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郢都核心區的結構
第三節 鄢、郢孔道的發展
二、 郢都文化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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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郢都文化區的範圍
郢都紀南城週邊的地理環境,若是朝南向拓展,則因緊臨長江水岸,東、
西側又分別為雲夢澤地與峽江區,縱使水運便給,發展空間仍受局限。相形 之下,北部地勢較為開闊,可充分納為城市經營的腹地。加以楚人在荊山南 麓與沮漳河流域,已多有開發,累積一定基礎,郢都的擴張當以北向為主。
就考古發掘資料來看,在郢都紀南城以北,具體可見紀山墓區、十里聚落區、
響嶺崗等遺址群。以下逐次討論其性質與相互關係。
(一) 紀山墓區
紀南城遺址以北的紀山地帶,墓群分佈密集,更不乏自成秩序的大型土 塚及陪塚,紀山之地無疑是楚人高層貴族的墓區,並與紀南城西側的八嶺 山、馬山墓群相連。
此一地區已發掘的墓葬概屬戰國中期以後,墓主俱為士階層的貴族。未 經過盜掘的黃付廟墓葬隨葬禮器以陶禮器為主,墓主身份可能為「東宮之師」
的郭店一號墓,在被盜掘後,仍殘存幾件銅禮器,但未見陶禮器T(包含殘片)T, 顯示同階層人士使用的禮器材質,取決於墓主個人身份與經濟地位。
(二) 十里聚落區
1. 十里墓群與聚落
紀山以北至十里鋪鎮,當地已發掘包山、門板山與簡家灣等,整體呈南 北軸直線分佈的戰國墓群,再加上目前已發現的墓塚,本地過往被統稱為「十 里墓群」。此區墓群最南端為包山墓地,該墓與周鄰遺存的地緣關係較不緊 密。其墓地等級最高之墓主,為懷王時期主管國家司法的左尹昭佗,屬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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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裔,享大夫之禮。TPF129FPT包山墓地被視為葬有家庭兩代成員的墓地,但昭佗未 見授予封邑,墓地之擇選與墓主關係未明。在包山墓地北,屬門板山墓群的 十里磚廠一號墓,墓主身份約當大夫與士之間;而簡家灣墓群大體為涵蓋 士、庶兩級的墓葬。
在墓區之外,十里鋪鎮轄區內其實還有生活聚落、製陶作坊遺址出土,
遺址整體分布一如墓群呈直線排列。包山墓地之北有胡家崗遺址,為具有製 陶功能的聚落。簡家灣遺址亦出土陶窯,該地應可與鐵匠灣遺址劃歸為同一 作坊居住遺址。而在胡家崗以北至簡家灣之間,也陸續發現聚落遺址。當地 製陶產業大約開展於春秋時期,作坊規模不大,因此其陶製品的產銷規模,
只限於地域內部的物資流通。在戰國中期以後,本地尚未發現具有代表性的 遺址,相應則是墓葬數量的集中性增長,此現象或許顯示了當地社會在戰國 後期的變化。
在十里聚落區的東北部,何橋古城遺址以及一批分佈密度極高的戰國墓 葬,結合為一處聚落。該地與十里聚落區的關係,尚待進一步資料釐清。
2. 十里聚落區北緣(五里鋪鎮)
五里鋪鎮地區出土的左塚墓群,地處荊山沮漳河流域,而煙垢鎮的四 塚、牛奶山墓群,則鄰近漢水西岸。兩處戰國中後期墓群的地理位置相隔較 遠,正好處於荊門沙洋地區的東西兩端。但彼此墓葬風格相為呼應,都是以 楚式墓習見的葬制為基礎,再附加地區性特質。
四塚墓群目前僅發掘一號墓,該墓未見白膏泥封填,但在墓坑設有楚墓 較為少見的腰坑。該墓出土的銅匕首,形制特殊,為楚地首見之兵器類型;
龍紋玉璧T(M1:8)T的設計也有其獨特性T(圖 2-3-2)T,該只玉璧的獸面紋飾止於 獸的吻部,不見獸口,此類形式過往多見於器物鋪首。TPF130F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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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吳郁芳,〈包山二號墓墓主昭佗家譜考〉,《江漢論壇》,11(武漢,1992.11),頁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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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獸面鋪首由於獸面口的部位要配以銜環,因此對於獸面的呈現止於獸面鼻吻處,四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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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 四塚1號墓出土玉璧(M1:8)
資料來源:荊門市博物館,〈湖北省荊門市四塚一號楚墓〉,頁31,圖七:4。
左塚墓群墓主屬大夫與士階層,在荊門地區出土墓葬之中等級較高。不 過一如發掘者所提出的疑點,左塚墓群的墓坑結構與葬制深富特色,不僅封 土和墓坑的比例過大,槨室也採取拼接的方式構築,而特殊棺具擺飾,女性 墓主陪葬相當數量兵器,也透露出左塚墓群的文化表現,已涉及禮俗層次的 差異。然而,本地墓群與楚國的關係,除了M3 墓主持有之「楚王孫漁之用」
戈、附文字棋局,左塚隨葬文物尚有流通於楚境的非實用器。例如M2 與M3 均有出土的鳥形銅杖首T(M2:13、M3:35)T,亦見於郭店1 號墓葬。
五里鋪鎮地區,雖然出土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但卻未見東周時代的聚 落遺存。左塚墓群的南部有松坪墓群,大致與十里鋪的遺址相連接;西邊則 發現白玉塚墓,封土規模不遜於左塚M1。TPF131FPT本地在戰國時期的人文地景,基 本是以中高級貴族的墓群為主,聚落型態仍缺乏足夠資料判別。
