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 Karlbeck對於其在中國搜購的「淮式」銅鏡，所發表的分類整理。Oscar Karlbeck,
“Notes on some early Chinese bronze mirrors”, 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 4:1(Shanghi, 1926.01), pp.3-9.相關研究回顧參考林原，〈建國前楚文化硏究綜述〉，《江 漢考古》，3（武漢，1995.09），頁49-54。
38 王紀潮，《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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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史為題的論著逐漸面市：文崇一《楚文化研究》從楚國歷史與體制著 手，對楚文化作出全面性考察；饒宗頤〈荊楚文化〉列舉出土楚文物的藝術 風格，並將楚視為太平洋文化藝術的溫床。39
(一) 楚文化含義的轉變
對於楚文化研究所涉及的討論對象，其所涵蓋範圍歷經數次檢討，並且 展現出考古資料對於相關論題的影響力。首先隨著長江流域的考古成果日漸 累積，楚文化範圍擴增為「商周以來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是孕育道家黃 老思潮的文化體。而界定更為清晰的楚文化範疇，則是將討論限制於在楚國 立國的數百年，「楚人創造一種有別於中原或四周的其他古文化的文化」，亦 即認定楚文化即是楚國人所創造的文化。40不過，在日趨繁複的出土文物刺 激之下，學界意識到了「楚」一詞的指涉龐雜，包含了地域、政治、族群以 及考古學文化等範疇。41而1978 年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更重新勘定了楚文化 的範圍。
曾國是東周時期夾處於鄭、楚之間的姬姓封國，其墓葬文化表現與楚國 具有部份共通性。由隨葬銅器所顯示的鑄造技術來看，曾國作為豫南鄂北地 區的代表，鑄器技術和裝飾風格不僅與楚國互通，甚至可稱為是形塑楚文化 的參與者。42對於楚文化的界定，自此逐步析分出狹義和廣義的範圍，前者
11-13。
39 饒宗頤，〈荊楚文化〉，收入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臺北，
1969），頁273-315。文崇一，《楚文化研究》，（原收錄於中央硏究院民族學硏究所專刊 [1967]，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40 李學勤，〈新出簡帛與楚文化〉，收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楚文化新探》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28-39。李紹連，〈楚文化起源的幾個問題〉，收 入河南省考古學會，《楚文化研究論文集》（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頁96-106。
41 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文集》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58-159。蘇秉琦，〈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
──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收入氏著，《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218-224。
42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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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楚國與楚族作為討論對象，亦即為楚國的楚人遺存；後者則是以地域文化 的概念，意指任何以楚文化因素為主的遺存。具體而言，楚文化研究是由考 古學文化的角度出發，意指由「楚人實現的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行為的綜合 體遺存」，結合有物質與精神層次。43
楚文化範圍的擴大，不僅讓研究背景由楚國政權所轄領的有限空間，轉 化為涵納所有族群的楚系群體，也消解了論述的具體時間限制，使得楚文化 晉身為現代研究的地域性文化。相應於早期楚文化兼具中原與地方色彩的雙 元性，學者認為與晉、齊等地域文化並存的楚，是以中原文化為主幹的多元 文化混合體，具有「亦夏亦夷」的性質。44
對於楚文化認知的轉折，也展現於1980 年代以來的「楚文化史」研究。
以張正明《楚文化史》，與其所主編《楚文化志》為代表，相關論述所架構 的時間軸，不再比附傳世文獻的史實，而是以考古發現為基礎，器物技術的 演進成為楚史主要分期依據。並且憑藉考古學界對於器物自身的形態學分 析，指認出各類材質的典型楚式器物特徵。論者甚而將討論擴及楚文化的整 體精神層次，認為楚式工藝從仿作進化為別創之歷程，反映出楚人進取開放 與創新的思維。45部分研究者更將《楚辭》視為潛藏楚文化因子的文本，也 是先秦地域文化之中，唯一憑藉文字材料展現的文化現象或標本。並且提出
43 俞偉超，〈關於楚文化形成、發展和消亡過程的新認識〉，原載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
《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紀念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後收入氏著，《古史 的考古學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66。熊傳薪（主編），《楚國‧楚人‧
楚文化》（台北：藝術家雜誌社，2001），頁9。
44 學界目前對於早期楚文化的發展，普遍認為楚之公族為周文化的分支，南徙至江漢地區 後，融合代表庶姓的地方文化因素，成為周文化的地方類型，可稱為「周楚文化」，具 體的「楚文化」至東周時期才得以成型。張正明，《秦與楚》（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7），頁16-21。李維明，《豫南及鄰境地區青銅文化》（北京：線裝書局，2010），
頁380-385。王紀潮，《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頁31。
