大英帝國的治理問題所提出的種種精彩批判，Jennifer Pitts（2005）將其稱為
「特殊的普遍主義」（peculiar universalism）。當 Hastings 面對彈劾審判時，他那帶有東 方專制主義色彩的辯詞即是「地理道德學」（geographical morality）的一種展現形式。地 理道德學聲稱道德與法律的界線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其效力僅對國內（municipal）有效，
所以Hastings 與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治理方式即便不容於英國法律與道德，在當地卻能 得到證成。當然柏克堅決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正義「不能透過地理界線和距離來衡量」
（轉引自 Pitts﹐2005：77）。同樣的，當大英帝國對愛爾蘭殖民地進行壓迫與差別統治 時，柏克亦提出批判並用其國會議員的身分希望能予以補正34。這些例證顯見在柏克思 想中確實存在一種普世的正義理念，而 Pitts 所謂特殊主義的面向，則是指這種道德理 念會和各地之傳統產生交互作用，此種作用在政治社群的集體自我意識建構上形成一種 多元主義的色彩，意即承認普世正義的道德政治可以做為民族之自我表述、並且能同時 欣賞不同的文化型態（ibid.：59、96-98）。
然而柏克所謂的普世正義之道德觀，其有效性基礎來自何處？Pitts 提到柏克時常訴 諸自然法，但這有違他對抽象理論的排斥，且柏克亦未系統性地、明確地闡述自然法理 論細節，所以 Pitts 主張最好將柏克的自然法觀念視為一種「傳遞道德責任之普世範圍 的手段」（ibid.：82），同時她也反對 Stanlis 對柏克所做的自然法詮釋：
34 例如解除愛爾蘭的貿易出口禁令，參 R. B. McDowell（introduction to WS﹐9：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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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is 聲稱自然法為柏克思想之基礎，他此番努力終究是毫無說服力的，
因為他忽略了柏克道德與政治論述的其他重要來源，而將柏克的普世主義 論述歸因於自然法基礎（例如他所有關於「正義」的訴求），並且忽視自 然法的地位與（更為經驗性的）萬民法（the law of nations）的差異。（ibid.：
286, n81）
令人費解的是，若 Pitts 將柏克訴諸自然法的普世道德論述理解為一種修辭手段，那普 世道德的有效性基礎將不復存在。Pitts 若僅是反對 Stanlis 單單以自然法一條路徑來理 解柏克的思想體系，大可不必否定掉自然法之於柏克的重要性。誠然如同 Pitts 所言，
柏克的道德與政治論述尚有其他重要來源，但這無損自然法作為其思想基礎的詮釋。
以下筆者將簡述Stanlis 的自然法詮釋來回應 Pitts 的批評。首先，自然法最基本的 定義為：「揭櫫於所有人類，上帝理性與意志的展現。」（Stanlis﹐2003：7）雖然自然法 的發展歷史演化出多種不同路徑與詮釋，尤其在 18、19 世紀時更是面臨嚴重的分歧，
即自然法的權威來源是否有必要訴諸上帝意志。這種革命性觀點認為自然法是個人理性 的產物、是純粹臆想的科學，作為倫理基礎的傳統自然法理論轉而被個人主義式的自然 權利觀點所取代（ibid.：24-26）。然而這種「自然法的世俗戲仿」（the secular parody of natural law）柏克顯然是無法苟同的。他不僅認為上帝的意志是「萬法之法、主權的主 權者」（ibid.：58），同時也說過凡人是無法握有無上之權力、無法憑自身意志主宰自己，
因為人生而臣服於「一個偉大、不朽、業已存在的律法」之下（WS﹐6：350）。可見，
Pitts 將柏克的自然法思想詮釋為一種手段，某種程度而言和上帝意志已無關聯，是淡化 掉柏克具有宗教色彩的一面。
再者，柏克雖然沒有對自然法之內容詳細表述，但這不能等同於不重視自然法。恰 恰相反，Stanlis 主張柏克所認為的自然法，其內容早已寫進英國憲法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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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部仿照自然之模式運作的憲法，我們接受、我們掌握、我們傳遞 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的特權，如同我們享受和傳遞我們的財產以及生命 的方式一樣。政策的機制、財貨、上帝的恩賜，都傳遞至我們手上，而 且我們也以同樣的方法與秩序傳遞下去。我們的政治體制被置於一個不 偏不倚的對應、與世界之秩序相對稱之中……。（WS﹐8：84）
柏克對自然法的理解確實不是以抽象理性的學院派風格加以剖析，但對他而言，上帝的 旨意存在於自然之中，人類對自然的類比即是自然法運作的方法。然而這種類比挪用的 方式是必須透過歷史與先例，意即須透過歷代眾人之智慧結晶才能在公民社會中展現出 自然法之精神。故自然法在各地社會也會有不同的應用──此即所謂之萬民法──但這 都不會消抹掉自然法之存在（Stanlis﹐2003：98-102）。當代萬民法的起源可追溯至Suarez 和Grotius 兩位國際法學者，他們面對的問題是當普世道德與各地的政治民族意識抬頭，
國際政治外交實務該如何與此二矛盾調和。如同 Suarez 所指出的，自然法作為國際正 義的道德基礎是不可能將其抽象地直接套用，而理應透過間接的方式，如市民法、習俗、
慣例、各種機制以及各民族的歷史處境等（Stanlis﹐1993：62）。柏克大抵上是承襲此種 觀 點 的 ， 惟 他 運 用 自 己 的 語 言 加 以 發 揮 ，他 強 調 自 然 法 的 應 用需 配 合 慎 思 明 辨
（prudence），此種道德審慎又和柏克的宗教神秘主義相關，自然和審慎使柏克相信社會 是一個「神聖的機構」（divine institution），而其源頭是人類所創造的（ibid.：96-97）。這 種神佑論（doctrine of providence）觀點就如同曾國祥（2009）所指出的，人的不完美
（imperfect）源於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但這並不代表人在此世毫無行動性（agency）可 言，因為上帝在創造萬物時已將「它的智慧根植在人性之中，並寫進了歷史裡頭」。
我們是否要採用Stanlis 那種以自然法統括柏克思想根源的論點，確實有待商榷，
但不可否認的是Stanlis 對於柏克之自然法思想的側寫是不容忽視的。至於柏克的其他 政治與道德論述之來源（雖然Pitts 沒有明講是哪些，但大抵上不會脫離傳統主義或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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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義），也應當與自然法同為根基，或者說，彼此相關、能夠相互解讀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