號墓玉璧龍面,其構圖設計可能襲仿自鋪首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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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松坪墓群面積為1,000平方公尺,當地曾發掘20餘座土坑墓,出土銅、陶和漆木器千餘件。
白玉塚墓封土現存直徑70公尺,高度10公尺。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
(湖北分冊)》下,頁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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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均相同。Nils Palmgren ed., Selected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Gustaf Adolf,‧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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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鄢為中心的襄樊地區。TPF139FPT子陵崗地區長期的發展,雖然屬於楚國政體的一 部分,但就其文化表現,自春秋時代以來的地域性因素仍發揮作用,而關於 高層階級流通的奢侈品,郢都的影響力可能遜於鄢。
圖2-3-3 戰國楚地出土的人形銅帶鉤
圖片說明:1. 郭家崗墓帶鉤T(M115:6)2. 瑞典私人藏品 3.T 襄陽王坡墓帶鉤(M134:1)
資料來源: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羅坡崗與子陵崗》,頁54,圖九:4;Nils Palmgren ed., Selected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Gustaf Adolf, Grown Prince of Sweden, p.44, fig.
1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頁 171,圖一二六:6。
商周時代中原勢力與長江流域的聯繫,主要仰賴漢水以東的隨棗走廊。
西周時期由中原攜入的銅器,出土點亦集中於此境,可知周人南下江漢大多 仰賴此條通路。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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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周王朝的「南土」,基本是以漢水以東地區為底,配合封
Grown Prince of Sweden(Stockholm: Generalstabens litografiska anstalts förlag, 1948)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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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在襄陽王坡墓曾見有一只人形銅帶鉤(M134:1),形式配置相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5),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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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楊寶成(主編),《湖北考古發現與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頁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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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設置而成,並且維持商代以來,漢水兩側地域發展互異的結構。PF141FP 春秋時期,以荊山、沮漳河流域為根據地的楚人政權,無疑轉變了江漢 流域的政治地理結構,「荊-襄」通道的重要性日增。武王熊通在位時期T(西 元前740-690)T,是以控制漢水流域為目標,數度進兵漢水以東的周室封國。武 王35 年,大夫鬬伯比言告武王「吾不得志於漢東也」,即顯示楚圖謀漢東之 區已久,只是受制於漢東姬姓封國,無法進入漢水東岸。就在同一階段,楚 國對於治下漢水以西腹地,也開始進行地域系統整編。武王滅權,又遷權於 那,首度建立縣區,乃為最明顯之事例。
然而當楚國確立以郢為都,鄢為陪都的統治格局之後,鄢、郢之間成為 楚人根據地,也同時被納入楚系文化的核心。本節以出土資料為中心的討 論,則對郢作為都城,其文化風尚向外幅射的範圍進行基礎的界定,認為所 謂的郢都文化區應以響嶺崗為界。在此界線以北,地方楚人與各系族群的文 化擇選空間,無疑擴增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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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周人出南陽盆地至襄樊,順漢水而下,也可直抵江漢匯流處,但終西周一世,周政權在 漢水以西地區始終未能取得主導權。關於西周政權拓殖江漢的討論,詳見拙著,《商周 南土政治地理結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頁51-94。