45 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張正明（主編），《楚文化 志》（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張正明、劉玉堂，《荊楚文化志》（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8），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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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劉綱紀，〈楚藝術美學五題〉，《文藝研究》，4（北京，1990.08），頁81-96。皮道堅，
《楚藝術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158。
48 楚系文化研究總集首見於1995至1997年間，由張正明主編18本的「楚學文庫」，該批論 著主要以新出考古文物為基礎，進而開展有關楚國文化擴張、工藝技術發展等專門性研 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285- 316。
50 李元慶在晉文化的研究中提出「國家文化」概念，認為所謂「晉」與「三晉」文化，所 代表的分別是晉國與其後的韓、趙、魏政權的國家文化。而縱貫晉乃至三晉政權興亡，
並且涵蓋戎狄部落方國的地域文化，則應另稱為「三晉古文化」；林天人則提出「三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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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文化面貌，但是卻與政權所領有的地域，產生程度不一的隔閡或疏 離。51如何能釐清中央地方之間的關係，以及核心與邊緣的往來模式，將是 探討地域文化最為關鍵的課題。
(二) 物質文化研究
楚系文物研究繁多，有關楚地物質文化的探討，大部分採取了以器物材 質的分類，所累積的討論遍及銅、陶、木、玉石料器和織品等；其次則從器 物的功能著手，相關研究成果在工具兵器之外，便是几案、俎、座屏等家具。
52作為家國重器的銅禮器，討論最為周詳；以下試舉楚系銅器研究為例，檢 視對於楚系文物的研究模式與成果。
青銅器的楚系風格是由別具特色的器類組合、設計形式，以及繁複紋飾 所組成。以淅川下寺楚墓的隨葬銅器為代表，楚人於春秋中期進入禮器的創 新階段，分別從器類、器體形態與裝飾等幾個面向，塑造自身風格。此一現 象普遍被視為楚文化成形，擺脫中原周式文化的分界點。53本時期以淅川下 寺楚墓所出的隨葬銅禮器為代表，墓葬使用獨特的升鼎，以簠取代簋，並且
區域文化」，追溯古三晉地區在歷史流程中的文化變遷。李元慶，《三晉古文化源流》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37。林天人，《先秦三晉區域文化研究》（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頁1-3。
51 劉影認為三晉政權的「國家文化」與其所統領的地域實體之間，具有「離地度」。劉影，
《皇權旁的山西：集權政治與地域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33。
52 此類模式的研究，特點在於較不受制於器物材質，例如由金屬與漆木皮革配件組成的車 馬器，而銅俎與木俎也可共同討論，較有助於貼近器物使用環境的原貌。李德喜、陳善 玉，〈楚國家具初探〉，《南方文物》，1（南昌，1993.03），頁39-45、116。聶菲，〈楚 系墓葬出土漆案略論〉，《南方文物》，1（南昌，1996.03），頁100-105。聶菲，〈楚 式俎研究〉，《文物》，5（北京，1998.05），頁35-40。
5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浙川縣博物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38。淅川下寺器群最早的時代訂為春秋中期偏晚，張 昌平則認為進入春秋中期，西元前648年楚滅黃便可視為楚文化的形成時間，並且指出在 春秋早期偏晚階段，豫南鄂北地區已有楚文化特性的萌發，黃國的亡覆等於此一地域非 楚青銅文化的消失。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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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彭裕商，〈東周青銅盆、盞、敦研究〉，《考古學報》，2（北京，2008.04），頁17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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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Jessica Rawson, “Ritual Vessel Chang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收入邢 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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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簏書社，2006），頁203-208。邢 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和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 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0），頁68-69。黎石生，〈里耶秦簡中的兩個小問題〉，
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 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 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18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